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0年开始陆续增加了一些新栏目。“事实和数字”主要采取统计数字用更直观的方式表现出当前时事。第3卷27期起添设了林语堂主持的“小评论家”专栏；第3卷30期又增加“中国最好的漫画”（第33期后改名为“每周最好的漫画”，到第41期再改为“本周最好的中国漫画”）。1931年又设“艺术与信件”。1932年，栏目的设置有较多变化，不少栏目只是短期的设置，后多有撤销。如第4卷22期（1931.5.28）增设 “妇女世界”（1932年5卷1期撤销）； 第5卷7期（1932.2.18）添置“悲哀故事”（刊出三期）；第5卷35期（1932.9.1）增设“科学快照”（第5卷48期停止，第49期起改设为“医生笔记摘录”，到第6卷7期也被取消）。1932年第5卷18期增设了长期专栏“华侨”，对华侨在外国所受的压迫与华侨的抗争等都有描述，其中海外的排华运动一度成为该栏的重点话题。同年第42期又增设了“卡桑德拉专栏”，主要由外国作者著述，表达外国人的观点。1934年开始添置“知交剪影”栏目（到是年第7卷24期更名为“亲切写真”，该年末停止），刻画了同时代的名人，如马君武、冯玉祥、梅兰芳、赵元任、胡适、吴宓、徐志摩、吴经熊等。1936年第12卷8期增加“每周访谈”，内容与“知交剪影”、“亲切写真”类似，访问外国记者、中外知名人士对时局的看法。

以上专栏为中日关系问题刊发了大量文章。以该刊第一期为例。在当期“社论”专栏，发表了《济南事件的责任》；在“专著”专栏中，分别发表了《日本在山东的现状》、《一个外国人对济南事件的描述》、《一个中国人对济南事件的描述》等文章；“读者论谈”中，刊载了署名H.C.TSAO的上海读者关于济南事件的来信；“中外论评”中分别刊载了《China Times》、《The Chinese Weekly Review》、《新晚报》、《共和日报》等报刊关于济南事件的评论；“一周大事记”主要也是以“北伐战争”和“济南事件”作为主题。

对于中日关系发生的某些特别事件，刊物也会就此事件临时增加一个专栏。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是年第4卷40期（1931.10.1）开始增设“满洲事件”，同时附设“世界的观点”、“政府文件”专栏，并以“读者论坛”来引发读者对事变的更多关注。此后刊物的内容也更多地与日本在华事件紧密联系，持续两个半月后才撤销这几个临时栏目。1932年第5卷11期（1932.3.17）也有“战争地图”的临时栏目。

《周报》反映中日关系问题的几个热点时段，分别在1928年济南惨案后的一段时期、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时期、和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济南惨案至九一八事变期间，正是国民政府着手开展改订新约运动的关键时期，《周报》的讨论重点也主要与这些外交活动有关，这一时期，对中日问题的探讨尤其集中。济南惨案后，《中国评论周报》进行了追踪报道和评论，不断揭露日本在山东的暴行，直称日军为“盗匪”。对日本在满洲的渗透进行批判，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周报》出版了“暴日入寇专号”；一二八事变时，《周报》积极声援十九路军，批评国内失败主义思想，批评政府的政策“委曲求全”。在事变经过国民政府的妥协而解决后，《周报》评论说：

“如果中国能增援军力，让日本疲于满洲、上海两前线战斗，至少更消耗它的财力，也许结果不会那么容易预见。”

相关问题的讨论，直至1933年后才有所减少，而逐步转移到讨论国内建设问题。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周报》的主题、内容基本转到抗战问题上，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关注与此前更有较大变化。

主要内容的特点和舆论影响力

《中国评论周报》是以一批有共同的西学背景、共同的兴趣爱好、国际交往频繁、对国家和民族利益十分关注的中国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有明确的办刊目标。除了上述关于中日关系的问题外，还围绕着中外关系展开对各种相关问题的探讨，包括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问题和关税自主运动、国联问题、太平洋国际关系、海关、华侨、边境等。同时，《周报》对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也十分关注，积极对工、商、农业的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其中铁路、外贸、银行、白银、货币、证券、生活费用等问题都给予了相当重视。国民党的宪政运动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如家庭、人口问题（节育）、劳工（黄包车夫、童工）、妇女问题、教育、乡村改造、卫生、市政建设、社会思潮（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军国主义）等等都引起知识分子的广泛兴趣，纷纷提出各自的见解。

关于中日问题和抗日的舆论占据了其中主要的部分。1928－1937年间对国难问题的关注、1937年后对抗战问题的关注，是《周报》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前一段时期，《周报》不遗余力地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揭露和谴责，提倡对日实行经济抵制、经济制裁，开展不合作运动；对国民政府的期望较大，却也不乏批评；对国联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曾抱有相当大的幻想，希望通过对国际主义的呼吁来挽救民族危机，但也对列强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无所作为表示遗憾和不满。在后一时期，抗战舆论更是《周报》舆论的重心。

《中国评论周报》由陆梅僧、朱少屏担任发行经理。陆梅僧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回国后曾在上海任仁昌公司副经理，兼东南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广告学讲师、教授。朱少屏曾任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上海青年会总干事。两人皆为善于经营、能办事之人，对刊物的发行有相当的影响。

