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和1949年10月，炮兵司令部和东北人民政府，先后拨给马场20多根金条和16亿元东北流通券用于购买种马，马场从海拉尔先后买回230余匹种马进行繁殖。在此基础上，又先从日本战俘营选挑十几名日本兽医和畜牧技术人员。其后又选派技术人员参加国家农业部聘请前苏联专家在张北开办的人工授精培训班学习，并在今后几十年的育种中严格按苏联的人工授精操作规程进行配种。新出生的马驹，无论从腕力上还是从奔跑能力上，都分别优于民马。马驹长大后，马场人像欢送自己的子女参军一样，将其头戴红花，、敲锣打鼓地送往解放战争的前线。

1949年11月1日，经炮校党委研究决定，将马场由营级升为团级，组建临时党委。此间，郑新潮依然任场长。

1949年底和1950年初，经省政府和炮兵司令部批准，马场将原来的买草点—肇东牧场和日伪时期的兴安牧场—内蒙古扎兰屯牧场接收作为分场。一年多以后，这两个分场分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马场和第三军马场，牡丹江军马场为总场。以后这两个场又分别改为肇东军马场和扎兰屯军马场，并从肇东军马场分出四方山军马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牡丹江军马场先后为兄弟军马场输送数十名场级干部和数百名技术干部，当时，军马场是全军马业技术人员的摇篮。有的转业复员后在全国各地方发挥了作用。 1950年10月1日，时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高岗，在沈阳庆祝建国一周年集会上，骑着牡丹江军马场选送的名为“日门”的日本血统马检阅部队，煞是威风凛凛，所见之人无不夸赞此马培育得好。1951年6月4日，毛泽东主席亲自委任的中央军委马政局顾问——前清皇亲载涛，在军委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胡小关和马政局（筹）局长郑新潮的陪同下视察马场。传达了“十年马政规划”，观看了马匹调教，登上“阅马台”检阅军马，并挥笔题字“牧马山庄”。1952年8月1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天坛举行“八一”运动会，马场派李树德等6人带赛马参加了跳障碍、钻火圈、跳板凳、跳高等项目，夺得第一名，获银杯奖。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首长观看了比赛。　1954年8月，解放军总后勤部批示：牡丹江等各场从即日起实行企业化管理，废除军事供给制，部分现役军人办理复员转业。　这一年，由于引进前苏联纯种马87匹，育种方针由“改良民马”转为“纯种繁殖”，采用人工授精的方式，用洋种公马与三河马、草原蒙古马进行杂交改良，培育出洋杂马驹1000余匹。为了更好地适应战争需要，从1963年起，军马场在发展军马的同时，积极繁殖和发展吃料少、耐粗饲、抗病力强的军骡。同时还按照总后勤部制定的符合战争需要的“五大标准”要求培育军马和军骡，重新调整了养马布局，将饲养方法由“舍饲”为主改为以放牧为主。

在牡丹江军马场的几十年养马史上，在曾三次遭受大规模“马传贫”瘟疫的影响下，累计生产军马和军骡12.5万匹，为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对越反击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促进民马改良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6年，延安炮兵学校随胡耀邦率领的北上大军赴东北战场，于1947年抵达黑龙江，延安炮校改名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学校。当时东北战场炮火连天，炮兵前线纷纷告急缺马，需要大量的马匹拉炮，运送炮弹。此时，军委炮兵司令员朱瑞和副司令员贾陶指示：由于战争紧迫和急需，加上缺少人手，特派东北炮校的郑新潮与邵清廉立即在牡丹江筹建军马场，1947年3月，郑新潮和邵清廉抵达牡丹江畔，在一片荒芜的原野上，白手起家，开始创建全军第一个军马场，白天郑新潮外出联络，到处去寻找物资，晚上回来亲自动手搭建土房。邵清廉抱着孩子带领4名伤残战士，只有两匹马。在荒野的土地上搭建炉灶、平整土地、修建牧栏。初始组建解放军第一个军马场时，总共只有6个人，除了郑新潮与邵清廉外还有4名从前线退下来的伤残人员。全体人员隶属东北炮兵学校，马匹与物资直接隶属军委炮兵司令部调遣。此后，在军委炮兵司令部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支持下，牡丹江军马场得到了迅猛发展，解放前后，牡丹江军马场提供的数万匹军马无论在解放战争还是朝鲜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军马事业和军马场的创建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战史。

