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冰冰：当我还是一个孩童，电视上那些令人惊艳的角色和扮相就深深地吸引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代女皇武则天》里潘迎紫老师出演的武则天。那时，还对演员这个职业一知半解的我，只觉得电视上的武则天美得令人神往，那个对着电视机痴迷的小小身影，就此下了决心——长大了也要做“电视机里的人”。就这样，在大人看来不切实际的孩童想法，在16岁那年终于梦想成真。尽管当时的剧组还无法为演职员提供很好的生活条件，拍摄技术也不如现在这样高级和便捷，我们经常在拍摄间隙坐在不带靠背的小板凳上，在数九寒天或是烈日酷暑下，手里捧着剧本，一遍遍地研究、对戏。从没有打退过我们表演的热情。

葛优：《编辑部的故事》台词量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不光我台词量大，大家的词都挺多的。我每天回去后就背台词，特别头疼，是咬着牙挺过来的。不仅台词多，这部剧每场戏一拍起来就是十来分钟，你台词错一句，别的演员也得跟着你再重来一遍，所以压力很大。拍这部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5集我们足足拍了半年，每天跟坐班一样。早上七八点的时候，会有班车来载我们去吃早点，拍到晚上再把我们送回去，从来不熬夜拍夜戏，而且我们周日还休息，不拍戏。我还记得，早上大家都抢着帮别人买早点，什么豆浆、豆腐脑、油条，氛围特别好。

胡歌：刚成为演员的时候，总想知道表演的意义是什么，但随着岁月和经历的积累，我慢慢发现，也许表演的意义就潜在这个积累的过程中。当我遇到一个好的剧本时，我希望自己能是一个符号、一个媒介，将剧本中那些方方正正的文字变成一种立体的存在，让观众通过演员这个媒介，能够触及作品所要表达的内核。总有人问我，作为一个演员，会不会担心以后难以超越现在达到的高度？在选择下一个作品的时候会不会有所顾忌？我想，现在的我已经准备好了从零开始，我拥有的已经太多，梅长苏有一句台词一直震撼着我：既然我活了下来，就不能白白地活着。它无论对我的生活经历，还是表演经历，都是一个警醒。

李晨：2002年我出演了电视剧《十三格格》，那个时候的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拍戏了，以至于看到摄像机都会感觉陌生和紧张。为了让自己度过这段心理紧张期，我每天拿纸默写自己的台词，找状态。在剧组里也会经常找前辈讨教，因此遇到了我的人生导师——傅彪。傅彪老师教我如何演戏、如何做人，他告诉我人生的方向。大家都说我有句座右铭“先做人，后做事”，其实这句话是傅彪老师告诉我的，这句话会伴随我一生。

李少红：《大明宫词》播出以后我们也受到了很多质疑，很多观众看完这部剧表示《大明宫词》是一部另类历史剧。我自认为是对历史特别不懂的人，没有受过正统的历史教育。历史对我来讲就是有兴趣就看得多，没兴趣就可以不看，非常个人化的阅读。其实，做这部剧时，我们当时主要是考虑到，就是能够对历史有一种全新的演绎，而这种演绎我们还是从艺术的角度上着手，找它的那种艺术感和这种审美的很现代、很时尚的一种，然后再加上古典的感觉。

李雪健：我能出演《渴望》中的宋大成一角，得益于鲁晓威导演的父亲鲁威的推荐。鲁威是总政话剧团的导演，我曾跟随他排演话剧《千秋大业》。在那个戏中，我一边跑龙套，一边帮剧组干活。在鲁威导演看来，我和宋大成身上有很多共鸣之处——年龄、出身、经历，我身上有很多宋大成的东西。《渴望》播出时，我正在河南兰考拍摄《焦裕禄》。让我没想到的是，一部电视剧能在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影响。有人说，一部文化作品像是一颗原子弹。这两部作品让我知道了演员这个职业是崇高的，也能够为社会作出莫大的贡献。从此，我更加意识到演员身上的责任与担当，更加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每一个人物。

六小龄童：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前程十分迷茫。老实说，我对在电视上扮演美猴王孙悟空并没有任何把握。父亲每天清晨带着我练功，我忍不住便会把自己心中的困惑说给他听。父亲想了想，只对我说：“你能演好！” 在我那么长时间的准备中，我已经深深爱上了孙悟空这个角色，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去演好他。到剧组后，我如饥似渴地捧起《西游记》原著，一点一滴地记下读书笔记，并到处搜集与《西游记》有关的正史、野史、学术研究著作等资料，了解唐玄奘和吴承恩的生平和事迹。凡是对理解剧情有帮助的文献，我都想方设法找来，仔细咀嚼。

