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3-23 21:07
《中国》是一本什么杂志，到底有什么价值？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中国》的存在时间是1985年初到1986年底，起初是双月刊，后来改为单月刊。丁玲去世后它被改为专门发表长篇小说的季刊。为此，北岛等作家愤而退出作协。
一本杂志，读者拿到的时候往往关注的只是内容，但它作为一个产品，更多的制作功夫在外围：刊号，审批，印刷，发行，监管，等等。而每一个环节都无比琐碎和具体，都需要人脉，需要钱，需要上上下下的跑关系。丁玲为此找习仲勋，找胡锦涛，找李锐，找皮包公司借钱，能动用的关系她都动用。书里收了她写给这些人的信以及这些人给她的回复的照片原件图。文化界、文学界的巴金、叶圣陶、孙犁也给了她一定的支持。
创刊宗旨是一本老作家的刊物，但产生之后，它却慢慢开始在八十年代末之前承担了承上启下的功能，也部分承担了文学干预现实的功能。文学“新生代”的崛起，《中国》功不可没。它发表当时备受争议的遇罗锦的散文，发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文章，发表了北岛、韩东的诗歌，发表了残雪、格非的成名作，发表了贾平凹的小说。杂志的价值和意义也开始慢慢显示。但是这个时候，刊物的编委内部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刘绍棠愤而离开，其他编委也纷纷表示要散去。
从丁玲办《中国》的过程中就能看出，为什么作协会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而是是非非背后为什么说起来总是没完没了，纠缠不休。牛汉撰写的《中国》的终刊词引用了一位诗人的诗句：“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现在的人，即使是中文专业的，恐怕也是大多熟悉丁玲的名字，对她小说的价值认识却不一定清楚，反而更多的人第一反应她是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其实，她只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人。在中国，个性鲜明总是异类，尤其是在大时代动荡的时候。而左、中、右在建国后的中国，何曾是铁板一块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