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共“一号机密”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

22年中，十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这是共产党人忠于使命的接力，是生命和鲜血的守护。

1949年上海解放，最后一位中央文库的秘密守护者用一辆胶轮车将16箱文件送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全部文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

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

中央文库保管的是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两万多份。其中，有党中央各届、各种会议记录、决议案；有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及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报告；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有苏区和红军军事文件，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手稿；有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遗墨、照片等等。

这些档案记录着一部中共建党史、一部人民军队壮大史、一部领袖人物史，在党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这些文件如果落入敌手，其危险性也是可想而知的，因而中央文库又被称为党的“一号机密”。

在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书处理中经常出现“存文组宣毛”的代号。其中，“组”是中央组织部，“宣”是中央宣传部，后改为特委，“毛”是共产国际。列在首位的“文”即中央文库，即使是当时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也没有几个知道，“存文组宣毛”中的这个“文”在哪里。

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直接领导着中央文库的工作。

当时党内没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才，对文库内的文件只是随收随登记，一包一捆地堆放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和各级各地组织间的文件来往，日益频繁，积存的文件也越来越多。然而，在敌人严密统治的都市，机关繁复、文件众多的情况，必将会影响到地下斗争的安全。

周恩来首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对秘书处负责人说：“你们可以找阿秋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阿秋即瞿秋白，这是一个专属于周恩来的亲切称呼。周恩来与瞿秋白不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两人还是江苏同乡，关系极好。

而那时的瞿秋白，被王明等人攻击排挤，刚刚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总结党在工作上的历史经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他和周恩来是当时使用文件资料最多的人。

瞿秋白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明确周详地规定了党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并且要求这些档案“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这也是党史上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条例。

在草案的最后，瞿秋白还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

从此，在旧上海的白色恐怖中，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开始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艰苦卓绝的事业。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唯一，代号“张老太爷”。

在隐蔽战线的秘密工作中，很多同志都有代号。比如陈云的代号叫“先生”，因为他外出活动时经常化装成一个账房先生，潘汉年的代号叫“小开”，这是因为他常常化装成一个资本家的少爷，小开就是上海话中的公子哥儿。而张唯一代号“张老太爷”，却与他的外在形象八竿子也打不着。

张唯一生于1892年，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一点儿也谈不上“老”，因为办事沉稳，老成持重，这才得了“老太爷”的“尊称”。

中央文库最初设立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这里曾是中央秘书处办公地，也是文件阅览场所，邻里环境比较安全。

此后二十多年间，中央文库又多次迁址。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批党的绝密文件始终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险象环生，却没有发生过一次纰漏。中央在设立中央文库之初，就为它制定了一系列思虑周详的安保措施：库址一定要达到独立居住、独立活动的要求；只派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其他领导成员不得过问文库的工作；文库工作人员也不能参加支部大会和集会游行，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免暴露身份；文库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险情或更换负责人，都必须立即搬迁。

张唯一物色了两位政治可靠的同志，成立了文件保管处。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中形成、留存的文件资料；二是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三是接收中央各部委移交的文件。到1930年底，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20多箱文件、资料。

同样的文件，当时其实共有三份。中共中央秘书处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保存，一份由文件阅览处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

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联，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惊险。

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顾顺章掌握上海的中央机关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对秘密工作方式了如指掌，他的叛变，无异于将党的机密暴露在敌人面前。因而，顾顺章又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中央文库岌岌可危

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及时通知了周恩来。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全部转移,一切秘密联络点全部变换,一切联系方法停止使用并更换新的方法。

同时，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唯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二十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立小楼里，这里是他的家。

张唯一在党内职务不高，因为保管中央文库，又极少与外人联系，当时并没有暴露，他的家也就成了中央文库情急之下的避险之地，借此躲过了一劫。

但中央特科负责处理、保管的档案此时处在暴露边缘。周恩来也一直对特科文库放心不下，派陈赓等人到处寻找。最终确认，中央特科保管的这批档案已经被彻底烧毁，总算未落敌手。

