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的压轴之作即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是余英时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作的长序，近七十余页，达数万字。分八个章节从不同的历史角度来诠释胡适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所扮演的独特的历史角色，对胡适的正面贡献与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进行了透澈独到的阐释与评价，以求“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余英时的序言首先介绍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成书情况。该书为胡颂平先生历时五年编写完成，计有十册，近三百万言。可与丁文江先生主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并称双璧。

关于胡适先生的学术与思想，历来存在诸多争论。胡先生留学美国七年，归国后在北大任教时年仅二十七岁。因为提出文学改良而“暴得大名”，其学术研究主要在通俗文化与上层文化两个方面，对于中国小说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胡适认为新思潮实质为一种新态度，此种态度即尼采所称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五四”期间传播民主与科学，反对传统，提倡白话文，都与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新潮观念有关。胡适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一生提倡科学的方法，尊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胡适关于学术研究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亦奠定了学术研究求真唯实的实证主义基础。

胡适先生有很开放的眼光，在论整理国故时提出，对待古人及其著作，“要还他们的本来面目，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可以说确立了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客观评价传统学术的原则与方向。

胡适很早就确立了人生志向，并作了长期的学术研究准备。其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自省道：“吾生平大过，在乎求博而不务精。……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国人导师之预备……吾知精力有限，不能万知而万能……自今以往，当屏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治，此吾所择业也。”如此用心惟一，先博后专，当为后代学人治学所借鉴。

胡适关于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有三：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三者贯穿于其一生学术研究的始终。在谈到对自己的评价，胡适于《四十自述》中写道：“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其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运用“平等的眼光”，将各家思想一视同仁，对中国近现代的史学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胡适一生追求真理，反对权威，提倡民主与自由，晚年在台湾与雷震等人创办《自由中国》杂志，鼓吹自由主义，对于言论自由与人权保障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言论，有一段话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也是我最服膺的：“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我想，当今之所以教条主义盛行，主要就是因为人们缺乏独立思考，以“主义”为宗教，用脆弱的信仰来蒙蔽自己吧。

另二篇文章，主要谈中西方传记文学发展的历史延革与差异。胡适谓中国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西方又兼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中国的年谱学自宋代兴起，至清代发展成熟，是中国人物传记中的重要体裁。因为中西观念不同，西方对编年体史书颇不重视。杜希德认为年谱之缺陷是无法提供列传式的“连贯叙事”，只能是为传记提供一批札记。美学家史罗齐甚至说：“历史是活的编年，编年是死的历史。”余英时评析了西方史学主流运用心理史学“关键性时刻”写法之利弊，并对中国年谱学予以了公允恰当的评价。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对鲁迅的作品比较熟悉，对胡适作品的阅读及其思想的了解，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关于鲁迅与胡适的比较，以我之浅见，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来说，鲁迅先生的成就主要在文学方面。胡适接受了西方现代较为系统的学术训练，其成就主要在思想学术方面。在中国小说的研究上，二者均有开创之功，鲁迅有《中国小说史略》专著，胡适为新红学开山大师，并系统研究了中国明清小说，可谓不相伯仲。思想启蒙方面，二者之作用亦近似。鲁迅受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影响较深，胡适则笃信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鲁迅与胡适的阅读资源，除中国传统古籍外，鲁迅主要以日本、苏俄及东欧国家为主。胡适则以欧美为主。作为“五四”时代的两位巨匠，鲁迅与胡适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认真研究与继承发扬，还他们以本来面目，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我想，撇开那些无谓的争论，深入细致地阅读他们的作品，不仅对于了解人生与发展社会有益，对于新思想的创立成熟，也将会有推动作用。“五四”先贤们筚路蓝缕，开风气之先，后人当抛却历史的重负，轻装上阵，奋力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