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笔者管见，历代所谓《春秋》书法，可归纳为两类：其一，侧重内容思想者，如《左传》所谓“惩恶而劝善”，“上之人能使人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以及《公羊》学家阐扬之“微言大义”，多属焉。其二，侧重修辞文法，如《左传》所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微而显，婉而辩”，杜预所谓正例变例，皆属之。钱钟书曾称：“昔人所谓‘《春秋》书法’，正即修词学之朔，而今考论者忽焉。”即指修辞学、文章义法而言。

由此可见，“比事”可作为春秋笔法的思想内容，即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来排比史事，杜预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属辞”可作为春秋笔法的修辞文法，即在叙述历史时选择准确词语表达其价值判断。“比事”即对史事的排比比较，是“春秋笔法”的前提，在比较史事的同时也意味着对史事的筛选，体现着孔子的基本伦理价值观；“属辞”是文辞的连缀，辞、事、义是《春秋》文本的基本层面，“属辞”意味着对文辞史事的剪裁、排比。“属辞比事”的目的是明其前因，得其后果，知其趋势，能知借鉴。

那么，先秦时代又为何那么重视属辞比事呢？其实除了对文辞本身重要性的认知外，“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还来自于现实生产力条件的限制。钱钟书通过引述孙鑛和章学诚、阮元等言语来说明古时候由于没有今日纸笔之便，只能采用漆文竹简的方法来纪事，费时又费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钱钟书认为：“《春秋》著作，其事烦剧，下较汉晋，殆力倍而功半焉。文不得不省，辞不得不约，势使然尔。”(24)这就点明了《春秋》文辞简略的性质，为了省文，就不得不十分重视文辞的运用，这实际上是先秦时代重视“属辞比事”的客观原因。

《春秋》中的属辞比事需要既在同类事件中找出不同点，同时又要在不同事件中找出相同点，《春秋》对同类事件有不同的写作方式和手段，由此形成春秋笔法，去展现那个时代“礼崩乐坏”的特点，体现出要建立新秩序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