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8日，于得水和大家一起研究决定，在昆嵛山的老蜂窝举办党训班，学习《苏联革命经验》与《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术》等小册子，对提高部队整体素质、鼓舞大家的斗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6年4月，理琪从上海辗转来到胶东，不久成立了中共胶东临时特委，理琪任特委书记。同时，中共文登县委也正式成立，张修己任书记，于得水任军事委员。于得水率领游击队在昆嵛山区神出鬼没，搞得敌人焦头烂额。6月12日，于得水、王亮率领队员袭击敌人界石区队，缴获长短枪20余支，子弹2000多发，于得水在这次行动中受了重伤。胶东特委机关迁至烟台后，活动经费和生活费用都没有保障，为解决特委的困难，

1937年春，于得水伤口痊愈，便带队攻打垒子盐务局，不仅缴获甚多，而且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12月24日清晨，于得水率队参加胶东特委领导的天福山起义，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大队长。

1938年1月15日，威海起义后，任“三军”二大队大队长。雷神庙战斗后，“三军”西上抗日,于得水带领二大队随军政委员会机关进驻马台石一带,后进驻观水一带,在这里击溃了大刀会和红枪会的进犯。于得水和林乎加又率领二大队一举攻克福山县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将原县保安队改编为“三军”第一路福山抗日游击队。7月中旬，于得水按照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和兄弟部队一起平息了“三军”二路指挥周雍鹤的叛变。接着在高锦纯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攻击蓬莱城东门，并获得胜利。蓬莱战斗后，于得水又奉命率部西上，到达黄县北马、龙口、黄山馆一带肃清残敌,巩固了蓬黄掖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8年9月18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于得水被任命为六十三团团长。率部开赴黄县和招远边界，出色地完成了保护兵工厂和玲珑金矿,保障五支队的军需物资和经费来源保卫胶东中心革命根据地的任务。

1939年秋，胶东部队为了沟通与山东军区的联系，成立了交通营(即十三团三营)，于得水调任营长。1940年6月，又调任十四团团长。

1941年8月任东海军分区副司令员兼东海行署专员。领导东海区军民同日伪顽进行艰苦的斗争，横扫了东海区内十余股敌伪顽武装。解放了昆嵛山区，巩固了东海抗日根据地。

1945年8月，于得水任东海军分区司令员兼烟台警备区司令员。为粉碎美蒋妄图在烟台登陆的阴谋，于得水奉中央军委指示，带领部队迅速占领烟台市。10月1日开始,美军太平洋舰队侵入烟台港，于得水参与了同美方代表的谈判，粉碎了美舰登陆烟台的图谋。10月17日于得水奉命派东海特务二团与兄弟部队一起成功袭击了占领崆峒岛的国民党“山东保安三十七旅”张立业部，收复了该岛。

1946年1月，于得水任胶东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1949年4月，于得水渡江南下，任浙江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历时一年,基本上肃清了当地的土匪。

1950年5月，于得水调任浙江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军区建筑委员会主任。

1957年下半年，南京军区党委决定于得水到干部速成中学学习文化。1958年7月下旬，南京军区任命于得水为南京市板桥工业区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1961年8月，于得水被安排到地方工作，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于得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于1967年2月26日惨死在狱中。

1979年2月，于得水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2005年5月，安徽省政府在丰碑园为于得水铸了半身铜像。

1934年秋，于得水带领孙宝山等人，利用夹村赶山会的机会，砸了收税机关，烧了税票，把夹村山会变成了反对官衙苛捐杂税的声讨会，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手得水为民除害的事办得越多，名声越高，反动派的追捕就越紧。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决定让于得水暂离胶东，到大连暂避一时。11月，于得水告别亲人，跨海避难，在大连码头做装卸工人。因为码头人杂，易于暴露、他又经人介绍到高阁花园做工，改名高得胜，不料被日本翻译--同村人宋文峰认出，幸亏及时转到宫本木厂做杂工，改名刘二伦，才免遭毒手。以后于得水经朋友介绍，离开大连，到偏僻的锦州小孤山教武术，化名林得胜。在流亡期间，于得水隐姓埋名，结识山东逃亡东北的共产党员，秘密地寻找当地党的组织。1935 年春。于得水的父亲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终于在小孤山找到了他。父子相见，悲喜交集，抱头痛哭。当于得水听父亲说，共产党员吕以明身受折磨，惨遭杀害时，恨不得立即返回家乡，大干一场。同年6月，他终于接到中共胶东特委的指示，返回胶东。