经此一险，党中央两个文库仅存一个，中央文库更显得弥足珍贵。

张唯一和中央文库一起留在了上海。不久后，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这个职务，必然与更多的地下党组织发生联系。为策万全，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的手中。

陈为人，1921年冬入党的老党员，曾在湖南、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等多地开展过革命活动，还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8年底和1931年春，陈为人曾两次被捕入狱，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捕期间，陈为人受尽严刑拷打，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从未动摇，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可靠同志。正是看中了这一品质，张唯一把中央文库托付给了陈为人保管。

而陈为人保管中央文库，还有一个便利条件。按照1929年《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条例》的要求，中央文库保管者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陈为人的二儿子陈爱仑介绍，就像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平一样，他的父母也是从假扮夫妻作掩护而最终走到一起的革命情侣。母亲韩慧英早在“五四”时期就追随李大钊开展革命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入党的老党员。

因为在狱中受过重刑，又染上了严重的肺病，陈为人被营救出狱后，曾经休养了一个时期，与党组织暂时中断联系。中共中央撤出上海后，留沪的地下党组织中，极少有人知道陈为人。这无疑又为中央文库增加了一份安全保障。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张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明月坊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第一层卧室兼客厅，第二层为卧室，第三层改为一个小阁楼，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

陈爱仑那时尚在母亲腹中，但他曾听大哥陈爱昆讲起那些存放文件的神秘箱子，自己从没有在家中看到过。儿时曾有的记忆，就是无论春夏秋冬，家里的阁楼上总有一个火炉，炉火不熄。长大后问起母亲，母亲告诉他，那是“以防万一”之用。领受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时，他们夫妻就曾立誓：“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斗争环境变得更为险恶，党的活动据点频频遭到敌人破坏。在敌特、叛徒四处活动的险恶环境里，一遇情况有异，中央文库必须立即转移。几年内陈为人夫妇不知搬了多少次家，有一次搬到法租界霞飞路一白俄老妇人的楼上。

陈爱仑的妹妹陈力就出生在那座房子里。白俄老太太喜欢这个小娃娃，还给起了个小名叫玛丽。为了维持良好的“邻里关系”，陈为人夫妇就真的这么称呼小女儿。那个白俄老太太的儿子是个租界巡捕，成天张牙舞爪地满街乱抓共产党，却不知他家楼上就是中共的“一号机密”。

夜深人静的时候，陈为人就开始对中央文库的档案进行整理。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这样，文库的存放能够尽量减小体积，进而缩小目标，避免敌人的耳目，便于保管和转移。

经过一段时间，全部文件重新整理装箱，共20箱2万余件。打开箱子，最上面是陈为人手书的《开箱必读》，详列了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文件形成的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一目了然。

中央文库同外界的联系由韩慧英负责，党组织也只派一名领导与韩慧英单线联系，这个人就是“张老太爷”。这样的单线联系，让中央文库再次躲过了一劫。

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的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

韩慧英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对子女回忆，其实，张唯一和陈为人夫妇对各种可能的突发状况都做过预想，并设计了应变之策。张唯一原本该取下窗口晾衣架上的衣服示警，但因为事发突然，示警信号未来得及发出。

幸好，此后事态的发展，他们仍有所准备。韩慧英被捕后，装作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被吓得哭个不停。她用老家河北高邑的口音说，自己是经人介绍来这家做佣人的，第一次登门，其余一概不知。

国民党特务并没有轻易相信韩慧英的说辞，还是把她关进了监狱。直到一年多后，实在问不出什么，又查不到任何破绽，这才释放了她。而张唯一则一直被关押到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期间受尽酷刑，未吐露半点党的秘密。

在张唯一和韩慧英被捕期间，一次转狱过程中，两人有了擦肩而过的一次相遇。张唯一悄声问：“你家的三个孩子还好吗？”

韩慧英自然明白，“张老太爷”询问的是中央文库的安危，她肯定地点了点头。张唯一轻轻地吁了口气。

确如韩慧英所料，中央文库仍在陈为人的安全保管之下。

韩慧英是张唯一和陈为人之间唯一的联系人，她往来联络点和自己家之间的路线和时间都经过精心设计。每次出门前，韩慧英都和陈为人约定好返回时间。一旦逾期，就说明出现了突发情况，陈为人会马上带着中央文库转移。

