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为发动政变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既精心又辛苦。他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为准备暴动，他们召开的会议越来越多，遇到的困难也就越来越多。他们必须在节假日开会，通常在深夜开会。他们必须把会议地点选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有时不得不奔赴数百公里远的地方开会，这些地方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往往都很恶劣。有的会议时间较长，他们就在野外露宿。为了解决活动经费问题，他们决定自由军官组织的成员都必须交出自己的全部工资。卡扎菲对发动政变的每个细节都做了精心安排。他把自由军官组织的骨干力量分配到全国各地，每个兵营里都配备两名军官，负责搜集与发动政变有关的各种情报，其中包括武器储备，军官名单及其上级领导等等。

1969年初，自由军官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他们的组织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王室政权情报部门随时都可能侦破自由军官组织的计划，逮捕组织的领导成员。他们决定尽快采取行动，发动名为“耶路撒冷行动”的军事政变。会后，卡扎菲即向自由军官组织成员发出第一次警报，要求他们核查对士兵、交通工具、武器和弹药的控制情况。当收到一切准备就绪的信号后，他把发动政变的日期确定为1969年3月21日。

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举事前夕，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获悉，埃及著名女歌唱家定于1969年3月21日晚在班加西举办个人演唱音乐会。卡扎菲认为，这场音乐会将给他们的暴动带来诸多不便，第一，举办音乐会的音乐家是埃及女歌手乌姆·库尔舒姆。她是阿拉伯歌坛上最有影响的一位女歌手，在全体阿拉伯人看来，她是位音乐天才，是位传奇人物，颇受欢迎和尊重。在这一天晚上举事是一件极不得体的事，也是对乌姆·库尔舒姆极不尊重的事。第二，乌姆·库尔舒姆举办的这场音乐会是为巴勒斯坦法塔赫游击队举行的义演。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是所有阿拉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卡扎菲及其同事们对巴勒斯坦事业一直采取坚决支持立场，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巴勒斯坦事业的事。第三，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事先拟定了一份拘捕的王室政权高级人物名单，这份名单中的绝大多数人士将出席这场音乐会。按照惯例，这场音乐会可能要延续到次日凌晨，被拘捕人物的行踪不便掌握，这对拘捕他们造成许多困难。如在这种场合拘捕他们，也将造成不良影响。

卡扎菲再三斟酌，权衡利弊，决定推迟举事日期。卡扎菲把发动政变的日期改为3月24日，但他了解到，伊德里斯国王在这一天驾临班加西，王室和军队加强了警卫工作，从而增加了发动政变的困难。卡扎菲决定第二次推迟发动政变的时间，把政变时间定于6月5日。

政变前夕，自由军官组织的一些成员突然被通知调防，卡扎菲怀疑他们的政变计划可能泄密。此外，这一年的6月5日正值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3周年，卡扎菲担心官方可能举办纪念活动，给他们的活动带来不测因素。为防止意外，卡扎菲第三次推迟政变时间。

1969年7月，伊德里斯国王去土耳其和希腊度假消夏。8月，国王把利比亚上议院和下议院的领袖召到希腊首都雅典，交给他们一封信件，宣布退位。这一消息传到利比亚后，利比亚形势更加混乱，各种政治力量蠢蠢欲动。卡扎菲了解到，军队参谋长沙勒希兄弟领导的宫廷集团准备在9月4日之前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卡扎菲被通知于9月11日去英国接受第二次为期6个月的培训。

卡扎菲感到，发动政变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他与贾卢德在的黎波里东南不远的塔尔胡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将政变时间确定为1969年9月1日凌晨2时30分。他们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决定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政权。政变前，卡扎菲对王室的军力部署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王室在班加西的兵力最强，因为国王卫队就驻扎在这里。这支卫队通常被称为昔兰尼加卫队，对国王忠贞不贰，且装备精良，能否顺利解决这支卫队便成为整个政变计划成败的关键。为此，卡扎菲决定留在班加西，委派他的助手穆萨·艾哈迈德突袭昔兰尼加卫队，委派他的另一名助手穆斯塔法·卡鲁比占领贝卡军营和广播电台。他派贾卢德去的黎波里，主持在首都的行动。此外，他还派自由军官组织的其他成员分赴其他地区同时分头行动。

