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国家叙事与非虚构设计

陈祖芬：“五连冠”报告文学家

杨黎光：欲望时代的非常报告

杨守松：人本、硬度与信息

附：

茅盾与现代报告文学

夏衍：报告文学译介、倡导和研究

周立波：报告文学翻译、研究和创作

第4辑　叙事姿式

《根本利益》：故事与意义

《我的天堂》：国家叙事中的史诗建构

“精神院士”的大地叙事

“南方”，中国大叙事之视窗

《千古一梦》：“双声叙事”的非虚构魅力

《吞吐大荒》：行走中的历史本真书写

《大学生“村官”》：国家战略的文学报告

《解放战争》：军事非虚构叙事的范式

《1901》：酿造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意味

深水静流秋意真

——读傅溪鹏先生的《深·秋》

《一个医生的救赎》：作为“刚性写作”的意义

嵌入民族心魂的精神史志

《废墟上的觉醒》：非常态中的意义重建

中国精神的少年图志

奥林匹克精神的中国阐释

历史刻录与文学记忆

第5辑　艺术设计

力度：报告文学的文体品格

报告文学典型论

报告文学的结构优化

报告文学的语言特征

报告文学的政论插笔

报告文学的细节功能

“竹笋”与“白米饭”

附录：

学术研究要目

后记

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观察（1）

历史以自己本有的步履行进着。迎接21世纪到来的种种情景还如在目前，它却已经走过第一个十年。世纪之新，是否就意味着存在之新，现在要对此作一整体性的回答，可能是困难的。至少新世纪十年的若干存在，它更多的是一个时间的范畴。就文学而言，“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在我看来其意义主要是技术性的。这一命名便于我们对这一时段的文学有一个可以操作的具体对象。社会以一种业已启动的巨大力量运行，新世纪文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只是我们乘着新世纪的快车，在进入到新世纪路段时，应该会有新的风景映入眼帘。

一

新世纪十年是文学进一步边缘化的时期。在文学内部则是以小说为中心文体的，报告文学和散文等就是边缘的边缘文学了。报告文学以非虚构而文学的独特性自成一体。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曾经并不被看好，甚至评论界还有报告文学文体“枯竭”、“消亡”、“尴尬”之说李敬泽：《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吴俊：《也说“报告文学”身份的尴尬》，《文汇报》2004年1月18日。黄浩、黄凡中：《报告文学：文体的时代尴尬——对报告文学“生存艰难”的本体质疑》，《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现在的实际证明报告文学未曾“枯竭”、“消亡”或是“尴尬”，相反它以自己的姿式描画出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应有位置。我不赞成片面化的文学断语，如同报告文学文体“枯竭”、“消亡”、“尴尬”论一样，说现在是文学的非虚构时代也是不真实之见。新的世纪是文学更加纷呈多态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社会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动的时期，现实生活的无限丰富性、复杂性，为报告文学提供了不竭的写作资源。这是一个需要报告文学有为，而且也是报告文学能够有为的时期。最近报告文学评论家王晖用“裂变与复兴”评说新世纪报告文学：“可以说，裂变与复兴，既是报告文学当下状态的真实写照，也是其赖以生存的转型时期政治社会生态特性的深刻反映。”王晖：《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的裂变与复兴》，《光明日报》2010年9月1日。所谓“裂变”是指报告文学呈现“多元态势”，而“复兴”是与20世纪90年代的相比较所呈现的一种趋势。这大致是符合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实际的。

王晖的“复兴”指说涉及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20世纪90年代是报告文学发展的盘整期，相对于80年代它明显地冷寂了，虽然此间也有《沂蒙九章》、《昆山之路》、《以人民的名义》、《落泪是金》、《马家军调查》、《“希望工程”纪实》、《没有家园的灵魂》、《淮河的警告》、《走出地球村》、《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远东朝鲜战争》等影响广泛的优秀作品，但无论是文体创作的整体规模、表达深度，还是文体发展的历史推进意义等，都不是可以和80年代可以比拟的。到了新的世纪，报告文学开始走出它的盘整期，进入到新的活跃的时期。但这种活跃是不同于新时期的“轰动”的。我们观照新世纪报告文学，无法淡化20世纪80年代这一巨幅的背景。言及报告文学，我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怀念那一特殊的年代。事实上1980年代是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时代，报告文学成为当时文学大潮中的主潮，很多读者和研究者，正是在那时才认知这一独特文体的。但由此界内与界外形成了一种情结，往往将1980年代作为观察评估报告文学的基本标尺，以此衡量后续这一文体的创作。这一般来说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问题是这样的定式就有可能忽视文体存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影响到对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准确评价。这就需要我们认真观照并且把握特殊时期报告文学的基本生态。1980年代报告文学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就是“轰动”，轰动不仅在文坛，而且广及社会，报告文学写作与传播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轰动”是社会情绪化的一种直观，它源于报告文学与时代启蒙主题的谐振。其时，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主流承载着社会思想启蒙的责任。作为“中心”的文学与社会政治在一定层面上具有某种同构性，尤其是意识形态写作色彩浓郁的报告文学更是这样。而在新的世纪，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刻推进，思想启蒙让位于经济中心，物质崇拜成为社会趋重的价值尺度。作为精神生产重要方式的文学，也被日益的边缘化。这一时期有“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的强烈设问，可见从一定程度而言，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担当被搁置。而报告文学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场域中，难以理想化的达成。对于现实的深入介入和对于报告对象的深刻反思等报告文学文体重要的精神品格，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弱化了。但文学的边缘化，是常态社会的正常图景，它有可能生成适宜文学自由发展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新世纪的十年是多元纷呈的十年，当然也是良莠不齐的时期。就报告文学而言，一方面有祛知识分子写作的倾向，另一方面依然有作家坚守既有的文体写作理想，将报告文学设置成一种特殊的“社会预警”方式。一方面报告文学作家充分认知文体反映现实的独特功能，以报告文学记录新的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进程和这一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等，另一方面作家又注意拓展报告文学的题材空间，写作大量具有史志意味的作品。一方面报告文学作家顺延这一文体的写作范式，以新闻、文学和政论建构文本，另一方面又努力于文体的新变，在新闻性渐次、主体性表达退位中，重构非虚构叙事本身对于受众的召唤力。简而言之，新世纪报告文学对于意识形态写作的淡化，对于启蒙写作主题预设模式的分化，使其在题旨价值、话语空间和叙事形式等诸多方面显示出相当充分的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新世纪文学边缘化时代报告文学创作的活力和张力。多维多态的“复调”与“复式”，成为新世纪报告文学文体重要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