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大会上，乔国桢还代表农会宣布解散当地的民团，撤销王厚庵的团总职务，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后来，国民军联军旅长、共产党员史可轩，派人送来十支马拐子步枪，以示祝贺。从此，农民扬眉吐气，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要求加入农会的人越来越多。

1927年初，陕西革命运动处于高潮。乔国桢十分注意在农会骨干中发展党员。一天，他把肖德印叫到村外，讲党的性质与纲领。当肖德印表示愿意入党时，他又说：“参加了共产党闹革命，可不能三心二意，就是敌人把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能动摇。”肖德印入党后，当了农民协会武装委员，斗争很坚决。乔国桢先后发展了农民党员17人，组成三个党小组，后成立了党支部。

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接着成立了省党部农民运动委员会，乔国桢被任命为省党部农委渭北区办事处负责人。1927年1月24日，渭北地区农民运动办事处召集会议，乔国桢报告了武字区农民运动的情况和经验。随后，他还为三原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由于乔国桢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在渭北地区享有很高威望。农民亲切地称他为“农运大王”、“办好事的乔国老”。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原国民军联军改称）总司令冯玉祥也称赞说：“人们还说我的兵多，我的兵到场的还不及乔先生领导的农民的百分之一。”

乔国桢领导农民运动的事迹家喻户晓。土豪劣绅恨之入骨。几个豪绅密谋派人在楼底坡地暗杀乔国桢，捣毁农会，但没能得逞。

1927年6月，三原驻军奉命实行“清党”，到武字区包围农民协会，击伤肖德印，逼问乔国桢的去向。肖德印守口如瓶。乔国桢闻讯后，和唐亦民看望受伤的肖德印，不幸被捕，关押在三原县城驻军田玉洁部的军法处。

武字区农民获悉乔国桢被捕，纷纷到县城探监。有的带上自己家里打的“干馍饼”，有的带上在街上买的西瓜，有的写信抗议，有的联名写保状，每天有近百人。看守的士兵深受感动地说：“像乔国桢这样的人，过去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敌人见乔国桢在老百姓中影响很大，感到惊慌，连忙把乔、唐两人单独关在狱神庙，支了床板，换了干净衣服，不敢怠慢，甚至开始尊称他“先生”。

不久，许权中率部路经三原，得知乔、唐二人被押狱中，几经努力，始将乔、唐二人营救出狱。

11月，乔国桢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后，被派到长安县负责军事斗争。12月，他奉命去华县高塘，化名王拯民，公开职务是高塘民团教练，党内任中共华县县委委员。

在高塘，乔国桢和民团团长、共产党员赵锡琰（即赵和民）一起严格地抓军事操练，还派人到许权中旅带回一些子弹和手榴弹。这期间，他带领民团镇压土匪头子，打击土豪劣绅，缴获不少枪枝弹药，还为省委筹集了部分资金。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到高塘检查工作时，表扬了乔国桢等同志。

国民党当局对高塘农民武装的蓬勃发展十分仇视。1928年2月，华县县长段紫光和县公安局长李镇山撤销了赵锡琰的团长职务，委任恶绅王文凤、姬捷三为高塘民团正副团长，企图夺取民团的领导权。

3月7日，乔国桢巧施妙计，召集了四五百名武装农民与六七百名徒手农民、二百余名学生集会，欢迎“新团总”。大会开始后，乔国桢突然命令将王、姬两人捆绑，押上台斗争。群众质问：“花了多少钱当上团长?”王文凤装死，姬捷三被吓呆，群众纷纷要求枪毙这两个恶绅。乔国桢见目的已经达到，劝住群众，把王、姬押送县城处置。

段紫光恼羞成怒，立即电告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3月8日，师长田金凯奉命率兵一营突然包围高塘小学、谷堆小学和高塘民团。由于民团早有防备，敌人扑了个空；乔国桢携带手枪，亦机智脱险，来到种金耀（即钟师统）家中隐蔽。当晚，他和县委负责人陈述善、赵锡琰商量对策，决定以种金耀家为临时指挥部，继续开展斗争。