刘诗诗：扮演角色是演员和角色不断靠近、不断碰撞，最后共生的过程，想成为“若曦”必定要充分了解她。演员拿到剧本就像画家拿起画笔，剧本读完了，这个角色在心中的心理画像也有了轮廓。然后一次一次地研读、琢磨，运用自身的理解力、想象力、表现力、感悟力，把这个轮廓慢慢充实，使其越来越有血肉感，最终塑造出一个鲜活的可以与之对话的人物。对我来说，剧本远远不够了解角色，我找来小说同时对比着来研读，以丰富我心中的“若曦”，对她开始追本溯源，了解她的人生轨迹。她的前世今生，她的人生节点，她的感情归宿，她的所有都要了然于心。我走进了她的人生，成了她，这应该源于我和“若曦”这个角色彼此的欣赏和支持，我能从她身上得到鼓舞，她应该也能感受到我的爱。

孙俪：我曾经试过一件事情投入不同的心力去做，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知道做一件事情的努力有多重要。再回想起《甄嬛传》从准备到拍摄，有很多激情和感受。这部戏无论从角色个性还是剧本的完整度，都让我在表演上有新的体悟，以及进步的地方。我喜欢这个角色，真心想为她付出，为角色做的每一件事都让我觉得很快乐，我觉得这就是演员的乐趣，可以在不同的戏、不同的角色当中找到不一样的自己。

吴奇隆：我从小就是一个漫画迷和武侠迷，好像每一个男孩子都希望自己长大成为英雄一样，这份迫切的热血让我结识了许多同道中人，继而开始合作武侠电视剧《萧十一郎》等。“世遇百般事，默如融雪；心留一点绿，处处为春。”如今的我逐渐远离年少轻狂，热爱稳扎稳打，未雨绸缪。但是那个中二梦想留下的热血沸腾的感觉，我未曾忘记。向着那个方向前进，看似好长的路，漫漫等待，遥遥无期，甚至迎面的是质疑与批评，那就在等待中思考，在质疑中前行。我知道这条漫漫征途依旧困难重重，那又怎样呢？电视人面对观众的期待，只有负重前行。

吴秀波：有人问我为什么拍司马懿？我没有做过认真的考证，但想一想，中国的电视剧主人公，有多少是人性善恶两面皆有的？比较少见。我以为司马懿在记载上有一定的缺失，便于建立角色与观众之间的情感交流；我以为他有足够的成败经历，便于建立戏剧对观众的吸引。因为戏剧角色本身展现的就是人性的欲望和内心的矛盾，那么由于记载里对司马懿的部分模糊表述，让他拥有了更多人性创作的空间，这恰恰是我们需要的一个艺术载体。戏剧绝不会放弃歌颂人类的善，但也绝不能忘记面对人性的恶。这正是拍摄这部戏的初衷：让观众看到一个人，以及他善恶俱存的心性。通过戏剧对角色一生的回顾，让我们看懂生命的图谱。

周迅：这么多年过去了，所幸一路都有各位前辈、师长和同行朋友们的爱护与关照，在我的心里也时刻有一根弦：我觉得演员作为一个聚光灯前万众瞩目的公众人物，是有巨大影响力的，这个职业需要天生的责任感，我们有义务把善良、美好、正确的价值观通过作品与正直的为人传递给观众。物质的东西当然可以有，但本质、初心的东西也不能丢。任何时候，演员最基本的工作都是塑造好人物，而在这个过程中，保持清醒、保持自己内心的纯净也同等重要。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演下去，塑造不同的人物，继续诠释各种各样的人生。

编剧

高满堂：一切鲜活生动的人物，都不是在咖啡吧里、空调房里、冰镇啤酒和法国红酒里诞生出来的。一切的意思、一切的想象都应该靠着坚实的土地，从大地上起飞。真正走下去，才会发现自己的无知和浅薄，发现一切想象力距离现实生活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常常太相信自己，但大聪明其实是在生活里。作家有两个翅膀，一个是生活的翅膀，一个是想象的翅膀，两个翅膀同时拍击才会有气流，才能飞得远。但我们的电视剧有多少是从生活里冒出来的？创作真的耍不得小聪明。

王扶林：1979年，我随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访问英国广播公司，发现世界各国多在电视连续剧制作中花大力气把世界古典名著搬上屏幕。那时就使我产生了要把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的想法。这个想法，似乎有点冒失，它与我的才学委实不相称。但作为中国第一代的电视工作者应该勇于承担前人从未干过的事——把《红楼梦》完整地搬上屏幕。我想这种冒失的尝试即使失败，也是有意义的，它至少可为后来者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1984年2月9日试拍序集，到杀青总共拍了两年零八个月。如从1984 年9月10日正式开机算起，到杀青是两年零一个月，总共拍摄9600 个镜头。

