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财务部。

1957年1月，人民解放军总财务部改称总后勤部财务部。

1959年12月，总后勤部机关在1954年11月的基础上，增设汽车拖拉机管理部（1955年5月）、后方工程建筑部（1955年9月）、学校管理部（1955年10月）；撤销马政局（1955年8月）、车辆兽力管理部（1955年10月）、后方工程建筑部（1957年8月）、学校管理部（1958年4月）、干部部（1958年10月）、兽医局（1959年1月）、训练部（1959年3月）。

1960年4月，总后方勤务部改称总后勤部。

从1960年3月至1966年5月，总后勤部机关又先后作了一些调整：增设物资计划部（1960年3月）、运输部（1960年4月）、科学技术部（1960年9月）、第一、第二物资计划部（1960年10月）、工厂管理部和管理局（1963年3月）、军马部（1965年5月）；军需生产部改称军需部（1965年3月）；撤销汽车拖拉机管理部（1960年4月）、科学技术部（1962年1月）、油料部（1965年4月）、第二物资计划部（1965年10月）、第一物资计划部（1966年3月）、工厂管理部和军马部（1966年5月）。到“文化大革命”前，总后勤部下设有：司令部、政治部、财务部、军需部、卫生部、军械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营房部、军需生产部、管理局等12个部门。

“文化大革命”中，总后勤部建设受到干扰破坏。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底，总后勤部机关开展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些领导干部遭受批斗，机关部、局曾一度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林彪、邱会作等人以加强战备和精简机关为名，将总后勤部连同新改隶该部的原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和军事交通部等14个部（局）合并为9个部（局）。财务、军需、油料、物资4个部合并为供给部；军械、运输、装备计划3个部合并为装备部。这次机构变动，打乱了原来总后勤部比较合理的组织体制和业务管理关系，削弱了总后勤部的建设，使不少工作难以开展。

1975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总后勤部重新调整了业务部门的设置，装备部改为军械车船部，装备计划工作重归总参谋部负责；供应部和企业部调整为财务物资部和军需部；司令部改为办公室。经过这次调整，虽然在业务部的设置上较前后合理一些，但仍没有理顺被林彪反革命集团搞乱了的后勤编制体制和业务管理关系。

1978年，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总后勤部机关再次进行整编。其机构设置：司令部、政治部、财务部、军需部、卫生部、军械部、军事交通部、车船部、油料部、物资部、基建营房部、工厂管理部（后改称军需生产部）、管理局等13个部局。通过调整充实，该体制与军队后勤现代化的建设基本适应。此后，总后勤部的组织体制相对稳定。

2016年1月10日，解放军四总部新名称确定，具体为：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主要履行全军后勤保障规划计划、政策研究、标准制定、检查监督等职能。调整优化保障力量配置和领导指挥关系，构建与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相适应，统分结合、通专两线的后勤保障体制。

部长：高津

副部长：钱毅平、陈炽

中国军队现行的总部、军区领导指挥体制，集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于一体，暴露出不少弊端。特别是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领导层级，代行了军委许多职能，客观上影响了军委集中统一领导。这次改革，最根本的就是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军委主席负责制，真正使军队的最高领导权、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确保军队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后，军委机关由“总部制”调整为“多部制”，原来权力高度集中的“总部领导机关”，变成权力互相有所制约的“军委办事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