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邵培仁

副主编：李岩郭乐天

论文评审专家: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国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郭庆光教授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昌凤教授

清华大学传播系李希光教授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系丁柏铨教授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昆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吴廷俊教授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陈培爱教授

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郭镇之教授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新闻系戴元光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咏华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韬文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朱立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英语与传播学系祝建华教授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传播学系尹德刚教授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院陈世敏教授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林念生教授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邵培仁教授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岩教授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梦新教授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孙沛然教授

21世纪是信息的世纪，现代传媒则是信息的重要载体，传媒形态的发展变化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从我们祖先的结绳纪事到互联网络的遍布全球，传媒改变着人类联系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以至于有的学者指出信息传媒就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如果说科技工作者在他们的领域不断提升着传媒的技术，着眼于传媒的“硬件”建设，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则对传媒进行着“文化”的观照。

在人类迈向全球化的今天，传媒技术的进步、传媒市场的扩张、传媒竞争的加剧带来了传媒管理、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现象、传播特点、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民族特色与国际潮流的接轨、各种传媒之间竞争与融合互补的双向关系、传媒受众的信息渴求与苟求、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新建构等等，都为传播学者提出了更复杂的研究课题，也提供了更开阔的研究背景。

我们的杂志立志于应对这种挑战，为当代传媒研究开辟一块阵地，让丰富的学术思想得以展示、交流和碰撞，为海内外传播学者构架一座相互沟通联系的桥梁。我们立足中国传播与媒介本位，也放眼海内外传媒发展的新态势；我们聚焦传媒研究的新问题，也回顾、梳理历史的成果和经验；我们着眼于传播学自身体系的确立完善，也鼓励学科的交叉融合；我们力求学理的深透，也兼顾实际的应用。话题讨论是我们编排上的特点，见仁见智是我们倡导的学术氛围，以文会友是我们内心的期盼，引领学术潮流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林木的根深叶茂都源于生命的新绿，我们真诚地希望在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支持下，共同将这片新绿培育成参天大树。“但开风气不为师”，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不断开拓面向未来的学术视野，繁荣和推动传播学的研究。

1、专题论文

每期将选定或突出一个重点专题进行研讨，其形式可以是由三至四篇论文围绕一个中心构成的专题研讨，也可以是由一篇靶子论文引出相关议题而形成的一组专论。专题论文的组织与编辑将以相互独立、各有特色的环抱形式呈现和以对话、响应、再响应的互动形式呈现。每篇专题论文的篇幅可在8000－15000字之间。

2、一般论文

每期的一般学术论文均要求其内容与传播有关，篇幅原则上以4000——8000字为宜。

3、论文选粹

每期可以在导师的推荐下，精选发表一两篇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优秀论文的精彩部分。精选的博士论文一般不超过12000字，精选的硕士论文一般不超过10000字。

4、传媒窗口

设置此栏目的意图是开拓传播研究的视野，启迪传播学者的心智，其内容主要有：国内外传媒领域的新动态、新举措，世界传播学界的新思潮、新观点，传播科技的新发明、新创造对传播研究的新启迪，其它学科的新知识、新进展对传播研究的新贡献。

5、书籍评介

书籍评介的内容包括：最新出版的有一定社会影响和创新性的传播研究书籍的评介；与本期专题研讨有关的国内外重要书籍的介绍；新闻与传播研究经典书籍的重新阅读与评介等。书籍评介的文章一般不能太长，通常应控制在3000字以内。

6、大事名人

记录中国传媒和传播学界的重要事件，介绍传媒领域和传播学界的著名人物。

1、多元多样观念。物种多样是生态系统健全、完善的重要特征。同样，知识多元化、学科多样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则是现代科学研究体系的关键标志，也是科学进步、知识发展的基本形态和必然趋势。

2、地位平等观念。确立科学研究中的平等思想，反对等级观念和制度，各种学科不分高低贵贱，都有其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和权利。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两者之间地位是平等的，两大学科群内部各种不同的学科之间，不论其是传统学科还是新兴学科，也都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践之分。

3、共存共生观念。当不同科学或知识体系为了生存与发展进行竞争时，承认并尊重其他学科的科学价值和生存、发展的权利，在基金设立、课题立项、资金分配、价值评判等问题上不采取歧视性政策或标准，树立共存共生的观念，“生活并让他人生活”是比“要么你活，要么我活”更重要、更人道的科学生态原则。

4、分工互助观念。互动互助，分工协作，是当今发展和繁荣包括新闻与传播学科在内的各门科学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也是当前科学研究中强调交叉研究、边缘研究、整合研究的重要原因。分工互助可以使人、财、物、讯（息）等资源在更大范围得到交换和共享，形成优化组合、合理配置，从而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因此应该大力提倡。

5、互惠互利观念。传统的竞争观念是将竞争当战争，把市场当战场，视对手如敌手，不考虑共生互利，主张置对手于死地。在当今相互依赖日益增强的社会里，我们主张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各个领域之间要强调互惠互利、共存共赢意识，寻求建立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新型“竞合关系”。

我们提倡学术先行。理论由实践而生，又由实践而存，但它不能因此成为实践的附庸。中国新闻与传播界曾经一味注重实践先行，认为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拒绝理论的先期探索与指导，不仅容易导致实践的盲目性和危险性，增加失败的机率，而且容易错失良机，影响媒介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不会对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总结持有异议，但更提倡和主张先进行理论探讨和思想冒险，再让理论在实践中试验，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深化或修正理论，然后再逐步予以政策规范。这样的机会成本最低，也利事、利国、利民。

