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作者本着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三个原则，对上起殷商、下迄周秦的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史应以中国古代社会史为基础，而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首先应弄清楚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这是作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第一个原则。为此，该书用了两章的篇幅，论述了亚细亚古代社会的规律和中国古代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得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中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都指的是奴隶社会的结论。作者认为，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之间区别在于，前者是正常发育的文明形态，后者是早熟的文明形态。从这一认识入手，作者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奴隶社会始于殷末周初，终于秦汉之际的观点。作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二个原则是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方法。该书的其他篇章大都遵循着科学考证古史资料和充分利用出土资料如卜辞、金文相结合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也具有科学性。把中国古代散沙般的资料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并作出规律性的探讨是作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三个原则，作者认为这是历史科学中关于古代社会规律的中国化。为达到这一目的，作者在该书中对中国城市和国家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古代变法的特殊途径、国民阶级在中国古代的难产和形成、氏族制在中国古代的残存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科学地分析和探讨，得出了较为科学的结论。该书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富有创见的著作，是作者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研究工作趋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同时本书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含有丰富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是我国较早讨论东西方社会形态差异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该书1947年10月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1955年曾由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现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丛书人文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