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时说，“濮阳仰韶时期墓葬的龙虎蚌塑图被证实为天文图后，不仅把中国天文学的‘四象’传统在夏鼐的基础上又前推了3700年，让历史翻了一个跟头，而且还让那些坚持中国‘四象’西来的人哑口无言。濮阳天文图不但是中国最早的天文图，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图。我们不说埃及、巴比伦、印度的天文学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但至少别人不能再对我们说三道四，如果他们想再说，那就必须拿出比濮阳天文图更早的证据来！”

“中华第一龙”中隐藏着太多太多的秘密，但它究竟还有多少未解之谜在等待我们破解呢？“研究刚拉开序幕，我作为其考古发掘人，正在夜以继日地整理资料，光贝壳的资料，我已整理出8万多字，其他的就更多了……”孙德萱虽然从濮阳市文化局副局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了，却“骑龙难下”，他谈起“中华第一龙”就成了“话痨”，和记者“喷”了整整两天后，还想接着再“喷”下去。

●天佑吾华“第一龙”

成群的野鸭游来荡去，点缀在西水坡1800多亩波澜不惊的水面上，黑色的野鸭与倒映在水中的蓝天白云、绿树古墙相映成趣。

西水坡水库是濮阳的水源地，李文颖和马学泽蹲在水边，眨眼间站起来，手上就多了数枚3类不同的鲜蚌。“‘中华第一龙’就是用这3类蚌壳摆塑的。这河蚌繁殖得很快，就是怕污染，水一旦被污染，这河蚌很快就会死去。从我们这儿向正北看，约200米处的水面就是1987年出土‘中华第一龙’的地方。”他们两人是当年西水坡考古工地的带方者（就是带着民工发掘一个个5米见方的大坑，这坑在考古学上被称为探方），都在濮阳戚城景区管理处工作，李文颖是该处主任、副研究员。

西水坡位于濮阳县城老城墙的北侧，这儿原是濮阳老城内的一块低洼地带，在这样的地方建水库，文物部门自然是要“跟进”的。

1987年4月1日水库工程动土后，挖土机在前面轰鸣，文物部门的人员就紧跟在后面寻找“宝贝”。“那情景惨极了，尘土满天飞，我们只好用毛巾把头包起来，露着眼睛满地找文物，看到什么砖头瓦块碎瓶烂罐的，就叫挖土机停下，然后在这儿插个我们从附近柳树上砍下来的小棍儿，把其列为挖土机的禁区。

后来，整个工地都插满了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柳棍，一算有5万多平方米，挖土机简直就寸土难挖了。”李文颖说，“然后我们进行抢救性发掘，在清理出30多个普通墓葬后，并没有发现特别重要的文物，这时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不期而至了。

无奈之下，领导决定集中发掘一下，就此准备草草收场。当时考古工地上有100多号人，再说考古发掘也是个很细致的活儿，不是赶大集，那么多人挤在一块儿，从探方里撂出来的土都没地方搁，还咋干活？尽管有人吆喝，我就是不想和大家挤在一起干，偏在我原先开挖的探方附近开了新方。大约挖了1米多深的时候，市文化局的人事科长来到工地，通知我离开工地，第二天到局里上班，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6月12号。”

8月17日一早，在李文颖搭乘市文化局副局长、西水坡考古工地总指挥孙德萱的便车去局里上班时，孙德萱对李文颖说：“听说工地上挖出来个蚌壳摆塑的东西，有人说是狗，有人说是虎，有人说是龙，争论不休，要不，咱们去看看？”到工地后，李文颖看到东西就说：“这是龙，不是别的！”看看探方，正是自己坚持要开挖的那个。

据在该探方挖土的民工舒金梅回忆，当时他们4人在清理中发现有蚌壳后，就马上叫来了李金堂师傅。“李师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的技工，解放前曾跟李济、董作宾在小屯搞殷墟发掘，很有经验。”

孙德萱对记者说。李师傅首先清出来了个尾巴，然后顺着尾巴继续向北清理，“越看越像个蛤蚌（河蚌）壳摆的东西，用了几个小时，整个东西才弄出来！”另一个在此挖土的民工张二旗说。

孙德萱当即决定自龙向西继续清理，之后发现人的骨架，再向西清理，又挖出一条虎来。“虎出来后，前面的那个东西就肯定是龙了！”李文颖说，“多亏坚持开了这个探方，不然我们收兵后，挖土机轰隆而过，还不知道会把它糟蹋成什么样子，搞不好整体一掀，七零八散，什么都没有了！不就是蚌壳和人骨头，也没有棺材，更没有盆盆罐罐，开挖土机的师傅是不会把这些东西放在眼里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水库工程施工单位正嫌我们碍手碍脚，他们发现这些东西后，能向我们文物部门报告吗？很难说呀！”

该墓葬是西水坡考古工地发现的第45个古墓，所以它被命名为西水坡45号墓

所以濮阳被誉为---中华龙乡

由于龙这一神异动物自古以来就和宗教崇拜、艺术创作、科学认识等诸多文明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所以，西水坡蚌图的发现，首先为龙文化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建国以来，在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都曾发现过新石器时代有关龙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如内蒙古赤峰地区和辽宁西部红山文化的玉雕龙、湖北黄梅县的卵石摆塑龙，山西陶寺出土器物上的盘龙纹等，这些发现曾引发考古界和史学界对龙文化的探索。

人们曾预言，具有发达原始农业的黄河流域，有可能找到原始龙文化的影子。这一推测在1987年终于得到证实。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宋兆鳞先生认为：“龙的形象在中国史前时代是多源的，但是，以西水坡的蚌龙为最古老，可以称为‘中华第一龙’。从这一点可以证明，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所以说龙的主要故乡在黄河流域，在濮阳。”③北京大学考古系邹衡先生也对这一点作了肯定：“中夏文明，渊源有自，龙虎俱在、铁证如山。

