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之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43，功名满天下，后必有史官书之者，予可无录也。独高其义，因以遗于世云。

范文正公，苏州人，平时乐于用钱财帮助别人，选择那关系亲近而贫穷、关系疏远而贤能的人，都予以帮助。

当他贵重显达之时，购置近城保收的良田一千亩，称作“义田”，用来养育救济本家族的人们。使他们天天有饭吃，年年有衣穿，嫁女、娶妻、生病、丧葬都予以资助。选择家族中年长辈高而且贤德的人主管帐目，经常总计收入和支出。每天的饭，一人供给一升米；每年的衣服，每人分给一匹细绢。嫁闺女的发给五十千钱，闺女改嫁的发给三十千钱；娶儿媳妇的发给三十千钱，再娶的发给十五千钱；丧葬发给的费用和闺女再嫁的数目相同，孩子的丧事发钱十千。族人聚居的九十多口，义田每年收入供分配用的稻子八百斛，用它所收入的粮食，来供应在这里的聚居的族人，充裕有余而无枯竭之时。退居在家、等待职务的人予以供给，出仕为官的人则停止供给。这就是它的大致情况。

当初，范公还未贵重显达时，就曾有过这种愿望，而无力实现长达二十年之久。后来做了西部边境的统帅，又入朝参与主持朝政，从此才开始有了俸禄赏赐的收入，而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他去世之后，后代的子孙修明他的事业，继承他的志向，和他在世的时候一样。他虽地位高俸禄多，却终生过着清贫的生活。逝世的时候，甚至没有钱财装殓，子女们也没有钱财为他举办像样的丧事。他只是把救济贫寒、养活亲族的道义，留传给子女罢了。

古时候晏平仲乘破车、驾瘦马。陈桓子说：“这是隐瞒君主的赏赐啊。”晏子回答说：“自从我显贵以后，父系的亲族，没有不坐车的人；母系的亲族，没有衣食不足的人；妻子的亲族，没有挨饿受冻的；齐国的士子，等待我的接济而点火做饭的有三百多人。像这样，是隐瞒君主的赏赐呢？还是彰明君主的赏赐呢？”于是齐君使用晏子的酒杯，罚桓子饮酒。我仰慕晏子好行仁德，齐君了解贤者，而桓子能认错服义。又仰慕晏子的仁德有亲疏层次之分，而言辞有井然的次序：先说父系亲族，后说母系亲族，再说妻子的亲族，最后才提到关系疏远的贤者。孟子说：“由爱自己的亲人而施仁德于民众，由对民众仁德而爱惜世间万物。”晏子的作为接近于这一点啊。现在从范文正公的购置义田这件事来看，是比晏平仲还要贤明啊。他施行的规模的久远和全面，恐怕是要超过晏子的。

啊！当今世上那些身居三公职位，享受万钟禄米的人，他们宅第的雄伟，车驾的华丽，歌妓的众多，妻儿的富有，仅是为满足自己一个人的私欲而已。本族的亲人不能登门的，难道还少吗？何况说帮助疏远的贤者呢？地位在他们以下的是卿，是大夫，是士，禄米的充裕，享用的丰富，也仅是为满足自己一个人的私欲而已。本族的亲人，拿着破碗讨饭，成为沟中的饿殍的，难道少吗？何况对于其它的人呢？这些人都是公家/国家的罪人啊！

范文正公的忠义誉满朝廷，业迹流布边境，功名传遍天下，后代一定会有史官记载的，我可以不用赘述了。唯独敬仰推崇他的道义，因而记叙“义田”之事以留赠世人。

范仲淹是北宋名臣，其立身大节，已为世人所熟知、景仰。但对于他的乐善好施、泽及亲族与贤人之事，则知之者少。作者与范仲淹同为吴人，同朝做官，故知之者深，于是作《义田记》以颂其高义，表达敬仰之情。

文章通过不同角度的对比，突出了范仲淹设置义田“好施与”的美德懿行。首先是范仲淹对人、对己的对比。范仲淹自己“虽位充禄厚，而贫终其身。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但他为族人没置义田，其仁爱之心，却无微不至。首段“日有食”五句总写义田的作用和管理方式。以下即分写对族人日食岁衣，嫁女娶妇，再嫁再娶，葬者、葬幼者、家居、居官者的具体养济之法。作者写这些繁琐的事情，简洁利落，有条不紊，次序井然，无形中正体现出范仲淹设置义田，是悉心尽力，慎重其事。其次是拿古人作对比。文章第三段写春秋时齐国宰相晏婴“彰君之赐”的故事，赞扬“晏子好仁”。但作者的用意不在此，而在于由此指出范仲淹设置义田。“贤于平仲”“彰君之赐”。因为义田不仅规模大，而且是从长远考虑的。他设置义田千亩，并延及后世子孙的“规模远举”。是晏婴无法相比的。第三是拿当世之人作对比。文章第四段痛斥当代公卿士大夫“享万钟禄”，“廪稍之充，奉养之厚，止乎一己而已”与范仲淹以“禄赐之入”，设置义田“养济群族”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人沉湎于邸第车舆、声色妻孥的享乐，与范仲淹“贫终其身”形成鲜明对比；但他们的族人却“操壶瓢，为沟中瘠”，又与范仲淹的族人“嫁娶凶葬皆有赡”形成鲜明对比。所以说这些人都是”公之罪人”。作者如此痛骂世人之不义，正是为了赞扬范仲淹的仁义之行。文章末段称颂范仲淹“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而偏偏只取他设置义田一事来写，”独高其义”，也是把范仲淹平生的大功大业，与设置义田这件小事作对照．从而更加突出了这件事的意义。可见全文无处不在对比，无处不在借客形主。正是通过对比，范仲淹设置义田的美德懿行，才显示出了它不寻常的意义。

这篇文章的结构安排颇具匠心。从第二段开始，每一段都是前文的补充。首段记义田，周详无遗。文章到此，已完成了为义田作记的任务。次段推远说去，追叙范仲淹早有此志，补充说明没置义田之因，为首段生了根。接着写范仲淹死后，子孙们能够“承其志”，把义田办下去——仁义之行得到发扬光大。至此，作为设置义田一事，从头到尾，已经十分完整，可以收笔了。然而作者笔锋一转，谓范仲淹死时“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与义田中“葬者如再嫁之数，葬幼者十千”前后对照；紧接着“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而已”二句，可谓画龙点睛之笔。文章如就此结束，既完整又不落俗套。但事实上文章到此还不过一半篇幅，下面还有三段议论。它们与前两段形成鲜明对照，突出和深化了文章的主题。不仅如此，由于这三段议论置于文末，更给读者以一种欲言不尽的气势，使文章在引古叹今的大开合中波澜起伏。

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最有法度之文，宋人中难得。

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常见世之贵显者，徒自肥而已，视亲族不异路人。如公之义，不独难以望之晚近，即求之千古以上，亦不可多得。作是记者，非特以之高公之义，亦以望后世之相感而效公也。

清·蔡世远《古文雅正》：文正公仁孝之心从本源发出，直贯至千百年，故义田历久规模不废。若稍有近名徇外之心，则不久而争且废矣。叙论明畅。可化鄙薄为宽敦。

钱公辅（1021—1072年），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中进士，曾任知制诰，英宗即位后因忤旨被贬官。神宗即位后拜天章阁待制，又因不满王安石变法而出知江宁府，后又徙知扬州，因病辞官后卒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