该刊的撰稿者既有中国人，又有外国人，还有海外华人。而且，该刊还在美国纽约直接设有办公室，负责杂志的征订工作，在巴黎也设有海外代理处。有不少国际知名大学的教授等外国作者向该刊投稿，说明其在外国确实有一定的读者群。赛珍珠也正是通过《周报》上林语堂编辑的“小评论”而对林大加赏识，并催促其写成《吾国吾民》。

《周报》不仅在知识界和思想家中受欢迎，在学校中同样如此。该刊将在校学生作为重要的读者对象加以争取，国外的大学里也形成一定的影响。据《周报》的讯息：

“岭南大学……在新生的英语课上使用它，南京中央大学附属一中同样也在课室里阅读它，甚至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也以此作为学习材料。”

刊物内容亦随着读者群的扩大、刊物流通量的增加而有所改变。创刊仅一年，《周报》的影响就已经使编辑们十分欣慰了。他们感慨道：

“经过一年的奋斗，我们的钱包缩水了，但我们的销售量翻倍了，我们的精神也加强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发行的《政治年鉴》将《中国评论周报》视之为唯一的中国人拥有的在国外被广泛引用的英文周刊”。

甚至早期忽视它的在华外国报刊现在也认真对待它的社论影响。到1931年，该刊的发行量达到6800份，这在英文报刊中是相当突出的销售量。美国记者克劳（Carl Crow）1931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报刊指南》（Newspaper Directory of China）特别注意到了《中国评论周报》。该刊在当时中外舆论界的影响力由此可见。

《中国评论周报》的抗日立场并不是简单地站在盲目的民族立场上为自己国家进行辩护。《周报》的编辑、作者多为留学欧美者，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相当深，他们能够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从国际正义的普世价值观上，沟通中国与世界。正如他们自己所说：

“中国人在促进国际理解和友好的同时应该珍惜民族意识，甚至应该珍惜民族自豪感。……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也应该通过我们的知识成就来赢得世界的尊重。这应该是我们发展民族主义的方向，也是我们努力协调它与世界主义的钥匙。《中国评论周报》因此可以被看作是民族主义或国际主义的，因为我们努力成为两者（to be both）。”

《中国评论周报》的另一个重要优势就是语言上的优势。在当时动荡的国内外局势下，《周报》用英语表达对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的观察，与西方世界进行交流对话。他们面向海外、面向世界，发出中国人的声音，起到了国内一般中文期刊难以起到的作用。

此外，相对于中文报刊而言，《周报》在语言、知识背景和理论水准上具备了与外报抗衡的能力。他们直接与外报就相关问题进行论辨，驳斥外报对中国的成见，通过向国际的宣扬来取得国际上对中国反对日本侵略和进行抗战的理解和同情。这批留学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运用西学知识，面向西人，为中国争取源于西方理论的国家主权和本国利益，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对于近代中外关系的研究价值

《周报》关于中日问题的言论数量庞大、持续时间长，同时观察视野宽阔，涉及领域广。几乎中日关系和抗日战争的各方面的问题，都在《周报》中有所反映，而既往研究对此很少利用。从史料的角度，《周报》对于研究中国抗日战争、中外关系史、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活动，都能提供珍贵的史料。而且对中日关系、抗日战争中一些具体方面的问题，如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等，也能从《周报》中找到相关的评论、统计、案例。

《周报》本身也值得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其编辑群体受西方影响至深，面对民族危机，他们在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抉择上进退维谷，对日本侵略和中国抗日问题的观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多方面影响。该刊的编辑、作者中不少人与国民政府有或深或浅的关系，研究该刊也有助于了解知识分子与国家、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份中国知识分子编辑的英文期刊，许多以英文发表的著述可以与他们的中文言论相互参照，对于全面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难意识、对日本侵略和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态度、在抗日战争中的思想和贡献，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钱钟书，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11月21日生，江苏无锡人。文学理论家、小说家。1929年进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1933年毕业后在光华大学任教，兼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编辑。

林语堂、全增嘏、潘光旦共同创办了《论语》半月刊；另一份英文月刊《天下》（T’ien Hsia Monthly） 1935年在上海创刊，《周报》的编辑吴经熊、林语堂、温源宁、全增嘏同时担任了《天下》的编辑职务，林幽、宋以忠、钱钟书等也是《天下》的重要撰稿者。桂中枢自1931年起任上海《大美晚报》（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的时评专栏编辑；陈钦仁1935年受外交部之聘，在汉口主持英文《前锋报》。陈炳章曾任《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中国年鉴》（China’s Year Book）等特约编辑；赵敏恒是路透社驻南京的通讯记者。

桂中枢是位名律师，同时也是英文杂志ChinaCritic(《中国评论周报》)的主编。当时张培基也受邀任《中国评论周报》的特约编辑，为该报写过十多篇散文。

他们与国际的交往十分密切，参加了一些国际性组织。不少人是国际笔会上海分会的成员。 1929年，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在日本西京召开，该刊不少编辑也出席该会议，陈立廷、刘大均是该学会的执行委员，编辑吴经熊和陈达、刁敏谦、夏晋麟、骆传华、陶孟和、刘世芳、刘湛恩等经常撰稿者也是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