”尤其重要的是，与我国其他地方发现的龙迹相比，西水坡蚌龙是作为陪葬品的形式出现于墓葬中，并且和虎相伴出，这就提示学者们：蚌龙不仅是名副其实的龙，而且在仰韶时代就和先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在先民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长期以来，有关龙的原型为何物的争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到目前为止，共有十几种说法）。

部分学者仍然坚持闻一多的图腾组合说，由此否定龙的存在。从艺术创作的角度，龙的原型很多，“三停九似”已经说的很清楚，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古代是有龙的，只不过史前时代的龙和后来的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西水坡的蚌龙是真正的龙——鳄。在很早的时候，祖先是把鳄称作龙的，由于历代艺术家在载体上进行表现和艺术加工，才失去了原来的真貌，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艺术“九似”龙。

《左传》所载上古有“御龙氏”、“豢龙氏”，也并非向壁虚造。从远古时代鳄龙发展为后来的艺术龙经过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而从艺术构图的角度考虑，西水坡蚌龙已经具备了后来传统艺术龙的大部分要素和创意，即和秦汉明清龙一脉相承。

从这一意义上讲，西水坡蚌龙是名副其实的“中华第一龙”。笼统地称龙的原型为“闪电”、”蛇”、“猪”，都只是抓住了后来龙的局部，未能触及龙的实质，历代龙的形象彼此不同，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怎么会有一个统一的“原型”呢？

西水坡蚌砌“中华第一龙”出土后，立即轰动了海内外，并引发了对龙文化精神实质的探讨。西水坡蚌龙遗迹有三点被学者们关注：

一是蚌龙的时代和地域。蚌龙发现于历来被称为中华民族摇篮的黄河下游、古史传说中“颛顼之墟”（春秋时被称为帝丘），而且，碳十四科学测定其年代为仰韶时代早期距今6460+-135年；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也相继出现了不同造型的“龙纹”。

二是西水坡蚌图第一组出土于墓葬中，而且作为随葬品龙虎相伴随。第三组又有人骑龙形象。三是在塑造蚌龙的时代，这里气候湿热，水域广阔，水草茂盛，有所谓雷夏泽、大野泽、菏泽，最适合鳄的生存。而“雷泽”即传说中华肯履大迹孕伏素之处。

以上三点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起源的早期就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之根，黄河流域仍然是最先进、最发达的地区，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主根之一。

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传人”，在西水坡找到了最为有力的注脚。“中华第一龙”在濮阳出土并非偶然，是这一古代文明胜地所应有的杰出作品。有的学者，从濮阳龙产生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这一独特视角，比较了商代龙与濮阳龙造型上传承关系，认为“‘濮阳龙，与鳄的‘亲缘’关系以及濮阳龙作为后世‘中国龙’的直系祖先的观点，可以从商王朝礼器上已趋于定型的龙纹中得到证据”。“以濮阳龙为主根系，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吸收各区系‘龙’的‘神’与‘形’，融合而成的‘商代龙’是为中国龙的祖型。

在其后，特别是在秦汉帝国建立之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龙的‘精’、‘气’、‘神’及龙的造型不断深化与丰富，而使龙具有了腾云驾雾，翻江倒海，呼风唤雨，气贯长虹的无穷神通，它充满活力，成为无与伦比、无可替代的中华民族的族徽，成为中华全民族精神上的血缘纽带。而龙一度曾被赋予的皇权象征的特质，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瞬间变异而已。”④为什么许多中华人文始祖如伏羲、黄帝、颛顼都和龙有关系，从这里也可以得到科学的说明。蚌龙出土之所以在海内外引起偌大的轰动，在濮阳一时也到处出现了众多带“龙”字的商店、宾馆，并引以为自豪，其原因就是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这一文化传统的核心就是“大团结”、“大统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义利观文化——华夏民族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这一观念产生一股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炎黄子孙共同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奋斗。

濮阳市位于河南省东北部豫鲁冀三省交界处，位居中原，紧靠黄河。濮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上古时代，濮阳是五帝之一颛顼及其部族的活动中心，故有“颛顼遗都”之称。秦汉以来，这里一直是黄河中下游市商繁荣、农事发达的地方。1987年在濮阳出土了距今6400多年的珍贵文物蚌塑龙形图案，将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400多年，被国内外考古界誉为“中华第一龙”。因此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命名濮阳“龙乡”。

濮阳资源丰富，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煤、盐等，其中石油储量10多亿吨，天然气储量2000多亿立方米。濮阳是中原油田所在地，是国家和河南省重点建设的石化基地之一。

西水坡遗址，位于濮阳县城西南隅，平面呈曲尺形。1987年发现三组蚌图后，1988年又进行大面积揭露，共开探方、探沟170余个，加上对遗址南端30座东周排葬坑的清理，总计揭露面积6000平方米，文化层自上而下为宋、唐、晋、汉、黄河淤积层、东周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和仰韶文化层。仰韶文化层又分上、中、下三层，发现的遗迹有房子、窖穴、灰坑、窑址、成人墓葬、儿童瓮棺葬。发现的遗物有石耜、石斧、石铲、石磨棒、石磨盘，以及鼎、罐、钵、瓶、壶、盆和碗。陶钵的口外沿多饰宽带纹红彩，少数陶器饰叶状纹、三角形线条纹、弦纹、指甲纹、划纹、乳钉纹、锥刺纹、麻点纹。在东周层中发现30座阵亡土卒排葬坑和一批小型墓葬。龙山文化遗存有灰坑、墓葬和瓮棺葬，以及一些灰陶、红陶和棕陶，相对来讲，这一时期遗存较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