一天，乔国桢前往县委驻地，路经南堡庞家园附近时再次被捕。不久被释放。中共陕西省委改派他去中共洛南县特支，负责宣传、农运和军运工作。

1928年7月，渭华起义失败后，乔国桢化装脱险到达天津，找到党组织，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平汉、平绥铁路秘密交通，不久被中共顺直省委任命为井陉县县委书记，后又任唐山市委委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乔国桢到林西矿开展工运工作，化名高成，住在工人杨永福家中，白天下矿劳动，晚上与工人促膝谈心。一天，他从矿井刚上来，听说工人正在与黄色工会头子辩论，脸也顾不得洗，马上赶到现场，挺身而出，驳得对方哑口无言。他用大量事实揭露黄色工会每月收工人千元会费、不给工人办事的骗人把戏，提出应由工人查帐、进而改组黄色工会的主张，得到工人们的拥护。这场斗争的胜利使林西矿工人更加团结一致，向矿主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乔国桢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工运骨干，从工人中发展了20多名党员，建立了中共林西矿支部。

1929年12月，乔国桢在工人贾永发家中召开会议，被敌人发觉，第三次被捕，押送唐山，监禁在国民党市党部。乔国桢化名焦复生，据理坚持斗争，七天后的一个深夜，乘敌人警戒松弛，机智翻墙脱险，伹双腿跌伤，忍痛拄着棍子离开唐山，回到天津。党组织安排他隐蔽养伤，半个月后被派到下边区任区委书记，不久又调任中共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河东、河北、租界和下边四个区委，都归中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下边区工人比较集中，党的秘密机关设在河东，乔国桢则住在租界，不论去机关开会还是到工厂巡视，往返都有30里路程。他有时坐人力车，有时手中没钱便拄着拐杖步行，从未因自己腿伤而耽误工作。经费奇缺，他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两个烧饼或一个窝窝头，有时身无分文，饿着肚子奔忙。工作做完了，才找到周铁忠，请她熬点稀饭喝。战友们关心他，他说：“我饿点不要紧，我的工作比你们轻，你们要下车间干活，饿了是不行的啊!”

乔国桢派周铁忠到宝成纱厂工作，并通过周铁忠指导工人运动。有天晚上，他在下边区工作到深夜，无法回市区，在叫纱厂工人张玉的门时，被警察发觉。一刹时，警笛直鸣，情况危险。乔国桢急中生智，打开周铁忠的家门，躲避追捕，才化险为夷。第二天早晨，周铁忠下班后见乔国桢在屋内，觉得奇怪。乔国桢说明了夜间的险情，周铁忠深为感动，决定与国桢结为革命伴侣。他们结婚后，在郑庄子海河对面小刘庄找了一间房子，既是秘密住处，也是党的秘密联络点。

三星期后，周铁忠不幸被捕。乔国桢一边通过组织积极营救，一边坚持斗争，利用小刘庄秘密住处达半年之久。

1930年4月29日，乔国桢在天津杨庄子32号开会时，因叛徒出卖第四次被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

他化名高子香，一身农民打扮，用关中话巧妙地回答敌人说：“我是从陕西乡下来找亲友谋生的。”敌人严刑拷问，他始终不改口供。敌人无奈，按政治嫌疑犯，判他有期徒刑一年，囚禁在天津小西关河北省第三监狱。

当时，三监内已有中共秘密支部，书记是傅茂公（彭真），委员有郭宗鉴、詹大权、叶玉文、卢福坦（狱中名韩振明）。乔国桢入狱后，担任了支部的组织工作。狱中难友的思想比较混乱，有人提出“夺取武装，暴动出狱”的冒险主张，有人则消极地提出停止活动，等“刑满出狱后再讲斗争”。乔国桢积极协助傅茂公等狱中党的领导人，作难友们的思想工作。他利用放风的机会，对那些持冒险主张的同志说：“监狱外边还有垛高墙，暴动出狱一定会造成严重损失。我们党员是战斗员，要抓紧一切时机进行合法斗争”；对个别思想消极的难友，则鼓励他们提高斗争勇气，使党支部制定的监狱斗争任务和策略，得以贯彻，落实。

5月30日，政治犯提出改善伙食、去掉脚镣、白天放风、改善医疗条件、允许购书购报等八项书面要求，催促狱方答复。中共三监支部提出：这些合法要求如果遭拒绝，就进行绝食斗争，并强调了绝食后的三条纪律：不许单独复食，不许超出规定范围砸门毁物和乱喊乱闹，不许向监狱泄露政治犯内部情况和斗争计划。接着，党支部通过写密信和亲属探监两条渠道，将狱中斗争计划上报省委，争取社会舆论和各界力量的声援。