1935年底，于得水参加了“一一·四”暴动，在原计划受挫的情况下，仍然率大队行程300余里，缴获长短枪80多支、刺刀50余把、土枪30多支、子弹2000余发。春雨洗过的昆嵛山青翠欲滴，烟云缭绕。80多年前，于得水就率领着仅存30多人的队伍在昆嵛山区继续开展游击活动，他们住石洞、吃野果，在地势险峻的“老蜂窝”举行训练班，没有枪械就用大刀训练。于得水率领的这支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是土地革命后期山东及北方沿海仅存的红军队伍。

“11·4”暴动失败后，敌人对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残酷的屠杀、镇压和清剿。于得水带领仅存的三十余人，活跃在昆嵛山区，不断进行着游击活动。在这艰苦的环境下，他们还时刻不忘学习，在地势险峻的“老蜂窝”举办训练班。当训练班举办第二期时，敌人接到情报，率部“围剿”。于得水带领游击队员与敌人巧妙周旋，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始终坚持斗争在昆嵛山上。

由于于得水率领的游击队在昆嵛山不仅扎下了根，而且越来越活跃，敌人便加强了对界石这一昆嵛山东麓交通枢纽的控制，经常派出便衣行动，对游击队和附近群众的威胁很大。于得水请示特委拔掉这个钉子，新任特委书记理琪同意了他的计划。1936年夏，一天逢集，于得水带领游击队员，假装找人，骗开敌人哨兵，冲进敌军哨所大门。此时，冲在前面的于得水被一颗子弹击中腹部，会些武功的敌小队长张牙舞爪地扑了上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于得水大吼一声：“谁动，老子就砸死谁!”扬起拳头朝敌小队长猛砸过去，接着又朝他胯下猛踹一脚，敌小队长“啊”了一声，便栽倒在地。又一颗子弹再次击中了于得水的腹部，于得水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左手捂住伤口，右手持枪怒视敌人，坚持指挥战斗，直到后继部队赶到把敌人击溃。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了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于得水按照党的指示，到各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2月中旬，他接到理琪的指示，立即与宋澄到沟于家村会面。当知道理琪已经出狱，并受到山东省委派遣回胶东再任特委书记时，他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理琪介绍了全国抗战形势，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方针和各项政策和省委关于在胶东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指示。特委研究决定，以昆嵛山游击队为基础，先编成第一大队，由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于得水和宋澄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于得水感慨地说：“今天，我们的旗帜已经公开打起来了，回想苦难的年月，我于作海如果离开群众，就像鱼离开水一样，连一天也不能活。我要改名叫于得水!”理琪拍着他的肩膀赞扬说：“好!这名字改得好!”宋澄也风趣地说：“我们就像鱼在水里一样，呼隆起来了!”大家会心地朗朗大笑。24日清晨，于得水率领30名队员，带着30多支长短枪，从昆嵛山区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到达文、荣、威交界的天福山，参加了威震胶东的天福山起义。

1945年8月,于得水被任命为东海军分区司令员，并先后兼任烟台、威海警备区司令员。中央军委指示我胶东部队迅速占领烟台市。于得水率领部队控制了西沙旺、毓璜顶、海港码头，击沉敌船六七只，歼敌千余名，终于把红旗插上烟台山，解放了烟台市。

烟台解放不久的10月1日，美军太平洋舰队的黄海舰队先后驶人了烟台、威海水域，要挟我军。党中央指示，坚决驱逐美军舰队。胶东区党委成立了“烟台党政军民统一行动委员会”，组成了以东海军分区政委兼烟台威海警备区政委仲曦东为首席代表、以东海军分区司令员兼烟台威海警备区司令员于得水与烟台市长于谷莺为代表的我方代表团，与美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于得水在谈判期间部署部队沿烟威一线构筑工事，加强戒备，并一举攻下了伪军占领的崆峒岛。经过几轮谈判，我们取得了谈判的胜利，迫使美国舰队灰溜溜地离开了烟台。这就是载人史册的“烟台谈判”。这次谈判也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外交谈判，已经成为我国外交史册上的一段佳话。