我们提倡学术自由。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概念和理论在本质上是‘人类思想的自由发明’，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创造活动。”杜威认为：“归根到底，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发挥个人潜力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首要条件。”新闻与传播学者必须有学术研究和议论的自由、发表和传播学说的自由。新闻学和传播学在猜疑和不信任的气氛下无法蓬勃发展。人类历史反复证明：每当人性受到禁锢，自由发生危机，创新就处于停滞状态。一旦人性获得解放，自由重返社会，人类的创造发明就层出不穷。为了不让人类的文明枯萎，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学术自由呐喊。

我们提倡学术宽容。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耐心倾听、公正对待、宽大容忍，是与自由一样重要的。宽容能唤醒人的生命感和价值感，能激发人的生机与活力，能诱导人的创造力量和潜在力量。宽容的本质不是“制约”而是“解放”,不是“克制”而是“大度”。由于学术研究中的争论者可能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或许他还顶着许多世俗的光环和一些自以为是的东西。那么，当非学术力量人为地以及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学术争论时，呼吁学术宽容便不是无的放矢了。

我们提倡学术创新。创新是人类的精神特权，是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创新是对现状的突破和对现实的勘误，也是对权威的挑战和威胁。在更深的层次上，是多数人害怕在新思维的冲击之下，世代艰苦建成的知识大厦会土崩瓦解。哥白尼为何直到临终才出版《天体运行论》？他不是惧怕教会的反对（事实上当时教会一直支持他保护他），而是不敢面对天文学同行的嘲笑；现代集合论的奠基者康托为何终其一生未能在德国的重点大学里获得教席？因为他对实数性质的重要发现被当时的数学界权威视为异端。为了避免学术研究的创造过程蜕变为制造过程，我们拒绝平庸，反对抄袭，抵制腐败，力主创新。

我们提倡学术合作。新闻与传播研究不应该只是个人特立独行的沙漠之旅，而应是人们思想交流的广场；学术研究的成果也不应该只是少数专家学者的案头陈设，而应是大众的精神食粮。面对信息爆炸、知识革命的巨大冲击和新旧知识体系嬗替、整合、互动的剧烈阵痛，以及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我们不仅需要思想的交流与碰撞，还需要学术研究中的相互支持和真诚合作。学术合作可以使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效率更高，可以使学术研究与时俱进，释放出空前的巨大能量。

一、主旨高远，视野开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中国传媒业在近些年发展迅速，业界的兴盛导致众多的高校设置新闻与传播专业，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新闻与传播领域的研究中来，理论的探讨空前繁盛，新闻学术期刊也层出不穷。但是纵观国内的新闻与传播学的学术期刊，总感觉视野狭窄，大都局限于某一具体的专业内部。所刊发的文章多是具体的业务技巧的探讨、从业经验的交流和一些采访的杂感，多是过时之论或应景之作，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并不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就更少见了。

而《中国传媒报告》在创刊伊始就开宗明义，声明要以学术精神致力于传媒理论的研究和现象的分析与探讨，直面现代传播实践，立足中国传播与媒介定位，面向海内外传播理论界与实践界，聚焦中国传媒的建与发展，关注全球传媒发展的新动态、新走向，追踪世界传播研究的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反映海内外传播学界的最新成果，鼓励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不断开拓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学术视野。在第一期就刊发了几篇具有总结性的长文，如童兵的《中国理论新闻传播学研究百年回顾》、张健康的《二十世纪舆论学研究回顾》等，这些总结性的论述对前一个较长时期内的理论研究站在学术史的高度做一个宏观性的综述，资料翔实，论证严谨，述评得当，对以后的研究者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还有一些前瞻性的文章，如戴元光的《加入WTO后中国传媒面临的五大问题》，金冠军的《加入WTO对中国影视业影响研究》和吴飞的《试析我国传媒集团发展战略》等。这些文章站在国际视角又立足本土实际，既有理论的概括，形势的预测，又有战略的分析。站得高，所以才能够看得远，这一点值得国内学多刊物学习借鉴。

二、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兼顾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

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和新闻学的研究联系很紧密，因为早期的中国新闻学的实践和研究很发达，到新时期，中国新闻理论的体系已基本确立。而传播学是在80年代初期才从西方引入，传播学引入中国最初的研究也局限于新闻学的框架体系之内。学者们抱着批判吸收的态度，以研究新闻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传播学。众所周知，中国新闻学的研究是继承马克斯、恩格斯和列宁的新闻思想又有所变通，整个新闻研究以理论探讨为主，主要运用定性的思辩的研究方法。而传播学在美国的兴起是适应了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所以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定量分析，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重。

反观国内的研究，大量的选题集中在一些理论的探讨上面，对于引进的理论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吸收，不能够应对中国迅速发展的传媒实践，不能够及时准确充分的解释和解决传媒界改革和发展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而业界需要理论给媒体改革创新以理论依据，需要切实可行的具体的实证分析来寻求实践的可行性。《中国传媒报告》的论文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如第二期台湾学者的陈顺孝的《新闻记者如何“纪实避祸”》张咏华的《传媒网站的若干发展趋势：中美传媒网站比较》等。即便是批判性的分析文章，也是理论思辩与实证个案分析并重。

三、稿源多元，匿名评审，严格规范。

《中国传媒报告》致力于为海内外传播学者构架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成为海内外华人交流研讨传播学的理论平台。所以在稿件的选取上一直坚持多元多样，所刊发的文章作者有大陆的，香港和台湾的，也有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不过以华人为主。

在稿件的评审上坚持匿名评审制度，专题论文与一般论文均须经由二到三位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匿名评审。评审专家除了重点审查论文的学术规范和基本要求之外，还要评定其思想性原创性和特色性等指标。研究生的论文选粹须经过论文指导老师的推荐，并附上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评审意见。

在论文的格式上严格按照国际学术论文的规范要求。比较国内的其他刊物随感式的漫谈与杂感要规范的多，在这方面可以做国内刊物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