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看到，以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为主要内容的西学或新学，不能为中国革命指引正确的道路，中国革命需要新的理论武器。他们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得到启示，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他们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于1921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的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代表了中国思想文化战线的革命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得到了解决。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哲学思想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渐从传统的经学形态向近代哲学的新形态转化。

近代初期的哲学

鸦片战争时期，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一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活跃于思想界。他们以所谓“三世”变易观（见三世说）为理论依据，针砭时弊，要求改革。魏源等人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农民革命思想家洪秀全、洪仁等人从西方基督教那里吸取了“上帝”观念和“平等”思想，借以宣传农民的革命要求。这虽然在宇宙观方面是宗教唯心主义的，但他们明确提出，要以革命的方式变革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地上建立农民的“天国”。太平天国革命以后，从旧的封建士大夫营垒里分化出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在哲学上仍然墨守“道”不能变的陈腐观点，但他们提倡西学，主张变革，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产生作了准备。

近代资产阶级哲学

19世纪末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最早在中国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他们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奠基者。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等人进一步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推向前进。

中国资产阶级哲学从产生时起，便紧扣住“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政治主题。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以西方进化论思想为理论武器，论证国家的独立、自强和发展。他们对进化论进行取舍、加工、改造，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独特的进化观。

康有为首先在自然观方面接受了进化论。他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就开始向学生们讲授人类进化的知识。他的主要创造，是把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借公羊三世说的“微言大义”，表述了进化的社会历史观，即社会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循序前进。谭嗣同也积极宣传“日新”的进化观点。他认为“地球之运，自苦向甘”，人类社会沿着“逆三世”、“顺三世”的轨道向前进化发展。他在《仁学》中抨击封建伦常名教是“据乱世之法”，指出变法维新首先必须变革三纲五常。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了著名论文《原强》，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观点。1898年他又译述了T.H.赫胥黎的《天演论》，并在其中加了许多按语，结合中国的实际需要，积极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也有生存竞争；中国人必须奋发图强。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进化发展的，“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他主张中国必须改革，走西方国家的道路。在按语中，他还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反对了宗教神学的创世说。

但是，康有为、严复等人的社会历史进化观，都主张和平渐变，反对革命突变。

章太炎早年在《原人》、《原变》、《菌说》等文中，阐述了生物进化的自然观。他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进化的巨大影响，认为恶劣的环境会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他十分重视“合群”的作用，认为人们只有团结一致，才有力量同命运抗争，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后来，随着他在政治上从追随改良转变为拥护革命，他的进化观也有了重大的发展。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强调必须通过流血革命促进社会进化，批判了康有为的和平渐变论。

孙中山十分推崇达尔文进化论，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的出现，使“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他把进化观系统化，提出整个宇宙的进化分为无生命物质进化、生物进化和人类社会进化三个时期，并着重论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他说，人类社会的进化，经过了“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已到了“民权时代”。他把进化同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在社会的进化中，革命的突变是不可避免的，指出改良派的和平渐变、不能躐等的论调是“反夫进化之公理”。

中国近代思想家对于认识论问题也比较注重。严复介绍了西方近代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主张认识必须从客观事物出发，“即物实测”。他运用这种唯物主义经验论批评中国旧学“无实”，说它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而是从古书成训的教条出发，背离了事物的规律。他批评陆王心学是“向壁虚造”、“强物就我”。章太炎承认人们通过感官从客观事物取得的感性认识，同时更注重理性认识，但有贬低习行和感性认识的倾向。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学说，认为理论的建设和知识的探索是最重要的，也是十分艰巨困难的事，但行是知的开端，先有行然后才能有知。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传入，打开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眼界，使他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认识自然和社会。许多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将生物进化论、天文学、天体力学、物理学，尤其是关于电、磁、热、光等学说引入自己的思想体系，用来阐明自己的宇宙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对宇宙天体的形态和运动规律都作了比较准确的描述，认识到恒星、行星和星系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理论概括，得出关于宇宙无限的概念，肯定了宇宙间无始无终的变化运动。谭嗣同关于“以太”的物质性方面的论述，严复关于宇宙“质力相推”的见解，章太炎对生命现象的解释，孙中山关于无机物与有机物相互转化的认识等，都具有唯物论倾向。