1969年9月1日早晨6点，是班加西广播电台早祷的时间。像往常一样，很多人打开收音机，听着里面报祷人吟唱的《古兰经》。突然，广播中断了，接着是一曲军乐打破了死一样的沉寂：“伟大的利比亚人民啊，奉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真主之命，向你们宣布：为了履行你们自由的意志，为了实现你们可贵的意愿，为了真正响应你们再三发出的要求变革、渴望纯净、力促行动与先发制人、亟待革命和进攻的呼吁，你们的武装力量已经摧毁了反动、落后、衰败的政权……”很多人都被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惊住了，包括正在苏尔特沙漠一座帐篷里的老夫妻阿布·迈尼亚尔·卡扎菲和艾莎，他们俩面面相觑，瞠目结舌：虽然在广播里讲话的人并没有宣布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但他们还是从断断续续却又非常熟悉的声音听出来，在广播电台里宣布推翻伊德里斯国王的人，正是他们的小儿子穆阿迈尔·卡扎菲。实际上，直到一星期之后，外界才知道，这场政变的发动者正是只有27岁、默默无闻的信号兵中尉卡扎菲。其实卡扎菲走到政坛中央极具戏剧色彩，那个据说预谋了10年之久的军事政变，从头到尾混乱无序、阴差阳错。

政变成功后，在一次电视谈话中，卡扎菲和自己的同伴们眉飞色舞地回忆起那天的诸多细节，听起来就像一场闹剧。1969年8月31日深夜，卡扎菲与青年军官们按照计划，采取行动。卡扎菲命令他的重要助手奥马尔·米海什乘傍晚的飞机前往首都的黎波里组织军营的接管工作。当米海什到达班加西机场时，发现飞机已满员。幸亏一个机场官员是他的朋友，总算走了后门上了飞机。到了的黎波里机场，他拦了一辆出租车驶向军营，下车时居然糊里糊涂地把武器和子弹丢在了车上。在班加西，按照计划，卡扎菲和两个上尉要在凌晨1点接管贝卡军营和电台。他们正要出发时，先是来了两个宪兵，让他们帮忙修摩托车，卡扎菲推托明天再去；好不容易把这两个宪兵打发走，另一个同谋者却惊慌失措地跑过来，说他们已经暴露。卡扎菲还是决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勇敢地对付这个局面”。他把子弹和轻机枪塞满吉普车，一马当先地率领军队去占领班加西电台。当他走到半程回眸一望，却惊讶地发现，在前往班加西的路上，竟然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原来，在前一个岔路口，他的随行车队朝着贝卡军营方向开去了。卡扎菲于是独自一人行驶在去班加西的路上，“沿途没有灯，什么都没有”。更为可笑的是，负责占领的黎波里国家广播电台的军官开车绕城一周，竟然没有找到电台，只好慌慌张张地原路返回。负责接管的黎波里城外防空部队的贾卢德和霍尼，指挥着600名士兵，到行动时才发现只有1050发子弹可供使用，好在一路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就是这样一场仓促上阵、漏洞百出的军事政变居然获得了成功。政变发生时，留守国内的王储兼首相哈桑·里达王子则在王宫中喝得酩酊大醉。他听到枪声立即从宫中逃出，藏到游泳池里，次日被捕。这几乎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革命军仅在突袭班加西的王室卫队时发生了小的冲突，1人被打死，15人受伤。卡扎菲带人进入班加西广播电视大楼后，直接进到值班广播员室，要求广播员播送军乐曲。广播员惊恐不安，放了歌曲却不是进行曲。当卡扎菲要他为革命的第一篇声明录音时，广播员的语调显然惊慌失措。最终不得不由卡扎菲亲自读第一篇声明——实际上，这是卡扎菲仓促之中准备的，他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下几个要点，其余是广播时临时加上去的。

