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归联”是1957年9月在日本成立的中日民间友好组织。成员全部来自1956年6月至8月从中国抚顺、太原等战犯管理所释放回国的原日本旧军人。根据该组织“会则”规定，“中归联”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许多罪行的人，站在人道的反省之上，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与日中友好而作出贡献为目的”。“会则”规定，“加深对侵略战争罪行的反省及学习活动，并为此，应广泛开展各项活动;反对军国主义，保卫和平，联合为和平与日中友好为目标的各界团体，为促进日中友好开展各项活动”。“中归联”采取民主制原则，在日本各都道府县设立支部，每两年召开的会员大会，为最高决议机关，负责“审议决定、决算、活动方针、选举等事务”。“中归联”经选举产生会长、副会长、常任理事、事务局长、监查、顾问等职。在会长下设立事务局、财务部、反战和平部、日中友好交流部、宣传部、资料部和组织生活部。首任会长由藤田茂担任，第二任会长由富永正三担任。在全国组织下，“中归联”还在日本各地分设了支部。截至1989年底，“中归联”在日本全国分别设立了北海道支部、山形支部、千叶支部、杨木支部、琦玉支部、东京支部、神奈川支部、山梨支部、长野支部、静冈支部、爱知支部等14个支部和4个地区联合支部，几乎涵盖了日本各都道府县。在各地设立的支部长负责主持和召集所属地会员的活动。

当然，该会的发展也并不是很顺利的。“中归联”会员回到日本之后，首先遭到了日本国内新闻媒体的“抹红”。一些媒体认为这些从“共产中国”回来的旧军人“已经被中共洗脑”。为此，这些从中国回国的原战犯，受到日本社会的百般歧视而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几人合伙租房，靠打短工来维持生计，甚至不时还受到日本警察的+陆检”或搜查。除了受到当时日本当局的政策敌视外，该会自身也经历了从成立、发展到分裂，又从分裂最后合并统一的过程。1957年9月成立后，在最初的十年中，在藤田茂会长下，设立了副会长、常任理事长、常任委员长和事务局长负责会员大会的召集和日常联络会的运营工作。但是在1967年由于受到中日两国政治影响，该会分裂成“中归联(正统)组织”和“中归联”两个组织。“中归联(正统)组织”的会长仍然由藤田茂担任，而新分立出去的“中归联”则由岛村三郎担任会长。这一时期，两个组织分别进行了组织机构改组。其中，“中归联(正统)组织”除会长藤田茂外，副会长缩为一人，由国友俊太郎担任，取消了常任理事长一职。而分立出来的“中归联”会长在岛村会长任期两年后，由杉原三郎担任，在富永正三担任会长后的1986年，两个组织才又恢复统一状态。这一期间，分立出来的“中归联”采用了会长、副会长和常任委员长的体制，没有设立常任理事长，更没有设立事务局等部门。在1986年10月，上述两个组织达成合并意向后，新的“中归联”又恢复到了设立之初的体制，即采用了会长、副会长、常任委员长、事务局的体制。

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前的中日民间交流是战后中日关系交流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日本民间的一些主张中日友好组织在推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尤为瞩目。为此，在我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中也多有涉及。从研究的总体趋势上看，我国学术界虽然积极评价了1972年以前日本的民间组织在推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中的作用，并从学术研究的高度对于民间交流的特征、作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像1949年日本成立的‘日中贸易促进会”、日本‘日中友好协会”以及《廖高贸易》等中日民间组织在促进中日经贸往来上的活动和意义。换句话说，仅仅从促进中日民间经贸往来上去理解和评价日本民间友好组织，并以此来概括战后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中日民间交流活动是不全面的。

该会成立之初有会员1014名，但随着40几年的岁月流逝，大部分会员老衰或陆续故去已经无法开展活动于2002年该会宣布解散。该会的活动有新成立的“抚顺奇迹继承会”接替。虽然“中归联”从组织上已经不复存在，但该组织从成立之初到2002年解散，尤其是该会在1972年前所进行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活动，对于推动中日民间友好交流，促进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该给与高度的评价。

首先，“中归联”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宣传中日友好事业。在“中归联”成立最初的十几年中，由于中日两国间尚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日本当局采取了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使得日本国内的一般百姓不了解中国甚至敌视中国。为此，“中归联”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以增加日本民众对新中国的了解。在此前后，“中归联”开展了“恢复中日邦交”3千万人署名(1963年4月)、福山市“中国物产展”(1965年9月)、“创建日中国交恢复国民会议”(1970年12月)、“祝贺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1972年10月)等活动;此外，“中归联”还参加了‘旧中友好协会”发起的欢迎以李德权为团长的中国红十字访日代表团(1957年12月)、欢迎倪裴君为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1963年12月)以及欢迎以肖向前为团长的中国“访日代表团”(1964年5月)的聚会和在日本各地举行的中国电影展、照片展等活动。