于得水对父老乡亲、广大群众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新中国成立后，于得水继续在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他有一张长长的名单，从最开始的几十个人后来扩充到近百人。每月领来工资，他都要按这张名单寄东西，上面既有烈士遗孤、掩护过自己的群众，也有伤残在家的老战友。

“于司令对咱老百姓没得说，我爷爷就收到过他寄来的《毛主席语录》、饼干、罐头，他还嘱咐我爷爷保重身体。”于战平说。

于得水对父老乡亲、广大群众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新中国成立后，于得水继续在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他有一张长长的名单，从最开始的几十个人后来扩充到近百人。每月领来工资，他都要按这张名单寄东西，上面既有烈士遗孤、掩护过自己的群众，也有伤残在家的老战友。

“于司令对咱老百姓没得说，我爷爷就收到过他寄来的《毛主席语录》、饼干、罐头，他还嘱咐我爷爷保重身体。”于战平说。

于得水这个名字，在胶东大地上可谓家喻户晓。在巩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他出生人死，英勇善战，7次负重伤，13次受上级嘉奖。他那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至今还在胶东大地上广为传颂。

在著名作家冯德英的小说《苦菜花》和《山菊花》中，于震海团长的人物原型就是于得水。这两于得水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后，于得水的革命英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风狂流拍空，雪白映青松；胸膛似石壁，处处有弹孔。一根稻草绳，道高化作龙；从此骑鲸去，虽死亦鬼雄。”这是著名艺术大师赖少其缅怀英雄于得水所作的诗，这首诗形象地记录了于得水革命的一生。

于得水之女于淑英回忆（2021年）：

我今年89岁了，这辈子也就见过父亲三回。对于我而言，父亲于得水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人。

小时候，我家在村边上，父亲常年在外头，有的时候回家，都是半夜偷着翻墙回来，天还没亮就走了，我从没在家里见到过他。

1940年，那时我8岁，我第一次见到他。大概五六月份的样子，我父亲捎信回来，说他在镇上。我妈就给他包肉馅饺子，盛在碗里，让我给他送过去。我一手拿着饺子，一手提了瓶酒，走了两里地，终于见着他了。当时岁数小，也不知道他每天都在干什么，就知道他不着家，心里头挺埋怨的。

再见到父亲的时候，是在1956年的南京，他写信让我过去转转，我买了硬座车票，坐了2天2宿的绿皮火车才见到他，在他家住了差不多一周就回家了。当时我感觉虽说是父亲，但是很陌生，直到第三回，我在他家住了差不多1年，才逐渐了解他，但没想到，那也是最后一回见到他。

那是1964年4月，当时他已是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我腰不好，去安徽做手术，出院后暂时在他家休养。刚到他家我真是惊住了，生活艰苦程度难以想象，家里的“沙发”是用木板拼的，被褥上都有补丁。我看不过去，把身上的钱都给了父亲。

父亲身上有9处伤，胳膊、腰、肩膀上到处都是，但从没听他喊过一句疼。有时候，他和我说：“我的腰不好，你给我按摩按摩。”这就是疼得受不了了。他从来不吃保健品，也从来不格外花钱。他有一个本子专门写着以前救他的战友、烈属家的地址、姓名，省下来的钱，每个月都固定转给他们。

群众的事在他心里比天大，哪里出现灾情、哪里有困难，他会马上去调查、救援。他经常说：“当初在昆嵛山吃不上饭的时候，我们躲在洞里，敌人在后面追，群众还给我们送饭，现在生活好了，怎么能忘了他们。”

他心里装着群众，也记挂着家里人。有的时候，他闲下来会和我说以前的事。我们家里为革命牺牲了6个人。我舅牺牲的时候，我姥姥哭。他说：“你别哭，我就是你的儿子，以后我养活你。”他说到做到，每个月都给我姥姥、我妈妈寄钱，直到我姥姥去世。

我父亲对党、对革命、对群众、对家人，都没得说，我特别佩服他，也想把他这种精神一直传下去。我经常和我儿子、孙子念叨我父亲的事，让他们向我父亲学习，听党的号召，多为国家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