“我反对将这次革命视为埃及人与俄罗斯人的胜利，更不认为苏联的影响将扩展到地中海西部，这真是杞人忧天。”美国国务卿戴维·纽森与大使约瑟夫·帕尔默预言，卡扎菲将是美国利益的天然捍卫者。

正在土耳其度假的伊德里斯国王在得知英国和美国都不会帮助他夺取政权之后，王储哈桑于9月5日宣布放弃对王位的一切权力，支持新政权。卡扎菲在国内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包括伊德里斯国王所属的赛努西人也对政变表示欢迎。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苏丹等阿拉伯国家先后承认了利比亚的新政权。

政变成功后，1969年9月9日卡扎菲成立革命指挥委员会，卡扎菲任委员会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宣布成立以“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为口号的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并提出四项主要措施：

（1）打倒旧王朝的社会名流；

（2）把军队变成强大的社会武器；

（3）迅速扩大石油收入的获益范围，使革命尽可能为更多的利比亚人接受；

（4）在群众中树立卡扎菲的领袖形象。

1969年12月，利比亚颁布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宪法性宣言》。1970年一月，卡扎菲兼任总理和国防部长，1971年任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主席。1978年卡扎菲不再兼任总理，并退出政权机关，成为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九一革命”领导人。

1973年4月15日，卡扎菲在祖瓦拉发表演说，解开了利比亚文化革命的序幕。该年，的黎波里关闭了所有的夜总会、酒吧和电影院等设施。街道的路牌、商店的招牌，凡用英文和意大利文书写的一律改成阿拉伯文。禁止从国外带进书籍、画册和报纸等印刷品，防止利比亚公民的精神受到污染。大学里成立了由学生、教师和工人结合而成的委员会主管教育事宜。的黎波里大街的大字报和漫画直指反动分子和官僚主义。

卡扎菲在祖瓦拉演说中还提到了作为他施政纲领的其他四项主要任务：

（1）停止现行一切法律，所有民事、刑事诉讼均按照沙里亚法裁决；

（2）清除国内政治弊病，特别要向穆斯林兄弟会和复兴党的政治思想作战；

（3）武装全体人民，保卫革命成果；

（4）进行“行政革命”，建立革命的行政体系以取代官僚机构。

卡扎菲十分注意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他动用巨额石油收入进行基本建设，推动经济发展。耗资巨大的人工河项目工程宏大、举世瞩目。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的住宅、交通、水电供应方面，卡扎菲也投入大量资金，成效显著。利比亚人民生活水平已居非洲前列。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迅速独立前没有一所大学的利比亚已有高等学校十多所。

卡扎菲重视妇女的解放和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作为他改变这个“非正义世界”的一部分。九月革命后，原来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和工作权利的妇女地位大大提高妇女不但同男子一样享有政治权力、工作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可以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还在劳动条件和报酬方面得到政府的特殊照顾。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内容之一，从14岁到50岁的利比亚妇女每年要接受军事训练，学习使用各种轻重武器。

九月革命胜利后，卡扎菲果断采取措施在利比亚清除殖民主义势力。他任主席的革命指挥委员会宣布，清除一切外国势力，特别是外国军事基地，是他要实现的目标之一。为了捍卫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卡扎菲不畏强暴，多次与美国发生激烈冲突。

卡扎菲还认为，伊斯兰教是“改变各国命运的复兴力量”，但只有统一的阿拉伯民族才是有力量的民族。因此，寻求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统一成为卡扎菲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他执政不久后就主张“阿拉伯统一，伊斯兰团结以及第三世界和非洲组成革命的联盟”。卡扎菲声称自己是真正的统一主义者，为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统一或合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不懈努力，甚至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但均未获得成功。