其次，协助日本相关友好团体，送还在日遇难的中国劳工遗骨。该会在1957年协助日本红十字会送还中国遇难劳工遗骨外，还几次在东京的麻布永平寺、传通院举行追悼会悼念在日本死难的中国烈士。通过这些悼念活动不仅纪念了在日本遇难的中国烈士，而且通过悼念活动也向日本民众宣传了日本在过去所发动的战争本质。此外，“中归联”通过举办的“反对侵略战争”聚会、“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聚会以及反对战争演讲也向日本民众宣传了日本过去所发动的侵华战争的罪行。

第三，组团访问中国。“中归联”成立后几次组织大型访华团访问中国。1965年9月，“中归联”第一次组织了以会长藤田茂为团长、以大河原孝一、永石初秀、柴田贤吉等日本各地支部长为团员的访华团访问中国。这次访问团不仅受到了周恩来、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而且还作为日本代表受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周年庆典活动。1972年10月、“中归联”又第二次组团参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活动。此后，“中归联”不仅每年组团访问北京、上海，还组团回到“再生之地”辽宁抚顺，举办各种友好活动。

第四，组织集会，抗议日本当局的反华言论。这些抗议活动主要包括1985年6月举办的反对金准勋章复活集会。在这次集会上，“中归联”通过决议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关于恢复金准勋章的抗议书》，抗议日本中曾根内阁计划恢复战前象征军人军功的金准勋章制度。在该抗议书中，“中归联”指出，现存约三万人的金准勋章几乎都是“满洲事变论功行赏”和“第一次中国事变论功行赏”而授予的。众所周知，“满洲事变”系中央军部和关东军的谋划而进行的毫无道义而言的侵略战争。其延长线就是后来的“中国事变”和太平洋战争。换而言之，(这些勋章)是对中国毫无道义而言的侵略战争过程中的“军功卓越”，即是对中国人民残酷杀戮和对财产的掠夺，同时又是无数战友的流血牺牲基础上而授予的，因此，对于现存的金准勋章也应审视其政府的人类良心和国际观感。对此，“中归联”认为，日本政府的这一计划“违反日中友好条约和日中共同声明的精神，并对美化过去侵略战争的行为，表示强烈的愤慨，并提出严正抗议”。“中归联”以及同其他民间团体的这些集会和抗议，使得日本政府在对待日本右翼团体的言论上和对华态度上不得不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如上述日本政府计划的恢复金准勋章的动议就在“中归联”等民间友好组织的抗议下有所收敛，并改变了最初的设想和规划。

第五，通过会员的著述宣传促进中日民间交流。“中归联”的会员中有许多人执笔著书立说，从理论上批判日本国内的反华言论，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反省了过去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呼吁人们对华友好，主张中日民间交流。会员野上今朝雄等人在1956年出版了《战犯》(三一书房出版)。在书中，野上等人用大量史料和事实回忆了在中国接受改造的心得和经历，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歌颂了中国政府成功地将“鬼”变成了“人”，成功地改造了战犯的伟大经验;紧接着，1958年，“中归联”又以《侵略一在中国之日本战犯的告白》为题(新读书社出版)，出版了原战犯对侵略中国所犯罪行的深刻反省和内心的活动历程;此外，在1977年，“中归联”会长富勇正三以《一名BC级战犯的战后史》为题(水耀社出版)为题，系统地披露了自己从归国以后坚持中 日友好和中日民间交流的心路历程，从而从一个侧面驳斥了所谓被中国“洗脑”的言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2年“中归联”解散前，“中归联”会员个人为中日交流在日本国内所进行的演讲不下500次，出版的个人专著约百余部。这些出版物中除了个人的回忆录和来自中国著作的翻译专著外，其中不乏学术性的论述，从而为日本民众从形象上和理论上了解中国，增进中日民间交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归联”成员始终不懈地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和平发展的事业。创办了《中归联》季刊杂志，利用媒体宣传手段宣传反战、和平的创会理念，努力纠正和批判日本国内的错误历史观，从而推动和促进了中日两国民间交流的发展。该杂志创刊于1997年6月，截至2008年4月已经发行了44期。在该杂志中不仅每期登载会员的回忆录，还稿约中日两国的学者发表论述，适时驳斥日本国内的一些学者的有关中日关系的错误言论。如在2008年2月发行的《中归联》第43期上，不仅登载了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的《南京大屠杀和中日关系》一文，也登载了大阪大学能川元一的《因特网与南京事件否定论》等8篇相关文章，系统地批驳了此前日本国内的一些人在互联网上散布的有关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在1998年3月的第4期中，《中归联》连续刊登了《日中战争是自卫还是侵略》、《日中战争是什么》(藤原彰)、《日本在中国做了些什么》(本田义夫)、《太行山麓》(吉房虎雄)、《在抗日根据地的三光政策》以及《面向历史的勇气》等文章，系统地驳斥了日本右翼分子在日本国内所散布的中日战争是日本为自存自卫的的战争，告诫人们要有面对历史的勇气…… 此外，“中归联”会员，原山形支部长土屋芳雄在1990年7月首次来到沈阳和抚顺，展开了谢罪之旅。土屋芳雄原为山形县人，侵华战争期间被派往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日本宪兵队。在一次抓捕苏联远东情报站的任务中，“成功”地破获了以张惠民(原名张政兴)等中国共产党在齐齐哈尔的支部组织，为此，土屋芳雄因功升任宪兵曹长。土屋芳雄的“谢罪之旅”不仅访问了“再生之地”一抚顺战犯管理所，还向齐齐哈尔事件中的家属后代当面道歉。辽宁电视台以土屋芳雄的“谢罪之旅”为题材制作了“人、鬼、人”的纪实电视片，在中日两国播放，受到良好评价，该片在当年在日本举办的亚洲电视节上评为“优秀电视记录片一等奖”。