而知道中央文库地址的，只有这三个人。被捕的张唯一和韩慧英守口如瓶，中央文库自然是已经安全转移了。

就在韩慧英被捕后不久，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今西康路560弄)15号搬进了一位新住户。他就是化名张惠生的陈为人。

仓促之下，找到一个稳妥安全的中央文库存放地殊为不易，何况很多出租的房子还要求租房人有铺保（即担保人）。陈为人这时联系不到组织，更不能找外人，只能咬牙租下了这栋不要求铺保的二层小楼。

这里属于旧上海的高档住宅区，房租是每个月30银元。陈为人装作一个有钱的木材行老板，出手阔绰，对高昂的租金毫不在乎。殊不知，这份房租已经足以让他食不果腹。

电视剧《借枪》中的地下工作者熊阔海，每天都在为经费发愁。这样的情境，真实地发生在了陈为人身上。

韩慧英被捕，让陈为人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也断绝了经费来源。木材行老板的身份是虚构的，为守护中央文库的安全，他又不能出去工作谋生。陈爱仑说，当时大哥只有六岁，妹妹还不到两岁，三个孩子嗷嗷待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父亲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陈为人日渐严重的肺病得不到医治，至多只能买两个萝卜做润肺之用。

为了省钱，一家人只能以最便宜的红薯为食；为了不让人察觉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红薯只能天黑后搬进家。红薯饭做好，陈为人还要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等快到楼门口时又把鱼片藏起来，怕孩子们看见了馋。因为，鱼片是个“道具”，明天还要接着用。

万般无奈之下，陈为人给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妻妹韩慧如写了封信，说韩慧英病重，请她速来上海。

韩慧如的女儿秦裕容介绍，母亲赶到上海，才获悉她的姐姐已被捕半年，也知道了姐夫的“生意”。当时她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在姐姐的影响下早已心向革命。她接替姐姐成为中央文库的掩护人。在家，她是陈为人的妻妹，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外出，则是“张老板”的妻子，地下交通员，尝试着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按照陈为人教的办法，韩慧如用联络暗语在报纸上登寻人广告，还一次次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帖子，“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却始终没有回音。

韩慧如拿出了自己积攒的300银元，支撑着一家人的开销。可是，这笔钱交房租已是捉襟见肘。一家人很快又不得不靠典当度日。到最后，陈为人把二楼上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可一楼的摆设仍维持着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

即便是最便宜的红薯，也常常不能吃饱了。韩慧如曾向秦裕容回忆过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场景——孩子们嚷饿，陈为人就骗他们：“我们是吃点心，就是点点心的，不要吃饱的。”孩子不解：“怎么妈妈不在我们就天天吃点心呢?”

陈为人无言以对，只好逗孩子们：“吃完点心，我们是不是要运动一下？来，跳个舞吧。”他故意张牙舞爪做滑稽状，逗得孩子笑个不停，借此搪塞过去。

1936年初，韩慧英出狱，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生活却更加艰难。为了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没想到，这却带来了转机。

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通过学校的一位地下党员，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瘦子”也正在到处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

“瘦子”是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的代号。常年身负地下工作的重担，让陈为人的神经高度紧张。他并没有直接让徐强到家里来，而是约定一家小饭店接头。

对这一次接头的情景，徐强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录：“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

而从接头的小饭店归来，陈为人明显轻松了许多，还与孩子们说笑道：“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陈为人的精神和经济负担都大为减轻。也许是终于放下了心头的重担，他的生命之火，在使命完成之时，耗尽了最后一丝光亮。

徐强在第一次接头时就发现陈为人已经沉疴日久，他要求陈为人将中央文库移交，马上住院看病。

送交中央文库的那一天，韩慧如打扮一番，化装成要出远门的样子，带着两个大箱子上了一辆黄包车。陈为人则装作送行，另携两个大箱子紧随其后。

黄包车转了几个弄堂，到了预定的接头地点。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年轻的阔太太——徐强的爱人李云。李云和他们其实是第一次见面，却好像无比熟识，亲热地迎上来招呼。这自然是表面文章，让周围的邻居以为是远途来的亲戚上门了。