郑新潮与妻子邵清廉愉快地接受了创建军马场的光荣任务，在牡丹江谢家沟日本兵营的废墟上，开始创建军马场。在好人好马送战场的大背景下，后方军费十分紧张，郑新潮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申领经费，当时，只给他批了9.99元，但郑新潮、邵清廉夫妇凭着一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畏艰难，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他们开荒种田、捡拾废品、网罗人才，带着6名伤兵2匹种马，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3年的时间创建并发展了牡丹江军马场。上级给牡丹江军马场拨来了6名日本俘虏，其中3名干过兽医，1名炮兵大佐是有名的相马专家。邵清廉凭借日语说得好的优势，与相马专家反复沟通，充分发挥其作用，帮助军马场繁殖大批军马，还培育出驮载骑乘全都符合要求的改良马。当年就繁殖军马上百匹，随后，又通过收编、扩建和改造国民党时期的旧马场等办法，使军马事业得到迅速发展。解放战争中，东北军马基地为前线输送了3.6万匹军马，为辽沈战役等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1947年开始，郑新潮、邵清廉夫妇在东北牡丹江、扎兰屯、肇东等地建立军马场，共建立了36个军马配种站，还在肇东、太康、安达等地建立起军马牧草基地。军马场的广泛建立为全国马种优化起到了推进作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1953年，郑新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充分赞誉和表彰。

镜泊湖之战：东北抗日勇士“手榴弹雨”重创日军.1947年秋，军马场刚建立不久，从牡丹江军马场外开来了三辆大卡车，押车的解放军卸下一群日军战俘，上级首长让安顿这批日军战俘。在没有吃住的困境中，邵清廉向上级申要了几口大锅、铁锨等工具、帐篷、油灯等必需品。总算安顿了这些日军战俘。一天夜间，风雪交加，狂风刺骨，劳累了一整天的邵清廉已经入睡，突然听到门外枪响，十几只狗狂叫，战士喊日军战俘暴动了，越狱出逃！，邵披上棉衣追赶，索性都抓了回来，唯有一个大佐在血泊中剖腹自杀，发现他身上藏着地图。其它战俘也决心自杀，邵清廉因在沈阳师范学过日语，听到了他们的动向，当时俘虏们出现大量自杀军委要追责任的。管战俘的首长纷纷讲话想阻止他们自杀行为，但都无济于事。无奈之下，最终邵以一个中国妇女的身份向日军战俘发表讲话，她表示你们自杀结束了生命，是容易做到的，但你们的妻子和孩子将蒙受后半生更大的痛苦，她们该怎样活下去，邵的话感动了日军战俘，战俘们当场痛哭流涕，此后无一人自杀。1948年毛泽东与周恩来根据战俘协议，将他们送回国，在码头分别上船前，日军战俘们流泪感激中共和邵，如果没有邵的一席讲话，他们活不到今天，更想不到有今天，在他们到达日本后的十多年里，这些战俘总是纷纷来信或邮寄东西，在感激之中表示反对侵略战争。此后邵调入北京军委炮兵司令部工作，在几十年里，电视台上经常报导许多日军归国战俘和后裔纷纷找牡丹江，想寻找当年的恩情，却找不到人了，历史的变迁，物去人非。邵清廉在家中常常看着电视上的报到，拿出许多当年珍贵的老照片讲述当年的情况细节说。当年，我们解放军战士吃不饱粗粮，日本战俘却吃大米白面和鱼肉。我们坚定执行中央决议，雷打不动，我们的军队胜于“武士道”。抗战时期，镜泊湖之战：东北抗日勇士“手榴弹雨”重创日军

郑新潮，是文人中的军人，军人中的文人，参加过黄埔学潮、面谏蒋介石全力抗战，为了革命他险遭暗杀，奔赴延安抗战、创建炮兵学校、创建军马场，功勋卓著。郑新潮在战争年代就投身创建我军炮兵事业和军马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局长、代任军委马政局局长。（军委马政局全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马政局）郑新潮系牡丹江军马场主要筹建人，也是全军军马事业奠基人之一。1951年6月首任场长郑新潮陪同载涛视察了牡丹江军马场、肇东军马场和扎兰屯军马场，并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马政局。1951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马政局在北京成立。

郑新潮与载涛先生相识是50年9月，那时载涛刚被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批准任命为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当时炮兵司令部马政局还未成立）。1950年9月中旬，郑新潮在牡丹江军马场，突然接到军委炮司从北京拍来的电报，让他专程赴京和载涛顾问见面，在军委炮兵司令部，郑新潮首先向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苏进等同志汇报了工作。他们连连称赞说，成绩是卓著的，并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的表彰，还指意让郑新潮尽早专门和载涛见面。

