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01 09:34
《买猴儿》（又名《买猴》），是何迟创作的相声作品。创作于1953年，于1954年首演。
1953年，何迟听了天津市委组织部长的个报告中谈到商业部门的一些混乱现象。听到有些干部不负责任，造成极其惊人的浪费。他感到非常痛心，认为自己有责任协助党解决这个问题。他本来打算为此写个话剧，或者是写个活报剧，但苦于没有恰当的题材而无从着手。有一天，作家艾文会告诉他一件趣事：天津市有家公司打算买二十箱猴牌肥皂（猴牌肥皂是擦机器用的特制肥皂），结果阴差阳错却买回了两只猴。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何迟觉得这是很好的相声题材，于是，在他的头脑里就跳出个“马大哈”的形象来。“马大哈”一名并非他首创，是他在华北军区抗敌剧社工作时，听下部队的剧作家马烽说的，马烽则是下部队时从战士们说笑中听来的。确定了故事和主人公后，何迟没有马上动笔。他一有机会就把故事当笑话讲给同事、朋友和熟人听，同时听取意见。经过五六个月的广收博采，终于一气呵成写出了相声《买猴儿》。
作品写成后曾拿到天津几个区的曲艺团，由于它与传统相声不同，采用的是倒叙手法，不容易设包袱，多名相声演员反映不好演。1954年4月，马三立从天津广播曲艺团领导那里接下了《买猴儿》的本子。熬夜读完本子后，马三立感觉新鲜、兴奋，他认为“马大哈”的形象是相声中前所未有的。他也明白同行视这个本子为畏途的原因，但仍决定接下这个难啃的骨头，用8天时间对作品进行了二度创作，设置了更有生活气息的包袱。在改写时，为避免引起天津百货大楼的异议，他特意把原本中马大哈工作的“百货公司”改成“千货公司”。不久后，马三立和张庆森在工人剧场正式演出《买猴儿》并由电台录制演出实况。同年11月，何迟在《沈阳日报》上发表了《买猴儿》。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买猴儿》的故事极具讽刺性，而且读来真实可信。它有较强的思想性、现实性和文学性。最突出的是刻画了“马大哈”这么一个似乎随处可见而又不见经传的人物。整个故事都围绕他的行为作风及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他文书，漏写一个字，让本应去锦州道的采购员去了锦州；他当仓库管理员，一边接女友电话一边往油桶上贴标签，结果贴错了油桶；被调去看大门，他又不坚守岗位，依然大大咧咧松松垮垮，到处乱串乱管闲事，替拉肚子的文书写通知，又因女友的电话而魂不守舍，错把“到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五十箱”，写成“到东北买猴五十只”，引出了采购员去东北、下广东、跑四川云游了半个中国的荒唐而辛苦的经历。除他之外，作品中还写出一位凡事都要书面通知的颇有官僚主义作风的科长，一位勤勤恳恳服从命令只是不能独立思考、不善于遇事问个“为什么”的采购员。三人碰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条件齐备的小环境，演出了一幕荒诞戏。
作者运用夸张、漫画式的手法，含蓄地揭露了官僚主义和盲从作风带来的荒诞闹剧，作品中处处不说政治，处处又不离政治，其形式虽是喜剧的，内涵却是悲剧的，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作者还将传统相声、西方喜剧、评书、话剧、电影等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融入作品之中，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性和创新价值。
马三立版
马三立对《买猴儿》进行了十余处改动，埋下了一个个灵巧的“包袱”，渲染了生活气息，丰富了人物的个性，装饰了特定的环境。使一个原来就富有文学性的本子越发灵动、活灵活现起来。例如马大哈的女友约他看评剧《杜十娘》，抱怨他“跟李甲一样，对我都是假的”。此类胡拉乱扯却又娇嗔味十足的谐音处理，收到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再如描述村长召集动员农民抓猴的大会，形容会场的景象，“大院子，摆上桌子、板凳”，再用神似的手法模仿村长郑重、有权威而又平和带几分乡音的干部腔调，听来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听众与作品构筑的情境一下子接近了，而村长的郑重其事与事情本身的荒唐也形成了鲜明的对强，强化了后者的可笑、可叹、可气。马三立在演播这段相声时的叙述是流畅的，像他说其他段子一样似乎漫不经心，平淡得像讲述一件身边或亲身经历过的平常事，然而就在这平淡平常有时甚至有些过于随意过于琐碎的语句流淌中，忽然爆出幽默、灼人的火花，令听者忍俊不禁，若有所悟。
正面影响
相声《买猴儿》经马三立再度加工搬上舞台以后，引起了空前的反响。《买猴儿》文字版在《沈阳日报》上发表以后，曾先后在《旅大文艺》《北京日报》《剧本》《中国建设》（英文版）和苏联《鳄鱼》画报等刊物上刊载（这中间曾有过若干修改），通俗读物出版社曾印单行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天津等地电台也都广播过这个相声。在群众中间，《买猴儿》影响很大，各地报刊、广播电台经常收到群众对这个相声的意见。各地群众文娱活动中也经常演出这个节目。作品中的主角马大哈几乎成为人所共知的名字。在群众中还流行了这一类的话：“你真是个马大哈！”“我又办了一件马大哈的事！”大学校园中冒出了“马大哈做实验”“马大哈作文”“马大哈进食堂”等歇后语。有些企业单位在听了《买猴儿》以后，还结合工作检查了马虎作风。
负面影响
1957年，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何迟因包括《买猴儿》在内的一系列讽刺型相声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接着又在“文革”中受到批判。《买猴儿》的表演者马三立也受到了同样的遭遇。直到1978年拨乱反正以后，相声《买猴儿》才恢复演出。1979年初，何迟和马三立相继得到平反。
《买猴儿》问世后，随着社会反响的扩大，出现了对这段相声的反感和批评，在各地文艺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剧本》月刊编辑部曾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其中否定《买猴儿》的意见占半数以上。1955年初，该编辑部为此召开了一次讽刺剧座谈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虽然接到很多听众点播《买猴儿》的要求，但担心讽刺过头，夸张过火，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播播停停，犹豫不定。1956年1月，中国曲艺研究会对优秀曲艺作品进行评奖，以及同年3月的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曲艺组、理论组等的讨论中，《买猴儿》都引起了争论，意见分歧很大。1956年5月，《文艺报》围绕《买猴》组织了四次讨论会，分四期共刊载了作家、评论家、干部以及读者的十四篇不同意见的文章。讨论伊始，否定意见占多数，他们的主要论点是：作品中没有正面人物、正面力量，以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人民内部的缺点，内容不真实，夸张没有根据等。有些极端的意见还认为作品污蔑了新社会的商业工作者和百货公司，给社会主义抹黑。到后来，肯定意见越来越多。赵树理（化名“王甲土”）、老舍、侯宝林等都从维护讽刺文学的角度，给《买猴儿》以高度评价。讨论以何迟本人的长文《我怎样写并怎样认识〈买猴〉》收尾。在文章中，何迟一一反驳了否定《买猴儿》的意见作为学术讨论，《文艺报》对《买猴儿》存在的问题没有作明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