6月中旬，狱中难友魏振华因患重病得不到治疗而逝世。噩耗传开，同志们异常气愤。党支部因势利导，一面向狱方要求开追悼会，尽快答应八项要求；一面向难友做思想工作，使全体政治犯认识到只有团结斗争，才能生存下去；并决定绝食一餐，以示哀悼和向狱方示威。十多天过去了，监狱方面对政治犯的要求拒不答复，监狱党支部遂决定7月2日开始绝食。乔国桢组织孙振武等书写了80多封信分寄中外通讯社、报馆和部分大学，呼吁社会各界声援第三监狱的绝食斗争。

绝食的第一天，监狱长把一部分政治犯关入单人牢房，将傅茂公、叶玉文、李运昌、李光汉等20多人转往陆军监狱，妄图用分散转移的办法达到破坏绝食斗争的目的。党支部要求留在第三监狱各监房的负责人做好难友思想工作，击破敌人的阴谋。乔国桢利用上厕所、打水等机会，向大家传达支部要求，鼓励大家坚持斗争。

敌人的阴谋被挫败，绝食斗争坚持进行。第五天，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曾延毅害怕事态扩大，急忙带随从到第三监狱同政治犯谈判，表示答应政治犯提出的八条要求。乔国桢等提出要派代表到陆军监狱看望傅茂公等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经过争执，乔国桢等终于坐上汽车来到陆军监狱。傅茂公等听了汇报，认为八项要求警方基本答应，可以复食。随之，第一次绝食宣告结束。由于绝食斗争的胜利，政治犯去掉了脚镣，吃到细粮和蔬菜；白天牢门不关，政治犯可以互访交谈，做操，跑步；家属探望次数增加，报刊、书籍检查放宽。

因傅茂公等仍关押在陆军监狱，三监的中共支部改选，乔国桢任书记，张明远（高子林）、金城、刘慎之（刘振邦）等为委员。党支部总结了绝食斗争胜利的经验，同时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敌人反扑。

9月初，典狱长更换，敌人果然寻找机会报复。16日，共产党员张宗信，因患肺病得不到治疗，惨死狱中。政治犯悲愤交加，推举代表同狱方交涉，要求向死者遗体告别，尽快实现许诺的要求。狱方竟悍然宣布取消各种待遇，把代表关入单人牢房。17日晨，牢房门不开，政治犯重新带上脚镣，饮食也恢复到极坏水平。

乔国桢和张明远商议后，决定即日起开始第二次绝食斗争，提出：“反对监狱虐待”、“恢复被取消的生活待遇”等要求；同时将这一决定秘密上报省委，还投稿《大公报》，揭露狱方虐待政治犯的罪行。敌人阴谋败露，被迫于第四天重新打开牢房，送回单独监禁的同志，恢复了上次绝食斗争后得到的各项待遇。

党支部十分重视狱中难友的学习，设立了政治理论、文化、外文班组，个人根据自己的水平和爱好，选读马列著作，学习文化知识；请懂军事的同志讲解军事常识和作战要领。乔国桢还带领大家做早操，进行简易操练。党支部先后发展了几名新党员和几名新团员，还培养了几名积极分子。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中共河北省委也有人跟着成立“第二省委”，并通知第三监狱党支部归他们领导。乔国桢立即召开支委扩大会议，作出坚决不承认“第二省委”、要求立即解散“第二省委”的决议。乔国桢密写了一份报告，交给高子林出狱后带给中共河北省委。省委批转了这一报告，表扬三监党支部做得好。

在狱中，乔国桢饥病交加，瘦得皮包骨头，还染上了肺病。但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和身体好坏，经常乐呵呵地指着牢房墙壁上那幅用铅笔画的列宁像说：“你们看，列宁活啦!他要下来指导咱们斗争啦!”

乔国桢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每一个难友。大家看他个子高，脸黑，又有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便亲切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大黑塔。他的斗争精神和艺术，给难友们以很大的鼓舞。

1931年5月15日，乔国桢刑满出狱，到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监狱斗争情况并要求分配工作。河北省委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指导，派他以省委特派员的身分去内蒙古工作。正当乔国桢筹集路费、准备出发时，党内出现叛徒，使省委、省军委、团省委三个系统和北平市委遭到极大破坏，省委书记殷鉴和薄一波、乔国桢、刘澜涛、杨献珍、张友清、赵镈等200多同志被敌逮捕。

乔国桢被关押在奉系军阀管辖的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地点在北平鼓楼后门桥北的帽儿胡同。