1950年9月，在郑新潮向炮司首长陈锡联司令员、苏进副

司令员汇报了和载涛工作的情况后，“炮司”决定让郑新潮留在北京筹建马政局工作。 　1951年6月4日，载涛顾问在军委炮司作战部首长--万毅副司令员的陪同下视察了牡丹江军马场，肇东军马场（小兴安岭）、扎兰屯军马场，扎兰屯军马场是郑新潮去中南海找周总理，经国务院研究周总理亲自批准后，经乌兰夫同意签字后拨款筹建的。　新中国成立后全军最多时曾拥有22个军马场，这其中包括山丹军马场、牡丹江军马场、红山军马场、岷县军马场、昭苏军马场，肇东军马场，白城子军马场、扎兰屯军马场。

图1为：1951年6月，欢送牡丹江军马场首任场长（军内第一个军马场马场奠基人）郑新潮调到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军事革命委员会军委马政局工作，创建马政局，任局长。

同时，欢迎载涛到牡丹江军马场视察合影，图2，牡丹江军马场全体官兵欢送郑新潮调军委马政局工作合影。第二排坐姿，左数8浅色衣为郑新潮，9深色衣为载涛先生，第三排站姿女，左数14为邵清廉。

郑新潮与邵清廉生前曾建议：生产-军马牌汽车系列。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郑新潮领导协调下，以牡丹江军马场为基地，向朝鲜战场提供运送军马两万五千匹。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后，与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炮兵部队急需军马上战场拉炮。我军的前后方纷纷发来电报“迫切急需大量军马”，只有军马才能在朝鲜的山峦起伏与河流山川中发挥独特的运输优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郑新潮奉军委炮司之命进京筹建军委炮司马政局，隶属于军委炮兵司令部。1950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在北京成立，成立大会上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宣布郑新潮为炮兵司令部马政局局长，同时继续兼顾军马场工作。然而，炮兵收集军马的数量十分有限，无法满足整体战争需求。在郑新潮建议下，经毛泽东、朱德批示立即成立全国全军范围的军委马政局，全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马政局”（简称军委马政局），上级首长命令郑新潮在原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的基础上投身创建“军委马政局”工作，代任局长。

同年，郑新潮在筹建军委马政局工作中选定办公地址，工作人员基本上是从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带过来的。1951年9月，军委马政局正式成立。当时，军委总后勤部还没成立军马局，到了1953年朝鲜战争快结束时，停战谈判期间，总后勤部才成立军马局（不称马政局）。随着体制的变更，1954年军委马政局与总后军马局合并，简称军委总后军马局，郑新潮继续默默为军马事业工作，从事落实全军军马场的整体拓展与收编等规划工作。

郑新潮担任马政局局长期间，到东北、西北等地进行视察调研。先后来到牡丹江、肇东、扎兰屯、索伦等军马场以及甘肃山丹、贺兰山、贵德等军马场调研。针对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的马政管理机构十分混乱的状况，郑新潮牵头起草了一份《整合与收编各旧马场》的请示报告，经马政局讨论通过上报中央军委。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马政局收编、整顿、整合、扩建军马场26个，建立全国性改良军马种站50余个。马政局引导各地方政府、指导各军区、各军兵种在养育、收集和调集军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牡丹江军马场‘十姐妹放牧班是1968年建立的全国第一支女子放牧班。“十姐妹放牧班”.在班长李月荣带领下,发扬革命精神,以苦为荣,风餐露宿,一心为革命养好军马,被誉为‘葵花山下向阳花’。班长李月荣同志曾三次幸福地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六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并受到邓颖超、康克清、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连续当选为全国第四届、五届人大代表。牡丹江军马场‘十姐妹放牧班’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英雄事迹,经《人民日报》、《人民画报》、《解放军报》等新闻媒体,传遍大江南北,激励人们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

牡丹江市档案馆在十姐妹及其家属和有关人员的积极配合下,经过不懈努力,已征集进馆照片169张、录像3盘、纸质档案14卷、金笔l支、锦旗一面、牌匾一块及十姐妹放牧时穿的雨靴、大头鞋、棉大衣、棉帽等。其中,包括李月荣出席两届全国沐代会、国庆二十周年典礼、总后第四届党代会时与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牡丹江市档案馆保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牡丹江军马场“十姐妹的档案资料。

如日的牡丹江军马场，下属9个分属农场和1个砖场、1个酒厂分布在宁安市、海林市和桦南县境内。全场总面积24.37万亩，其中耕地9万亩，林地11万亩。农业产品丰富，工业主要生产空心砖、沸石粉、军中王系列酒类。牡丹江军马场走过六十个春秋，已经逐渐地成熟起来，它既承载了几多荣光几多忧愁，也承载了几多责任几多希望。它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里程碑，如今的中牧集团牡丹江军马场人定会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郑新潮在军委炮司马政局和军委马政局工作期间，专门挑选了许多优质军马，连年参加了国庆节和建军节阅兵等活动，让军马这一解放军的独特战士亮相首都、尽展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