但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往往不能把他们与自然科学相联系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贯彻到底。严复虽然具有唯物论的自然观，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物质是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存在，是人们感觉经验的来源。但当问题引申到认识论领域时，他就认为人们认识的只是经验中的现象，至于现象的本质则是不可知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多是夸大精神的作用，在宇宙观上陷入唯心主义。如康有为以精神性的 “元”、“仁”作为世界的本原；谭嗣同也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他们之所以夸张人的思想和主观能动性，是因为他们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饱经挫折和失败，从而认识到：旧事物具有强大的力量，新生事物要战胜它们，就得有坚强的意志，就要努力以赴。中国近代哲学史表明，不少思想家受佛学影响较深，谭嗣同的仁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经他改造过的佛学思想。章太炎在1906年被捕入狱后，开始学佛，并想建立一种新宗教以激励人心。他最终把变革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心力”上。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相继失败后，进步的人们继续探索前进的道路。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出版，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它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主张在中国实行“立宪共和制”，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封建专制制度，以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批判封建主义的盲从、独断和迷信。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看来，变革制度和思想革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新文化运动批判老教条、老八股，提倡新文学、新道德，主张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等等,都是促使人们思想解放的积极因素，为“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了思想准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五四” 运动前后，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意识到进化论不能科学地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们开始从进化论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撰写了相当数量的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也开始陆续被翻译成中文。与此同时，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各种流派的哲学，如A.孔德和H.斯宾塞的实证主义，A.叔本华和F.W.尼采的唯意志论，F.A.朗格和O.李普曼的新康德主义，F.H.布拉德雷和J.罗伊斯等人的新黑格尔主义，E.马赫和R.阿芬那留斯的马赫主义，W.詹姆斯和J.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及新实在论、柏格森主义等等，也都被介绍进来。这个期间，杜威、B.A.W.罗素、H.A.E.杜里舒（1867～1941）等还先后来中国讲学，宣传他们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在中国展开了论战。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胡适在“五四”运动时期大力宣传实用主义，一方面，他从实用主义出发，提出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主张“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历史的态度”和“拿证据来”等等，反对封建主义的盲从和独断，这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他又以实用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主义”只是臆想的产物，中国的社会问题只能改良，不可能根本解决，以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样便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批评胡适的观点，指出：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是指旧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的彻底改造，这种改造不能自发地完成，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才能成功。文中强调发动群众起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性。李大钊还在一系列文章中宣传历史唯物论，并试图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基础变化与上层建筑变化的相互关系。

“中西文化”的论争

1920年由于梁漱溟写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及其他论著，宣传佛教唯识宗哲学和宋明理学，以维护所谓“东方文化”，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并反对苏联社会主义，从而引起了“中西文化”的论争。胡适等人批评了东方文化论者盲目排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维护封建文化的错误。陈独秀、瞿秋白等针对梁漱溟以“意欲”为世界本原的唯心论观点，指出精神生活不能离开物质生活而独存；精神的力量可以影响它的物质基础，但最根本的力量还是物质的生产关系。瞿秋白还说，梁漱溟所谓“东方文化”，其实就是封建的宗法社会的旧文化，它已处于崩溃状态，成为东方民族社会进步的障碍。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1923年思想界开展了“科学与玄学”亦称“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一方是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一方是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张君劢认为，世界上许多事物都有自然法则，但人生观问题却无科学公例可循。进而，否认科学对人生的价值，否认社会历史有客观规律，宣扬“意志万能”。科学派在自然科学范围内宣传了一些科学思想，有反封建思想的作用。但科学派丁文江是实证主义者，认为感觉是最真实可靠的存在，物质本身是什么，不得而知，应该存疑，自称是“存疑的唯心论”。

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对论战中反映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给予驳斥。陈独秀指出，玄学派的“自由意志论”，固然是唯心主义的谬论，而自称“存疑唯心论”或心物二元论的“科学派”，也没有对人生观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瞿秋白批判“玄学派”否认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谬论，指出：尽管人类社会历史中存在着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但不能因此而否认社会历史本身的规律。他还论述了必然与自由的关系，说明自由是以对事物必然规律的认识为前提的。

在这几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取得了胜利20世纪2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传播开了。瞿秋白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系统地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到1927年，辩证法唯物论的洪流已席卷全国。

