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指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自周秦以来，逐步形成了系统的民族观和宗教观，并依此制定宗教管理政策。他们当然离不开剥削阶级的狭隘立场，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阴影随处可见。如元、明、清三代，不论哪个民族掌权，处理藏传佛教的总原则都是“因其俗而柔其人”，“化愚俗而弥边患”。为了“西陲宴然”，中央政府无限制地鼓励藏传佛教发展，并不停地制造教派纷争，虽然达到了稳固政权的目的，但却导致了蒙、藏民族人口锐减，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但是事物还有另一面，统治阶级作为整个社会的管理者，他们在处理宗教事务、协调民族关系方面又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人们认真地总结和借鉴。处理得好，宗教可以成为维系民族共同心理的纽带、巩固国家统一的工具。例如元世祖忽必烈推崇帝师八思巴，利用与萨迦派的密切关系，建立了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并将西藏和平并入中国版图。又如清朝的乾隆皇帝，通过对黄教的尊崇，加强了与漂泊异域的土尔扈特人的联系，促使他们摆脱沙皇俄国的控制，回归中国。共同的宗教信仰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分裂阴谋的心理基础。相反，如果民族宗教问题处理失误，也会成为引发民族冲突、破坏国家稳定的导火索。如清政府中后期对西北伊斯兰新教派的残酷镇压，引起了回民激烈的反抗，增加了民族间的离心力，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从本质上说，古代政府都代表着剥削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本民族的狭隘利益，他们政策中存在某种压迫和歧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们也要看到，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政治大国，其宗教管理政策中存在着一些客观规律。不论谁执掌中央政权，只要是努力维护国家的政治统一，社会稳定，在制定政策时就不得不服从这些客观的规律。古代开明的政治家、思想家自觉不自觉地发现并运用着这些规律，并使他们留下的历史经验具有超越时间和阶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