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30 16:36
《丽江洞经音乐》何时传入丽江，学术界暂无定论，较为一致的说法是明洪武十五年(1382)朝廷屯兵云南之后陆续地传到了丽江。目前在丽江流传的洞经音乐分调音曲、经腔、细乐曲牌、打击乐曲牌四个部分近40余曲。《丽江洞经音乐》在演奏中纳西族独有的乐器“苏古独”、“波伯”以及唐朝形制的曲项琵琶的运用，加之独特的运弓方法，打击乐器的频繁使用，综合“纳西化了的汉传音乐”的审美心理与文化诠释，构成一种“纳西式”的奇特音乐效果。24支民间传承队的表演让观众体会到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深刻内涵。在展演台上，既有80多岁的老翁老太，也有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他们全部来自民间，很多还是在地里劳作的农民。在演奏过程中，艺人们用的乐器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民族乐器古筝、琵琶、二胡、笛子外，还有古老的纳西古乐演奏乐器“苏古独”“波伯”等。
《丽江洞经音乐》在保存中国传统科仪音乐的基础上，融合了纳西族民间音乐的风韵，成为中华古乐的珍贵遗产。改革开放以来，《丽江洞经音乐》大放异彩，成为丽江文化旅游的名片，丽江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丽江洞经音乐》文化形态的综合性是最为显要的价值体现。它是在承袭并综合了古氐羌文化、吐蕃文化、大理文化、汉传明清文化后形成的最重要的历史文化产物。其传入丽江的近四百年中，又不断地融汇于纳西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定氛围之中。故此，洞经音乐的存留成为纳、汉民族文化以及其他地域文化相互综合融会的佐证。《丽江洞经音乐》多元宗教形态的并存性是它又一个显著的价值体现。在丽江洞经音乐谈演仪式中体现的儒、释、道、东巴多种宗教平等“礼遇”的史实，无形中使得洞经谈演成为丽江宗教多元并存的一面重要窗口。《丽江洞经音乐》历史形态的积淀性是它再一个突出的价值体现。丽江洞经音乐的唐宋词牌、元明曲牌、乐队构成、乐器历史、传承方式特有的历史形态的积淀性，为道教在纳西族地区的传入年代、内地汉文化在纳西族地区的传播年代等历史脉络提供有效的资证。
在日趋都市化的丽江还可以随处听到这样的天籁之音，实属幸事，可是几十年，几百年后我们的后人是否还可以像这样听到如此动听的纳西古乐呢？
古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中心主任李之典谈到，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具有脆弱性和濒危性，传承保存、收集整理、挖掘民族民间濒危音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要传承保护必须要有人，但是《洞经音乐》传承危机首要的是后继乏人的问题。目前能够熟练演奏的都是些耄耋之年的垂垂老者，很少有喜爱音乐并有一定音乐及器乐基础的年青人加入洞经音乐演奏团体，随着老艺人的不断仙逝，许多曲目已濒临灭绝。其次，丽江洞经音乐主要以“师带徒”或“父带子”的方式传承，并用工尺谱为媒介以口传心授的方法传教，传承本身具有局限性，加之工尺谱难于记读，大多数年青艺人均不愿接受被他们称之为“老古董”的工尺谱作为传承媒介。其三，随着现代流行音乐的冲击，以及商业性表演过程中的“流失”和“变异”，剥离了昔日洞经音乐典雅与柔合的传统衣钵，这也是丽江洞经音乐所面临的最主要挑战。
面对丽江洞经音乐的濒危现状，古城区非常重视保护和传承工作，古城区非遗保护和管理中心指定和了一系列保护计划和措施，2013年，申报《丽江洞经音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丽江洞经音乐”进行系统调查，收集相关文字、影像、照片、实物资料；开展学术研讨，全面考证研讨“丽江洞经音乐”的产生、历史、特点及其价值。 2014年，建立《丽江洞经音乐》资料数据库；筹集资金，扶持各演奏团队培养传承人；确定重点保护传承对象，选定中青年传承人进行培训和培养；2015年，扶持建立传承点和传习院；扶持建立研究机构和中介组织；建立专业人员、传承人、民间艺人、国内外学者、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新闻媒体参与互动的保护体系，2016年，制作出版相关专集、专著，以及影像视频制品；集结整理出版历代有关学术论文、研究文献；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展示展演保护传承成果；2017年：与科研、策划、设计机构合作，研制开发相关制品和产品、建立《丽江洞经音乐》传承保护长效机制；建立《丽江洞经音乐》学习培训和投入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