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3-22 21:54
中国禅的产生与发展，完全是印度佛教东传之后，逐渐地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相结合的产物。既有僧肇的造论，也有道生的说法，他们这些东土大德对佛法的弘扬，就为中国禅宗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齐梁之间，宝志禅师的《大乘赞》，就颇近后世禅门的顿教思想，善会的禅修则已开启了“中国禅”之先河（详香港《内明》298期之拙文）。只缘东土有此大乘气象，以故达摩祖师的东渡，方才找到了其禅法顺利弘传的缘（条件）。也由于中国早期就具备了禅法弘传的基础，故六祖以后的禅法必然朝着单刀直入、当下即得的道路发展。这一发展方向虽然曾一度发展到了“呵佛骂祖”的境地，但毕竟只是在破斥学人的情识上的我执与法执上作功夫，而作为真正永恒的佛法是骂也骂不掉的，而真正的觉者也是骂不到的。所谓“丹霞烧木佛，院主落须眉”，其缘由就在这里。假如像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禅家不做禅定修持，不对人生的终极目标作追求，那自然也就找不到自身的归宿（即云门和尚所说的“腊月三十日”）。而作为心性解脱的禅宗也将会从佛教的轨道上颠覆，从而转化到纯学术的方向上去了。
佛教最具中国特色者是禅宗，也就是由于禅法在不违背佛教的根本教义的前提下，又能充分注意与东土的中国文化相融合，使之彻底地“中国化”，而又不脱离佛教的基本轨则。倘若离开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无从谈“中国禅”了，更无从谈中国的佛教了。
佛陀谈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三藏十二部经典浩瀚无涯，可是，这些无数的文字般若，与禅宗的起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相传有一天，佛陀在灵山会上，登座拈起一朵花展示大众，当时众人都不明所以，只有大迦叶微笑了一下，佛陀当时就说：‘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嘱摩诃迦叶。’佛陀于是将法门付嘱大迦叶，禅宗就这样开始传承下来。
可是禅宗在印度逐渐没了市场。印度禅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只身逃离，坐上商船漂泊到广州。辗转来到中岳嵩山。
神光慧可，河南人，少年精通世学，壮年在龙门香山出家，后入嵩山少林寺，拜谒达摩，要求开示，并请为入室弟子，达摩不准许，神光遂在门外伫候。时值风雪漫天，过了很久，雪深及腰。达摩见他确实真诚求法，允许入内。并问他：“汝究竟来此所求何事？”
神光答道：“弟子心未安，乞师安心。”
达摩喝道：“将心拿来，吾为汝安！”
神光愕然地说：“觅心了不可得！”
达摩这时居然说道： “吾与汝安心竟！”
神光慧可豁然大悟。烦恼本空，罪业无体，识心寂灭，无妄想动念处，是即正觉，就是佛道。若能会心，佛性当下开显。
我们一般称达摩为中国禅宗始祖，而慧可就是二祖。
神秀博通三藏，为五祖弘忍座下的大弟子，讲经说法，教化四方，当时的人，莫不以其为五祖的传人。这时却从南方来了一个惠能，根性甚利，虽处南蛮犹獦獠之地，求法热忱，并不落人之后。
当他见到五祖时，五祖曾试探他说：“南方人没有佛性。”
当时惠能答道：“人有南北，佛性岂有南北？”
五祖经他这一反驳，知道这人是顿根种姓，非常人所及。为了考验他的心志，就要他到柴房舂米，暂避众人耳目。
后来，五祖令众人各举一偈，以为传法的依据，若是见性，即得衣钵，成为五祖传人。这时大众都以为衣钵非神秀莫属，所以没有人敢与他竞争。
当时，神秀日夜思量，终于提出一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这一偈子，五祖认为虽然不错，但却仍未能见性。所以衣钵没有传给他。
惠能在柴房里得悉此事，心想我也来呈一偈如何？遂央人替他把偈语题在墙上。这偈语是这样的：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见了，知道惠能已经见性。为恐其招忌，乃着人将偈拭去。然后到柴房敲门。问道：“米熟了没有？”
惠能答曰：“早就熟了，只等着筛耳。”
五祖遂又在门上敲了三下，惠能会意，乃在半夜三更，到五祖座下，请他开示。
五祖传授他《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惠能顿然大悟。五祖遂将衣钵传他，并命他南行，以待时机。
五祖送到江边说：“我操船送你。”
惠能说：“迷时师度，悟时自度。”遂自行到南方弘化，终成为震烁古今的禅宗六祖。
禅是修行的一种方式。
禅修的目的是修心，禅修的过程也是修心。
中国禅宣扬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
中国禅讲究主观能动性，由我不由师。
胡适曾说：“中国禅并不来自于印度的瑜珈或禅那，相反的，却是对瑜珈或禅那的一种革命。
”铃木大拙曾说：“像如今我们所谓的禅，在印度是没有的。”他认为中国人把禅解作顿悟，是一种创见，也足证中国人不愿囫囵吞枣似的吸收印度佛学，他说：“中国人的那种富有实践精神的想像力，创造了禅，使他们在宗教的情感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