敌人妄图彻底破坏中共的北方组织，审讯时，让李天明等老叛徒主审，廖化平（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等新叛徒在旁作证；并施用“指以劝降”、“严刑拷打”、“枪毙恐吓”三项法西斯手段，折磨摧残被捕的共产党人。乔国桢在敌人的法庭上大义凛然，怒斥叛徒。刽子手们将他的手脚捆绑，用杠子压腿肚子。他仍坚贞不屈。当无计可施的敌人用枪毙威胁他时，他视死如归，面不改色，始终坚不吐实。

不久，宪兵司令部对60多人判了重刑，有的甚至判了死刑。乔国桢被押上卡车，送到设在府右街南口的国民党海陆空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与薄一波、刘澜涛、张友清等40多名政治犯关在一起。在这里，乔国桢与薄一波等利用行营军法处和宪兵司令部的矛盾，乘叛徒留在宪兵司令部还没有到军法处对质的机会，便在审讯中把问题全推到叛徒身上：凡是因叛徒指认暴露了党员身分、但敌人还没有搞到证据的人，全部翻供；被敌人抓到证据的人，判了重刑的争取减轻；被判死刑的争取改为有期徒刑。经过机智的“翻供”斗争，不少同志减了刑。乔国桢改判八年徒刑，被送到草岚子监狱。

草岚子监狱牢房阴森潮湿，卫生条件极差，饮食极坏。乔国桢戴着几斤重的脚镣，被折磨得肺病复发，由于得不到医治，病情一天天加重。监狱长怕肺病传染，怕乔国桢病死了不好向上司交差，只好批准他保外就医，条件是随传随到。

在陕西同乡的帮助下，乔国桢先到北平德国人办的医院诊治。他的肺病已是晚期，医院拒绝收留；后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去北平西山卧床休养。养病期间，他情绪乐观，时刻不忘党的工作，利用他的病人身分和条件，为党组织接转各种重要关系和文件，并为培养党的青年干部尽心竭力。1933年，当他得知杨虎城将军有意让南汉宸从日本回国的情况后，曾让赵和民致函南汉宸，催其迅速回国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南汉宸回国后，乔国桢专程拜访，商讨如何在西北军中开展工作等问题。

1934年5月22日，北平市委又遭破坏。宪兵在香山四府南鲍家窑丁家花园五号养病处搜捕到乔国桢和蒙仲穆，将他们囚禁在北平市公安局。6月20日，警方又将乔国桢和蒙仲穆押回西山养病处派一名巡官和两名警察日夜看守。

7月26日深夜12时左右，两名警察正在酣睡，乔国桢在病友的协助下，吃力地从后纱窗钻出逃走。他身体虚弱，三个小时才艰难地走了五里路，到玉泉山已经精疲力尽，躺在地里休息了一会，直到凌晨5时才艰难地走到万寿山南窑后村。他在村子里雇了一头驴，骑到清华大学找党的关系，适值学校放暑假，没能找到相识的同志，又坐人力车绕德胜门进入市区，新市委的关系也没有接上。他心急如焚，手中五元钱花完了，向友人段泽生老太太借了五块大洋，坐火车赶到天津找省委接头。但省委已经搬迁，暗语变更，仍未如愿，只好返回北平。

北平不能久留。乔国桢考虑再三，决定回陕西寻找党组织。他向朋友冯素梅借了25块钱，乘火车到西安，经同乡知己辗转介绍，终于在杨虎城宪兵营找到中共地下组织。他喜出望外，将被捕和脱险情况写成密信，向上海军委留沪办事处作了汇报，并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在等待上级党组织指示期间，他曾在西安郊区南五台山休养。

11月，上海来信，派乔国桢赴天津执行联络任务。不料，抵天津刚下火车，因疲劳过度，肺病再次复发，大口吐血，昏迷一整夜不醒。党组织立即派人送他到一家私立医院治疗，后转往北平西郊罗道庄休养。

1937年6月，乔国桢的妻子周铁忠来北平，要求留在丈夫身边照料。乔国桢说：“你应该到党的工作岗位上去。我患肺病，会传染的，你不能留在我的身边。”他看到周铁忠时常流泪，便嗔怪道：“革命人掉泪不怕羞”。他十分思念寄养在湖南的小女儿，但每当周铁忠提起家庭和孩子时，却总是说：“革命胜利再谈吧!”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乔国桢于7月9日移居北平市区，抱病投入救亡运动。北平沦陷后，日本警察于9月25日突然搜查了乔国桢夫妇的住处，党组织决定他们撤离北平。他们绕道天津、青岛、济南、徐州，于10月抵达西安。接上组织关系后，乔国桢仍去南五台休养。夫妻分离时，乔国桢对妻子说：“共产党员，就是烧成了灰，也仍然是共产党员。”