陈为人的大儿子陈爱昆也跟着一起来了。懵懂的孩子哪知道爸爸和小姨的使命，还以为真的是去探望亲戚。后来记起此事，他也只记得那位阿姨对他特别亲热，又抱又亲，还塞给了他两块银元。

安全转交了中央文库后，党组织安排陈为人住进了当时上海最好的广慈医院。可是没多久，病还没治好，他就自己回家了。他告诉妻子说，医院里有几个人好像在议论他，怕是引起怀疑，所以就赶紧出院了。

党组织很快又给陈为人安排了另外一家医院，可没过多久，他又自己回家了，理由还是怕引起怀疑。

知道真正原因的只有徐强和李云，他们夫妻二人是那时中央特科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

李云现在已是百岁高龄，是唯一在世的中央文库保护人，只是因为身体原因已不能接受采访。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李云在一次纪念活动中曾忆起陈为人：“党组织让他住院治病，他从医院跑回去。他对徐强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党的经费了。’怎么劝都不行。我们只能找可靠的医生去他家里治病，家里怎么能比医院呢？最后还是没能治好。”

1937年3月13日晚上，陈为人重症病发，大口咳血。弥留之际，他还强作笑颜地对身边的妻子和韩慧如说：“我不会死的，我还要工作呢。”话音已经轻得几乎听不到。不一会儿，年仅38岁的陈为人与世长辞。

韩慧如忍不住失声痛哭，韩慧英却一把捂住妹妹的嘴，说：“不能哭，一哭邻居就知道我们家里死人了，会来看的。一看到我们家的寒酸相，他们要怀疑的。”

姐妹两人悄悄安葬了陈为人。韩慧英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湖南陈为人老家。韩慧如留在了上海，协助地下党组织工作，后来与中共地下党员、报务员秦鸿钧结为夫妻。1949年，秦鸿钧被敌人逮捕，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从此，韩慧如孑然一身，一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她于2009年去世，享年96岁。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

守护中央文库4年之后，陈为人的生命走到了终点。这个使命，继续在其他人手中传递着。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中共地下情报系统保管。

首先接替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的是徐强和李云。但徐强是中央特科上海情报系统的负责人，对外联络频繁，为尽可能降低中央文库的风险，他们是不能直接保管文库的。

这个机密任务交给了在地下党组织中长期从事内部工作的周天宝。周天宝只与徐强单线联系，与地下党组织很少接触，身份极其隐蔽。此外，他还有个得天独厚的“护身符”。

周天宝的姨父是招商局大员，在大上海也算得上一位头面人物。当时在法租界顺昌里，整条弄堂20多栋楼房都是他姨父的私产。周天宝的姨妈独自住在顺昌里7号，一座带花园天井的楼房。

在外人看来，周天宝是个仰仗姨父权势的“小开”，殊不知那位姨父的权势，掩护的却是中共“一号机密”。中央文库就被周天宝存放在姨妈家的二楼。

法租界是当时上海的高档住宅聚集地，顺昌里附近居住的都是达官显贵。名噪一时的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三人的公馆也都和中央文库所在地近在咫尺。这样一个旧上海黑白两道头面人物聚集的地方，却成了中共“一号机密”的绝好藏身地。正应了那句老话：“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沦陷。即便是日本侵略者，对上海租界内的这些旧上海上层人物也有所忌惮。中央文库“躲进小楼成一统”，在日军统治下的上海依然安然无恙。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中央文库在顺昌里安然存放两年后，周天宝姨妈家租给电影厂存放胶片的门脸房莫名起火，连带着烧毁了楼房一角。周天宝抢救出存放文件的箱子，赶紧转移。

此后一段时间，中央文库经历了相对密集的几次转移、迁址。没人能说得清它变换存放地的规律。中央文库住过上海租界的花园洋房，住过富裕人家的石库门建筑，也住过赤贫学徒工的亭子间。有一段时间，还曾回到过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也就是当年陈为人保护中央文库的地点。