导演

李少红：《大明宫词》播出以后我们也受到了很多质疑，很多观众看完这部剧表示《大明宫词》是一部另类历史剧。我自认为是对历史特别不懂的人，没有受过正统的历史教育。历史对我来讲就是有兴趣就看得多，没兴趣就可以不看，非常个人化的阅读。其实，做这部剧时，我们当时主要是考虑到，就是能够对历史有一种全新的演绎，而这种演绎我们还是从艺术的角度上着手，找它的那种艺术感和这种审美的很现代、很时尚的一种，然后再加上古典的感觉。

杨洁：1982年7月1日前的一个星期，全剧组开赴扬州拍摄试集。扬州的7月出奇地热。我以为晚上拍夜景该凉快些了，但也不好过，蚊子多得不得了，露在外面的皮肤哪怕一点儿也逃不脱它的尖嘴。灯光还招来许多小虫子，咬得大家一身都是红疙瘩！演员们穿着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脱下来一拧都能拧出水。回想起来，那是一段艰苦而又快乐的日子……我始终认为，电视人是我一生引以为傲的身份。我的电视剧生涯是从《西游记》开始的，又是以《西游记》终结的。我很遗憾，假如当初资金足够，这余下的故事能够一起拍完，那它就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了；我也不遗憾，不管怎样，我的梦总算圆了，遗憾总是会有的，正如孙悟空说的：“天地本不全！”又何况一部《西游记》呢。

郑晓龙：90年代初，我有了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想法。有半年时间，我去美国体验生活。那时候没钱，我甚至把我们的节目拿到国外去“发行”，推个小车，到各个音像店里推销，还不断被人轰出来。那段时间我组织了六次座谈会，和当地留学生、华人座谈，想了解在美华人的面貌。感谢这些鲜活的“海外生活”的经历。1993年，这部由我执导的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移民题材并全程海外拍摄”的《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再次引发强烈反响，也成为一部现象级的作品。

制片人

江平：有一年，酷暑，一个电视剧剧组，是一位女导演，全班人马都是上影的，我演群众，大概就是几场戏，露几次脸。年轻，有劲没处使，又闲不住，便跟制片大姐说，能不能让我干点什么活儿。她不屑地说：“做场务、剧务也是要有本事的，你会什么？群众还没演好呢！”我说：“ 我不怕吃苦，你就让我干吧，我天天闲也是闲着。”我提出帮工打杂，他们后来答应了，没想到上来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让我给剧组做饭。大姐给我挂面30斤，煤油一桶，大概有十来斤，还有40多只搪瓷盆子，酱油、姜、蒜、盐、味精等。第二天天不亮，我就挑着担子上山了，他们拍了一个多小时后，我才喘着粗气来到山顶。远路无轻担，对于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100多斤担子，挑在肩上走4个小时的山路，那种累是可想而知的。歇不得，赶紧做饭，一碗碗给大家下面条，端上前，张三说淡了，李四说咸了，我都点头哈腰地满足他们，赶紧加油添醋。大家都吃完了，我满头大汗地把碗筷收拾干净。天很热，山顶上无遮无拦，女导演用一件黑衬衫盖在监视器和自己的头上，看着画面。我顺着导演的黑衣漏出来的监视器一角，目不转睛，想学习别人怎么拍戏。我寻来一把扇子和一把伞，悄悄站到导演身后，伞撑起来遮阳，扇子轻轻地扇风。看着看着，我也情不自禁地入了戏，可能不小心风大了，导演一回头，看见我举着一把伞，撅着屁股，伸着脖子，手上还拿着把扇子，她既没说“感谢”，也没说“不用了”。四目相视那一刻，她淡淡地来了一句：“你这个孩子，将来会有出息的。”她，是著名导演黄蜀芹。如今，20多年过去了，黄导演已病在医院，老年痴呆，谁也不认识了，但是我坐在她病床前拉着她的手，跟她讲当年那个故事时，她能脱口而出：“江平”。

2018年是中国电视诞生60周年，也是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电视剧作为与普通大众关系最为紧密的一种艺术形式，在60年的时间里，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走过了一个从诞生到不断繁荣发展的路线。

2018年6月11日至12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牵头指导，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携手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组织国内专家，历时四年策划编撰的《中国电视剧60年大系》丛书（1958-2018），在上海电视节“中国电视剧60年主题展”上发布，为庆祝中国电视和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中国电视剧60年大系》丛书既是对中国电视剧行业进行全面梳理的“电视剧史”，更是一部资料齐全的中国电视剧百科全书，对推动新时代中国电视剧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启示。

六十年奋进砥砺，一甲子春华秋实。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电视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经成为影响最大、覆盖最广、受众最多的文化形态，成为文化领域最具活力的中坚产业，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重要载体。60年，6卷本，600剧，600人。丛书既是一部中华千年文明的影像巨著，又是一幅当代中国社会市井风貌的《清明上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