⑻堪夸：值得向身居上都的同僚夸耀的。早朝客：指身居上都的同僚。

我为官的名籍在上都长安，而家则在东都洛阳。

洛阳官员很少，禁中白天干净无尘，宫里的树也显得碧绿。

行人稀少的街道保留着深深浅浅的车辙，而我能经常去欣赏古渡口潺潺流水冲刷的碧石。

平居如此，只有洛阳那嵩山上的悠悠白云，是值得向我身居上都的同僚们夸耀的。

大和元年（827）春，刘禹锡被召回到洛阳，同年六月为主客郎中（礼部属官，主管接待宾客和前朝后裔事务），分司东都。此诗就是刘禹锡任此官后不久在洛阳寄赠京中同僚之作。

诗的前四句写题中之“分司东都”。两句是说自己被朝廷任为主客郎中，分司东都。此对同舍言，既叙同僚之谊，也兼含自己不在西京，不能与同僚共事之憾。接下去的两句是对“分司”的具体描写。因为洛阳只是陪都，在宫中供职的官员很少，即白昼去到宫中，也是寂静清冷，没有半点扬起的尘土；因为环境安静，空气清新，所以宫树显得特别幽深碧绿。“昼无尘”、“朝凝碧”突出一个“静”字，都是在写宫中少有人到。如果人来人往，语声杂沓，践土呵气，那就会尘土飞扬，树上扑满灰尘，加以空气混浊，树影就不会显得那样碧绿了。特别是“凝”字，将环境之静，树影之绿，都写到极致，下得非常精到。这两句表面在写宫中之景，实则是写“分司”之并无职事，自己和其他被安置在洛阳的官员，都很少到官里去。

下面四句写日常生活。这虽然不是直接写“分司”，实则同它也有关联。因为平居无事，加以洛阳又不是长安那样的政治中心，所以交往很少，既很少有人到自己家来，自己也很少外出拜访他人，以致偶然有车来访或自己乘车出去，车轮压出的浅深不同的澈迹，都会长久完整地保留下来。“荒街”本来就含着行人稀少之意，与长安大街上的熙熙攘攘、车马喧阗，正好成为对比。既无职事，又少客人，平时就常去野外的荒滩古渡，去观赏那潺湲流水冲刷苍老的怪石。“古渡”与“荒街”相对。云“古渡”，足见当时已不是渡口，可见亦人迹罕至之处。所去非名胜之地，足见其意不在游赏，而是为了消磨时光。

上面六句都用单笔，专写自己，结联才用复笔，将自己和同舍合写，缴足题中之义。意思是说，平居如此，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告诉同僚，唯有每天早晨可以观赏嵩山上的云彩，这一点，倒是可以向早朝的同僚夸耀的。同僚身居上都，不能来赏嵩山之云，一“夸”也；同僚因要早朝，无此闲趣，二“夸”也。若通篇都写自己，于“上都同舍”不著一字，便很不得体。然收结之妙，还在于此联既与五、六两句文意紧接——仍然是在写自己的闲居生活，同时又巧妙地把这与同舍进行对比，收得非常自然。

三、四两句突出一个“静”字，是以景之静来写人之闲；后面四句则突出一个“闲”字，直接写人的闲散。所“夸”于同僚者，也是这个“闲”字。但表面上的“夸”，实则为“怨”也。须知刘禹锡是个很有政治抱负、很有用世之心的人，二十三年前积极参加王叔文政治改革活动，就是明证。改革失败后，虽长期贬谪，但其倔强性格，对政治的热情，并未稍减，这从两次游玄都观所作绝句，可以清楚看出。夸自己的闲散，实际是赞同僚之能身列朝班，参与朝政，怨已之不能为朝廷所用，不能为国家尽力；否则在寄赠诗中向对方夸耀自己，太失身分。实际上，此诗既是寄赠同僚，其实也是给当时执政者看的。史载，作此诗之次年（大和二年，828），作者即被召至长安，《旧唐书·刘禹锡传》云：“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指第二次游玄观所作七绝的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闻诗序不悦之说未必可信，但裴度欲荐刘禹锡知制诰，却是真的，因为这一年刘禹锡拟作了不少制文，表明他曾为担任此职作过准备。从这里，也可窥知此诗的真正意旨。

刘禹锡的诗，笔致大多较秾重，故唐人张为《诗人主客图》把他归入“瑰奇美丽”一派，此诗却如素月秋花，比较淡雅；写怨而不露痕迹，却又使人能感觉到，极含蓄有致，在他的诗中别是一格。

清代何焯：落句正写冷局无聊，却同洒落。（卞孝萱《刘禹锡诗何焯批语考订》引）

刘禹锡（772—842），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自言系出中山（治今河北定县）。贞元间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辞科。授监察御史。曾参加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被贬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后以裴度力荐，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其诗通俗清新，善用比兴手法寄托政治内容。《竹枝词》《柳枝词》等组诗，富有民歌特色，为唐诗中别开生面之作。有《刘梦得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