多数的迁址，其实并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或变故，而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文库的保管纪律。中央文库的存放地址，只有直接保管人和与之单线联系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掌握，知道的人极少。而这几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的工作产生变动，中央文库就会迁址，并与之前的联系人切断联系。它实在经不起一丝一毫的疏漏。

1939年，主管中央文库的徐强奉调延安，管理文库的重任由李云一人承担，这不符合中央文库“家庭化”的管理原则。文库交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随即迁址。不久李云也调到延安。

1940年秋，1926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文库保管人。2万余件库藏档案，被当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康脑脱路一幢独门小楼亭子间暂存，不久又被缪谷稔运到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自己的家中，贴身守护。

在保管中央文库之前，吴成方和缪谷稔就已经在上海潜伏多年，是非常熟悉的秘密战友。但是接手中央文库的保管工作之后，作为上级的吴成方却几乎不与缪谷稔直接联系，都是靠交通员联络。因为吴成方联系的情报关系较多，面对的风险也更多。他与缪谷稔直接联系多了，很可能也会把危险直接引向中央文库。

但是，194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吴成方忽然急匆匆地赶到缪谷稔家，带来了一个十万火急的消息：他们之间的交通员小郑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

小郑名叫郑文道，因何被捕还不清楚，但就在之前不久，吴成方刚刚让小郑通知缪谷稔，做好转交中央文库的准备。和陈为人一样，缪谷稔当时也身患严重肺病，而且病情日趋严重，不得不另找可靠同志接替他。

小郑不但知道缪谷稔，也知道继任者和他们的联络方式。危险陡然而至。

可就在缪谷稔着急忙慌地准备转移之时，吴成方又给他传来了危险解除的“好消息”。只是，这是个用生命换来的“好消息”。

郑文道被捕后，从押运他的囚车上跳车自杀，未果，被抢救过来。到了日本宪兵队，他趁敌不备，又跳楼自杀，终于用付出生命的代价严守了党的秘密。

不久后，缪谷稔病倒，中央文库交给了最后一任保管人陈来生。

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的时候只有23岁，是历任中央文库保管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而他也是保管中央文库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42年夏接手，到1949年9月将文库移交上海市委组织部，陈来生负责保管文库长达7年之久。

陈来生原姓甄，1919年出生于上海，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就一直从事秘密工作，并因此改名陈来生，一直沿用了下来。

吴成方选择陈来生保管中央文库，其实也很费了一番心思。陈来生虽然年轻，但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表现出了可靠的党性和足够的机智勇敢。也正因为年轻，陈来生在地下党组织当中都不太惹人注意。对外，陈来生则一直以小手工业者或普通工人的面貌示人，看上去更是毫不起眼，这恰恰是地下工作者该有的先天优势。

陈来生也可以说是吴成方的“徒弟”。吴成方1926年入党，20年代末30年代初曾在北平等地做过党的保卫工作，是中央特科骨干。1933年调到上海，后来接替徐强，成为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地区负责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情报系统负责人，直接受潘汉年领导。

据陈来生回忆，有一次，他奉命去一个秘密联络点取电台配件。走到门前刚要敲门，却被身后的一只大手拉住了。回头一看，正是他的上级吴成方。

吴成方把陈来生拉到僻静处，让他观察一下动静再采取行动。原来，吴成方暗中跟了他一路，也在一路保护着他。这样的言传身教和暗中保护，让陈来生非常感动。

陈来生也没有辜负吴成方的期望。他接手保护中央文库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实行最严酷统治的时期。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更加疯狂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在当时的亚洲金融中心上海，日伪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巷尾布设着层层明岗暗哨，对抗日力量血腥镇压。

如何把2万多件、20多箱文件从新闸路的缪谷稔家安全运出来？这是陈来生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新闸路在上海租界里，那里本就是“国中之国”。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之后，对租界更是设置了层层盘查和封锁。而陈来生的生活圈子在租界之外，只能在租界外找到文库存放之地。