“中归联”解散

2002年，“中归联”成员年龄大部分已经来到了85岁左右，想要继续认罪活动不太现实，解散成为了无奈的选择。解散大会上，“中归联”老兵抱头痛哭，“山阴支部”会员鹿田正夫表示：“山阴支部绝不解散！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他将“中归联山阴支部”更名为“山阴中归联”，继续组织活动。

“中归联”本部解散的同时，一个新的组织成立了。由于“中归联”坚持多年认罪，在日本社会逐渐有一批民众认同他们的观点，同他们一起进行中日友好、反思战争的活动，他们希望继承“中归联”的精神，于是建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

在刚建立的两三年内，“抚顺奇迹继承会”组织了不少活动，也引起了一定反响。然而，随着后来内部意见上的分歧以及当年战争亲历者的逐渐离世，虽然这个组织还存在，《季刊 中归联》也在持续出版，但是其活动的频率和影响力都越来越小了。

一些日本学者和其他领域的有识之士收集整理了很多“中归联”的资料，存放于埼玉县的“中归联”和平纪念馆。

2006年后，星彻除了零星采访过几位身体还算健康的“中归联”成员外，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日本国内政治问题上。2019年，他受邀来中国为青年研究者做了几场讲座，借机重游抚顺，看望并访问赵毓英女士。回国后，星彻将对赵毓英的采访整理发表，但是没有引起过多关注。

2007年，“中归联”成员筱冢良雄最后一次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谢罪，按照日本的习俗，请了几位道士为亡灵超度。侯桂花陪同他到“谢罪碑”前，“那天是10月末了，挺冷的，北方天都黑了。他说，我老了，走不动了，这是最后一次来抚顺了。

通过上述探讨，我们认为，“中归联”在日本的活动不仅加强了日本民众对新中国的认识，而且也通过“中归联”的一系列活动，加强了日本民众对过去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反省，并认清了过去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

第二，“中归联”早期的活动，尤其是在1972年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正常化以前，适值日本政府执行一系列反华排华政策的时候。因此，“中归联”所遇到的压力和阻力是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中归联”不顾日本当局的各种禁忌和禁令，毅然举起中日友好的大旗，冲破阻力组团访问中国，宣传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力主和加强中日友好和交流，实是难能可贵。

第三，如果我们将1972年前的中日民间中的经贸交流一并考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1972年前的中日民间经贸往来的目的在于互通有无，在经济上还会体现贸易的双方经济上的利益。而“中归联”单纯为民间友好团体，无论是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还是在1972年后，均无政府或组织在资金上的资助，甚至连出版杂志、举办演讲会均由会员个人负担所有费用。

第四，“中归联”在早期所举行的各种促进中日友好的活动，成为1972年日本国内促进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为中日两国关系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顺利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进人21世纪以来，虽然“中归联”因会员的陆续故去而不能继续展开活动，在2002年不得不宣布解散，其业务已经由“抚顺奇迹继承会”所接续，演变成非“中国归还者”成员组成的自由民间组织，但是其“中归联”的精神仍在，我们有理由相信，“抚顺奇迹继承会”将会成为活跃在中日两国间的又一个为促进中日民间交流，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民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