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评论书法，提出钟繇、王羲之的字体清逸古朴，妙处在笔画之外。到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才汇集了从古到今的笔法而尽力加以发展，达到了书法变化的极限，天下人都一致把他们奉为师表。而钟繇、王羲之的笔法就越来越衰微了。

至于诗也是这样。苏武、李陵的天然不加修饰，曹植、刘桢的自写真性，陶渊明、谢灵运的高超脱俗，已经达到够高的境界了。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俊美妙、冠绝当代的姿彩，逾越百代，从古到今的诗人全都无法比拟；但从曹魏、两晋以来，高洁出俗的风韵，也稍为衰减了。李白、杜甫之后，诗人继续出现，虽然偶然有高远的韵致，却多是才华不足以表达心意。只有韦应物、柳宗元，在简洁古朴的语言中表现出纤秀绮丽的意态，在恬静寡欲的诗行中寄寓了极为浓郁的诗味，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相比的。唐朝末年，司空图生活在战乱的艰难困苦中，但诗文很高雅，仍具有太平时期遗留下来的风度。他评论诗歌说：“梅子只有酸味，食盐只有咸味，饮食中不能没有食盐和梅子，但食盐和梅子带来的味道之美常常在咸味和酸味之外。”他把自己在诗歌的字面以外领略到的韵味列为二十四种，只恨当时的人不能认识到他的高妙，我再三地咀嚼他的话而为他感到悲伤。

福建人黄子思，在庆历、皇祐年间号称是擅长写文章的人。我曾经听到前辈朗诵他的诗，每逢得到妙语好句，要反复多次地品味，才能懂得他所表达的意思。的确像司空图所说的，味道之美在咸味和酸味之外，可以一唱三叹啊！我既然和他的儿子几道、孙子师是交游，就有机会阅读到他家传的诗集。子思品行诚笃，志向高远，做官有出色的才干，这些在墓志中可以看到详细的记述，我不再论说了，只对他的诗作出以上评论。

黄子思，名孝先，福建浦城人，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其子黄几道，孙黄师是皆与苏轼交游，师是两女皆嫁苏轼子，两家关系较深。黄子思有诗集二十卷，当苏轼阅读到这些诗集后，他为诗集写了这篇跋文。

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之后，写下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诗歌观念：追求萧散超然、淡远韵味风格的诗歌，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当然，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了一种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出”（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

明·杨慎：“序止五百余字，立一古今诗案。诗唐李杜为宗，固妙。而汉魏有天成自得、超然于诗之外者，亦所当知。作文之法，亦犹诗也。深于诗，自深于文也。”（《三苏文范》卷十五引）

明·茅坤：“公之诗不入诗家品题，而其论诗处兴味自远。”（《唐宋八大家文钞·东坡文钞》卷一百四十四）

苏轼（1036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中，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著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宋史》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