整体搬运目标太大，一旦暴露就是万劫不复。陈来生只能用“小鱼钻网眼”的办法。

陈来生动员自己的父亲和弟弟、妹妹，全家齐上阵，选择敌人的防范漏洞来偷运文件。一家人扮作走街串巷“跑单帮”的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暗藏文件、资料，每人每次只带几份，毫不惹眼。他们跟着那些真正的小商贩，从不为人所知的小路、小弄堂里七拐八折，越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绕过一个又一个明岗暗哨，居然没有一次被盘查。这样，经过了一个多月蚂蚁搬家式的转运，才将所有文件安全转移到新库址。

新库址起初选在弄庚庆里过街阁楼妻弟家中，陈来生在弄堂口摆了个炒货摊子，夜间两个弟弟就睡在阁楼上，寸步不离文库。这种日子只过了两个多月，党组织就注意到新库址的弄堂口闲杂人员太多，实在难以确保万无一失。陈来生只能再次迁移文库。

他向岳父借钱租下了成都北路972弄3号的西厢房，开了一家“向荣面坊”作掩护。中央文库就存放在陈来生亲手改造的阁楼里。档案被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外面再钉一层木板，糊上报纸，看不出任何改动过的痕迹。而且这面夹壁墙里面塞得严严实实，即便用手敲，也听不见空心层的声音。

而陈来生的“向荣面坊”，其实也不光是掩饰，而是实实在在要做生意维持生计的。他最初接管档案库时，吴成方就告诉他，组织现在也很困难，保管中央文库的经费问题要靠自己想办法。

可陈家一贫如洗，怎么办？陈来生用上了从租界搬出中央文库时的掩护身份——“跑单帮”。

当时日本人搞经济封锁，严禁城乡物资交流。但是陈来生经营切面生意，城里的高价面粉根本用不起，只能到郊外去购买。他要秘密通过日军封锁线，穿过铁丝网，万一被日本兵发现，被抓、被杀都有可能。但是为了维持面坊的经营，不得不冒此风险。

看上去，陈来生确实是个勤勤恳恳的小商贩，以他所掌握的秘密工作本领，也足以应付跑单帮所面对的风险。他辛辛苦苦、小心翼翼地经营着“向荣面坊”，为中央文库披上了毫无破绽的伪装。

1942年，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后不久，他就接到了调阅文件的任务。这次调阅文件的地方，是距离上海千里之外的延安。

从1936年陈为人与徐强接上头之后，中央文库就重新回到了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虽然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者、外国巡捕等中外反动势力控制着，中央文库身处险地，却始终安然无恙，再没有与党组织断线。

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延安整风，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风运动结束。历时三年的延安整风，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陈来生当时受命查阅的，就是“若干历史问题”的原始记录。

他第一次拆开保存中央文库的夹壁墙。时值盛夏，阁楼没窗，房门又必须紧锁，人如同闷在蒸笼里。陈来生满头大汗地在堆了整整一面墙的档案中翻检着。

他手头能够依靠的检索目录，只有当年陈为人所写的《开箱必读》，相对2万多份的档案数量，这份目录还是太过简略了。陈来生足足用了十几天，才找出了中央所要的几十件档案，抄出副本，由地下交通送到延安。其中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中央历次会议的会议记录和决议，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主要文件等等。

这些文件，对深入地研究和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全面认识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国共开始新一轮的谈判。

谈判间隙，周恩来牵挂着陷于上海多年的中央文库。他派代表团成员、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的刘少文亲去上海，转运中央文库。

接到指令，陈来生第二次打开了中央文库的夹壁墙。刘少文带来了两只航空皮箱，装下5000余份档案文件。

当时，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团员的特殊身份，可以乘坐国民党方面的飞机往来于西安、重庆、南京之间。刘少文乘坐国民党专机，转道西安，把四分之一的中央文库送到延安。

但是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大规模内战开始，中央文库的转移计划只得暂时停止。陈来生仍旧按照原样，将中央文库封存在夹壁墙中。

这一封，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到了当年瞿秋白为中央文库定章程时所说的“将来”。

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批阅签发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有功的人员”原是“有功的同志”，毛泽东亲笔做了修改，意即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应该表彰和奖励。

1950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全部库藏移交给中共中央。

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的原始档案，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