“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下，30年代初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争论。严灵峰、任曙、陶希圣、胡秋原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论调，有的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有的则否认中国古代曾有过奴隶制，也有的说中国从来没有封建社会，等等。他们力图说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王学文、郭沫若、吕振羽等人同这些错误论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王学文等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性质，指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郭沫若、吕振羽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了甲骨文、金文及各种古代文献，肯定中国古代在原始社会之后，相继经过了奴隶制、封建制阶段。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社会和历史的实际，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唯物辩证法”的论战

张东荪等人宣扬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叶青则以批判胡适、张东荪的面目出现，宣扬哲学消灭论，企图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张东荪、叶青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科学性和革命性统一的原则。他们指出：“客观的一切事物，本来是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正是把握了客观事物的辩证规律，它是不能否定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独立的领域和对象”，也是不能任意取消的。

艾思奇于 1934～1935年在《读书生活》上连续发表《哲学讲话》，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具体的比喻，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这本书后来改名为《大众哲学》出版，到1949年前再版了32次，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1932～1937年间，李达在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写了《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发表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等论文，系统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有广泛的影响。胡绳著《新哲学的人生观》，提出正确的人生观必须建立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历史过程，从“五四”运动时期就开始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人们深刻地感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的极端重要性。可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却根本违背了这一原则。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毛泽东是最杰出的代表。1930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总结党的实践经验，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首先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主张，批判了脱离中国革命实践的教条主义。1936年他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1937年他针对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教训，为了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 写出了 《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重要哲学著作，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实践论》对于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作了系统的阐述， 总结出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规律。《矛盾论》着重论述对立统一规律问题，指出事物矛盾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并详细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等对立统一规律的各方面内容。《实践论》和《矛盾论》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大革命，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还在《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深入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各个方面的内容。毛泽东提出了“能动的革命反映论”的观点，并作了详尽的分析，以此概括存在与思维的辩证关系，也概括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对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结合的典范。

抗日战争前后， 陈立夫宣传所谓“唯生论”，歪曲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以“诚”为民族生存发展的原动力，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蒋介石则提倡所谓“力行哲学”，宣扬“行”是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鼓吹唯意志论“唯生论”和“力行哲学”都是为封建法西斯统治服务的，目的在于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受到了进步思想家的批判。与此同时，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进一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历史哲学诸问题，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如胡绳著的《辩证唯物论入门》、《理性与自由》，翦伯赞著的《历史哲学教程》等。30～40年代，一些学者的哲学研究活动也比较活跃，写出了一批著作，如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论稿》等，在逻辑学、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学术贡献。一些学者，如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等，没有附和国民党的唯生论和力行哲学，但在当时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想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熊十力糅合儒佛，建立“新唯识论”体系。他认为本体即本心，大用流行，“翕”凝成物，“辟”运为心，相反相成。这在唯心主义形式下包含有某些辩证法因素。冯友兰的“新理学” 把程朱理学和新实在论结合起来， 自立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逻辑论证上达到了较高水平。金岳霖著《论道》和《知识论》，批评罗素的“唯主方式”（即主观唯心主义），提出“所与是客观的呈现”的观点，表现出唯物主义倾向他还提出了概念具有“摹状与规律”双重作用的新理论，对逻辑的一些问题作了深入的探索。

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终于成为中国哲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中国近代哲学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崭新阶段。近代资产阶级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与资产阶级哲学理论，使中国哲学从2000年以来传统的经学形式下解放出来。革命民主主义者对封建传统哲学所作的批判，动摇了统治中国思想界长达2000年之久的儒家学说的至尊地位。旧民主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社会进化，重视理论建设和思想启蒙，在中国旧民主主义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在困难深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对中国人民的觉醒，发生过重要的启蒙作用。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他们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封建制度，但又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力量。近代工业和自然科学发展的不足，造成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先天不足：没有形成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缺乏较高的思辨水平。这是因为思想家们大多是维新志士和革命家，现实的需要使他们从西方拿来一些理论武器，立刻运用于现实斗争，来不及作理论上的细致论证。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尽管主观上想迎头赶上西方，但实践证明他们的哲学不能解决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课题。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科学的哲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人民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思想武器。中国近代哲学是中国哲学史的辉煌灿烂的一页，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哲学则是中国近代哲学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