1942年，卡扎菲出生在利比亚沙漠中部，苏尔特以南50英里的阿布哈迪。他的父母都是不识字的贝都因人。卡扎菲的家庭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部族家庭，他有3个姐姐，全家都靠出租骆驼维持生计。

1951年，利比亚获得独立时，卡扎菲还在苏尔特一所小学读书，他是家族中能读、写、受过正规教育的第一人。卡扎菲学习很用功，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就睡在清真寺的地板上，一周回家一次，来回都 是徒步。那时的他一脸严肃、沉默寡言、虔诚笃信。因为是班里最大的学生，又是贝都因人，他常常被同学嘲笑。14岁那年，卡扎菲到在利比亚中南部的一个小城塞卜哈读中学。塞卜哈可以说是卡扎菲革命生涯的起点。他在那里定期接触阿拉伯报纸与电台广播，特别是收听来自开罗的“阿拉伯之声”，里面传出的埃及领导人纳赛尔雄辩有力的讲话，深深地吸引了少年卡扎菲。 1952年，纳赛尔发动的革命，使埃及进入一个新时期。埃及的反帝国主义、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以及主张平等、社会主义的国内改革，受到中东地区民众的广泛欢迎，埃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尊重。纳赛尔的《革命哲学》成了除《古兰经》之外，对卡扎菲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他认识到“武力”的神奇，“殷切盼望着向敌人开火”。另一方面，此时的卡扎菲已从一个封闭地区来的乡巴佬，成长为英气十足、初具个人魅力的少年。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围绕在卡扎菲身边，其中很多人成为他信赖的亲密助手，这大概是塞卜哈生活给他带来的另一个转变。卡扎菲开始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愿望，曾经沉默寡言的男孩子，已成长为一位雄辩者。他经常站在公园的墙上对同伴慷慨陈词，以至于他的朋友有时要随身带着一把小凳子，以便能让他站在凳子上演讲。不久，卡扎菲便因组织政治游行而被学校开除。 卡扎菲后来到利比亚第三大城市米苏拉塔读书。这里，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上世纪60年代，阿拉伯世界是一个各种政治组织躁动不安、竞相争取支持的舞台。卡扎菲在米苏拉塔读书期间，也正是他政治理论建构的关键时期。卡扎菲明显对政治人物感兴趣，他读了很多领袖人物比如林肯、凯末尔的传记，还看过孙中山的文集等。意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1963年，卡扎菲放弃了已经学习了两年的大学历史专业，加入保卫国王的精锐部队——昔兰尼加卫队，进入利比亚皇家军事学院学习。学院的英国教官洛上校，对这位持强烈反西方态度的青年军官印象不佳，评价说“他是我们最落后的学员”，“在班加西军事学院里，别人能做到的，他要花成倍的时间；98%的学员通过了考试，只有2%的学员没通过，他就是其中之一”。奇怪的是，在卡扎菲从班加西军事学院毕业的第二年，1966年，他获得了去英国培训的机会。其间，他曾在波沃顿完成皇家空军中队信号教导员的课程——不过卡扎菲后来承认，他是靠欺骗手段获得了这个机会：他宣称自己是一名亲英人士，并声明英国军队是利比亚宝贵的财富。卡扎菲业余时间表现出来的兴趣主要是足球和阅读，其英国指导员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一个幽默、有趣味的军官，总是乐观向上，工作起来很努力，并且勤勤恳恳尽职尽责。” 半年的培训学习结束后，卡扎菲回到利比亚担任通讯兵团中尉军官。此时，他已经有了发动政变的想法。

九月革命在构想，筹划，组织与执行等方面都是在军队的领导下进行的，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平民百姓组织，甚至知识分子群体参与。政变的成功更大程度上归功于旧制度的僵化而不是挑战者的精神活力以及支持的广泛性。 ——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利比亚史》

卡扎菲自1969年掌握政权以来，利比亚从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他的政治生涯充满了辉煌也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和挑战。但卡扎菲治国的才能和他独特的处事风格使他成为当今世界上具有鲜明个性的领导人之一。 ——潘蓓英《利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