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大哲学家庄周在《庄子》中讲述了“二缶钟惑”的道理：有三人同做一事，一人迷惑则事可成；有两人迷惑，事则不成。天下人都迷惑了，高雅的思想进入不了人们的意识，而对低级庸俗的东西感兴趣，就像对土制的陶缶与金制的钟鼎所奏乐曲搞不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