经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安排，乔国桢于1938年3月5日到达延安。3月24日，他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书面报告，汇报自己的经历和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同时要求党组织送他到苏联医治肺病，以便“早日重返前线去工作”。

1939年8月，乔国桢乘飞机经阿拉木图抵达莫斯科，住在“苦极乐”松林别墅疗养，后在莫斯科医院作肺切除手术。躺在病床上一年，他读了不少书。1940年，乔国桢转到克里米亚的肺病疗养院休养，身体恢复较快。

1941年1月，乔国桢与马明方、张子意、李握如等从苏联回国，2月初回到迪化（即乌鲁木齐）。由于国民党以重兵封锁了陕甘宁边区，乔国桢等暂时难以返回延安，经陈潭秋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他们留在新疆，协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把陈潭秋、毛泽民等秘密软禁在邱公馆；乔国桢等也被软禁在八户梁大院的一个临时“招待所”。1943年4月11日下午，盛世才派兵闯进八户梁大院，把乔国桢等用绳子捆绑起来，推入用帆布遮盖的汽车，关进新疆第一监狱。

入狱第二天，乔国桢和杨南桂、李握如三人成立了党小组，李握如任党小组长；大家商定了监狱斗争四条原则：“坚持党性，遵守立场，保养身体，努力学习。”

乔国桢为了不使他的肺病传染给其他难友，再三要求狱方将他“隔离关押”。狱方遂将他转押到第四监狱，后又关在养病室。名曰：“养病室”，实际是摧残室。四五个病号关在一起，没有医生，没有药品。但可以利用病号进出比较方便的机会，与一、二、三、四、五监和女监联络。为此，监狱党组织决定以养病室为联络中心，指挥监狱斗争。

乔国桢根据多年监狱斗争经验，秘密写下万余字的监狱斗争意见稿，经养病室的同志详细改阅后，用不同的方式，转递给当时可能转达到的同志，使同志们了解监狱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的原则、策略和方法。他还经常对难友们说：“时间是宝贵的，我只要活着，就应当学习、战斗。”他还注意搜集重要新闻，将报纸剪集下来，秘密传到别的牢房，使同志们得知国内外大事，以鼓舞斗志。

1945年春，乔国桢除肺病外又患了肠胃病，食欲大减，身瘦如柴，终日咳嗽不止，说一句话都要换几口气。他对难友李宗林说：“我一生的光阴多半是在监牢里折磨过去了。在牢里一次绝食斗争后，得了肺病，在牢里又将因肺病而死。我只希望早一点死，少受一点罪。我反省一生，对党对事业无愧于心。然而我恨监牢和疾病剥夺了我太多的时间，使我对党不能尽什么力量!”

5月，一同由苏联回国的李握如住进养病室，照顾乔国桢。此时，他吃饭靠人喂，大小便不能自理，已奄奄一息了。三个月后，狱方强迫李握如离开养病室，乔国桢深情地对李握如说：“我不行了，监狱生活这么长，请转告同志们：一定要坚持斗争胜利回延安。”分别时，乔国桢赠给李握如一把小剪刀留念，并托他返回延安后，打听妻子和儿女的下落。

李握如回到牢房，向监狱党组织汇报乔国桢的病情。难友刘护平听后，坚决要去照顾乔国桢。党组织同意后，刘护平装病装傻闹了几天，敌人只好把他送进养病室。

刘护平走进养病室，看到乔国桢蓬头散发，眼珠凸出，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高烧39度，满屋是屎尿的惨状，禁不住大哭了一场。接着，他将房间打扫干净，用大家捐赠的钱买来牛奶、鸡蛋，为乔国桢补养身体。乔国桢说：“大家那样苦，我特殊吃好的，心里难受吃不下去了。”

病重期间，乔国桢给监狱党组织负责人张子意、马明方写了一封信：“我在病中正深刻反省，一生中虽无愧于党和人民，但大部分时间，消磨于反动派狱中，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深为遗憾。唯望牢内全体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对敌，坚持斗争。”谁知，这封信竟成了他的遗言。

1945年7月31日，在敌人的残酷迫害和肺病折磨下，共产主义战士乔国桢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38岁。

1956年7月1日，新疆人民政府将乔国桢的遗骨和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吴茂林等人的遗骨安葬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1986年2月，彭真为佳县“国桢图书馆”题写了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