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经济作物与经济林木中，首推茶、漆和甘蔗，明代从美洲大陆传入的花生、烟草也迅速成为重要经济作物。此外，中国古代还栽培种类繁多的蔬菜和果树。

西周主要耕具是和耒耜。木石农具仍广泛使用，但青铜工具渐占主导地位。耒耜是人力操作、手足并用的古老农具，适于实行两人协作的耦耕。较多地使用铁农具和畜力耕作是从春秋开始的。战国至魏晋，铁犁牛耕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向全国范围推广，利用水力和风力的农业机械也出现了。汉代铁犁开始装上犁壁。唐代套索驾辕的曲辕犁代替了两牛抬杠的直辕犁。宋代出现软套和挂钩，并有多种形式的犁适于旱地或水田耕作；播种、灌溉、收获和加工的各种农具也配套齐全。明、清则无大的发展。

隋、唐以前中国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这一地区原来沼泽沮洳较多，发展农业往往先开挖沟洫排水洗碱，形成高畦的农田。这种沟洫农田与使用耒耜、耦耕以及井田制相联系。战国以后，随着自然景观的变化和井田制的衰落，代之而兴的是以实行平翻犁耕的低畦农田为主。大规模水利灌溉也发展起来，但旱作仍然是北方农业的主要部分。南方除部分山区实行刀耕火种外，早就在比较低平地区经营水田，但在不同程度上较长时期保存了火耕水耨的习惯。隋、唐以后，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人口增加和土地兼并促使人们向山地和水域开发，出现了田、梯田和圩田、涂田、沙田、架田等土地利用形式。清代人口激增，造成人口多、耕地少的格局，大量人口涌向东南沿海岛屿、西南边疆、内地贫瘠山地和东北、内蒙古、新疆等传统牧区，使这些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在这过程中创造出改造利用荒山、海涂、盐碱地的经验，但也使森林资源和牧养的环境受到破坏。

在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中国古代发展农业的主要途径是提高耕地利用率。战国以来，连作制逐步代替休闲制成为主要种植制度。复种在局部地区早已出现，但较大的推广始于宋代南方的稻麦一年两熟制，明、清以来，江南的双季间作稻和双季连作稻发展较快，华南与台湾并出现一年三熟的记述。北方两年三熟也获得发展。多种多样的轮作倒茬方式和多层次间套作等，适应连作复种的需要也被创造出来。水稻、甘薯、玉米等高产作物有利于养活更多的人口，而人口的压力又促进了更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的出现。

讲求精细的土壤耕作和田间管理。在北方，针对春旱多风的特点，早在春秋时代就强调“深耕疾”，汉代以后发展成以创造蓄墒防旱的良好耕层为目的的耕、耙、耱整地技术，并重视中耕除草和轮作倒茬。在南方，宋代以后创造了耕、耙、耖等适于水田耕种的整地技术,对育秧、插秧有严格的技术操作要求,对于稻田的耘耥、施肥以及灌溉排水都有科学的管理措施。

重视选用良种。《诗经》中已有良种概念，穗选法产生不晚于汉代，已有相当于现代种子田的记述。清代出现单株选育的新品种。植物无性繁殖和无性杂交技术可追溯到先秦时代。几千年来中国选育和积累了大量适于不同农田条件和经济要求的品种，从丰产、优质到抗逆等各种类型都有，作物品种资源居于世界首位。

强调施肥的重要和保持地力。这一优良传统始于战国，发展于宋、元，至明、清更趋完善。主要措施是充分利用人畜粪溺、种植豆料绿肥、藁秆还田、人工沤制堆肥、烧制熏土、捻取河泥、施用饼肥，以及把一切生活消费后的“废物”归还土壤。在施肥技术和理论上也有许多创造。

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和产量俱高而地力历久不衰，主要是由于采取了上述综合技术措施。在采取这些措施时,贯彻了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先秦就出现、《管子?地员》等区别不同土壤及其宜种作物的著作；而不违农时，尤其是掌握适宜的播种期，是自古以来的基本原则之一。利用战国时代已形成的二十四节气掌握农时，就是这方面的独特创造。

早在先秦,马、牛、羊、猪、狗、鸡就是主要的家养动物。北方和西北游牧族饲养的驴、骡、骆驼，汉以后大量传入中原，成为重要畜种。春秋战国以后，除游牧族外，大牲畜向役用发展；猪、羊、家禽主要供肉用；马主要用于军事，被奉为六畜之首；耕牛随着犁耕的推广，其重要性日增；猪自古以来就是民间的主要家畜，地位历久不衰；狗原供猎用，西汉以前曾是重要食畜，以后作为食畜的重要性日趋下降。鹅鸭在先秦已有饲养，它们与鸡的地位有逐渐增长的趋势。少数民族还有人养象、鹿、鹰等。人工养鱼不晚于周代。经济昆虫饲养首推家蚕与蜜蜂。养蚕缫丝是中国独特的发明，并成为古代农业的重要项目。

战国以来，形成了大体以长城为界的农业民族区与游牧民族区。牧区中也有若干营农的土著族，但具有单一倾向的游牧经济占主导地位。牧区种植基础薄弱，对农区在经济上存在着某种依赖性，需要从农区输进部分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农区也需要牧区供应部分牲畜和畜产品。两大经济区通过官方的和民间的、合法的和非法的互市实行经济联系，当它受到障碍时就往往发生战争。这种与民族关系纠结在一起的特殊的生产结构对中国古代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影响很大。

广大农区以粮食为主，多种经营。一种方式是在不同地区因地制宜的专业经营。战国秦汉有一批人分别从事以赢利为目的的畜牧、养鱼、木材、果树、经济林木或经济作物生产。这种情况后来也有，但规模较小。另一种方式是在同一经济单位内实行多种经营。如每个农家既种粮，又养畜，并视不同条件各有侧重地栽桑养蚕，种植麻、棉、蔬、果、油料，樵采捕捞以至从事农副产品加工。其产品主要供自身消费，部分投入市场。封建社会后期农村的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有所发展。如明、清时期太湖地区人口密集，城镇发达，适应城乡对农产品的需要，创造了一种把粮食（稻、麦等）、蚕桑、鱼菱、猪羊等水陆生产密切联系起来的网络，使各个环节中的废物──茎叶、猪羊粪、蚕矢、河泥等都参加到有机物质的再循环中去。珠江三角洲地区则是把粮、桑、果、蔗、鱼等生产结合起来。此类生产结构能形成良性生态循环，有持久的生命力。但由于地主经济制度下小农经营的狭隘性和盲目性，难以在更大规模上合理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未能在生产结构的总体上建立农林牧副渔协调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