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于炳然接到他在伦敦时结识的朋友王芃生从南京打来的电话，芃生王说：“最高当局请你来南京。”

于炳然说：“你开什么玩笑？”王芃生说：“真的，与你谈关于德王的事。”

德王即内蒙古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已经降日。原来，此前于炳然曾与王芃生谈过内蒙问题，王芃生又与戴笠说到此事，戴笠向蒋介石建议由于炳然前去内蒙。

于炳然到了南京。次日，戴笠亲自乘车来接，到了国民政府军委会，入一大会客室。等候的蒋介石站起来，面现微笑，与于炳然握手，然后伸手指向身旁的沙发，说：“请坐！”

入座后，蒋介石问：“你是黑龙江人？”于炳然答：“是的。”

蒋接着问：“你到英国是怎样去的？”于炳然答：“是考取公费留学去的。”

蒋再问：“你到俄国是张汉卿送去的？”于炳然说：“张将军去欧洲考察，到伦敦时，我们见了几次面。他建议我去苏联学习，又帮我办了手续。”

蒋介石说：“听说你对内蒙古问题颇有见地，想请你去华北接洽德王反正，你有什么意见？”

于炳然说：“学生人微言轻，恐不足当此大任。最好是另派大员，我可以同去帮助。”

蒋介石说：“你是不是人微言轻，只看政府对你是不是信任。如对你信任，人不微，言亦不轻。必要时可以派人——但那是派人帮助你，而不是要你帮助别人。一切详细情形，去与戴雨农商量。”

于炳然说：“好，我当尽力。”

其实，每个人都看得出蒋介石很重视德王反正。为了让于炳然感到有所倚恃，他特意安排了会见。

载笠派孙殿英护送于炳然前往北平。但到了河北房山，中日军队正激战，炮火连天，无法前行，在当地滞留了二十多天。无奈，于炳然只好只身辗转至青岛，搭英轮奔往天津。

至天津，于炳然见到了在北平大学时的同学，时任德王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的赵福海。赵建议由他和杜超杰先去张家口向德王转达于炳然此番的来意，必要时于炳然再去。于炳然把劝说德王的思路、策略详细交代给他们。12月20日，二人回津，说已见到德王，晓以中华民族大义，分析了抗战前途，劝其反正。德王表示：反正，需待国军与他的军队能够衔接时。此时反正，徒遭损失。

这时，南京已陷落，敌焰十分凶猛，的确不是使德王转向的好时机。

悬剑之下，舌战戴笠

国民政府退到武汉，“东北救亡总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也转至武汉。张学良被幽禁后，东北军及东北人的问题，蒋介石都交给戴笠来对付，目的在于防止他们反蒋，并相机拉拢他们为蒋所用。

1938年4月，戴笠找于炳然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

戴笠开门见山地说：“炳然兄，咱们做个什么样的朋友？普通朋友还是特殊朋友？”

于炳然反问：“什么是普通朋友？什么是特殊朋友？”

戴笠说：“普通的朋友，你有事，你求我；我有事，我求你。如果是特殊朋友，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很重要的好朋友，而且可以使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

于炳然问：“雨农兄，你看我够一个普通朋友，还是够一个特殊朋友呢？”

戴笠哈哈大笑，说：“如果你仅够个普通朋友，今天的话我就不说了。”

于炳然也笑着说：“我当然高兴做你的特殊朋友。”

戴笠的神色变得有些诡谲，不紧不慢地又说：“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你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干卓（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曾给我一封电报，其中说到你有四个优点：第一是富有国家与民族思想；第二是为人精明强干；第三是很有吃苦耐劳精神；第四是很重义气。但另一方面，你的思想左倾，曾与王明有来往，恐系共产党员。他的结论是：此人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则杀之。”

戴笠掷出“杀”字后，注视着于炳然的神色。见对方没什么反应，他又做出微笑来：“我接到这封电报，曾很费思考。这样一个好人，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呢？我想不外他主张抗日，当时政府还未抗日。也许他是个理论上有修养的人，认为救中国的办法，三民主义还不够，必须共产主义。可他该知道中国并不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因此，思考之后，我只想了个‘用’字，没想那个‘杀’字。据我的观察，干卓说的你的四点长处，都是事实。因此我想，他说你‘恐系共产党员’，也不会不是事实。现在这样，你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你从未加入共产党，或是脱离共产党。只要这样，我到委员长那里，以人头担保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来。”

于炳然从容不迫地说：“你愿不愿意你的特殊朋友在社会上闹到人所不齿的地步？”

戴笠说：“当然不愿意。”

于炳然说：“假如我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我于炳然不是共产党员；随后，人家在《新日报》上登个反问启事，说某某人声明不是共产党员，但谁说他是共产党员了？无的放矢，何其无聊乃尔！或者再加几句更挖苦的话，叫我在一般朋友中何言自解？干武官说我的长处，我虽然愧不敢当，可是我愿用以自勉。至于说我‘恐系共产党员’，这绝非事实。不错，在莫斯科由于我主张抗日救国，我愿意知道共产党对于抗日救国的主张，所以接触过。我可以给自己担保。以你的权力，难道还怕我吗？”他态度平静，话中寓理。

戴笠听了之后，没有吱声。最后勉强地说：“请你考虑考虑吧。”

戴笠一面以杀头相威胁，一面以高官相引诱。于炳然既不为所屈，又不为所动，凭借大智大勇，巧与周旋，使戴笠无可奈何。

获周恩来细致入微的关怀

“东北救亡总会”上属中共中央长江局。1938年6月，周恩来指示，为适应新的形势、加强统战工作，由于炳然任“东总”秘书长。

1939年8月在重庆，由中共南方局委派于炳然到“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设计委员、少将参议、敌情研究组组长。

1940年7月，周恩来决定让于炳然撤回延安。于炳然向“战地党政委员会”提出前往东北挺进军视察，获李济深批准，让他携带副官、秘书前去。

有人告知于炳然，戴笠曾问他：“于炳然去东北挺进军干什么？带什么人去？”于炳然约于毅夫同去八路军办事处见周恩来，报告了上述情况。

周恩来问：“炳然，你对此有什么考虑？”

于炳然说：“可否去见戴笠，表示向他辞行，看他怎样。”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可以，至少可以看看他的态度。”

戴笠见了于炳然，仍像往常那样趋前握手，献烟献茶。于炳然说：“最近我要去马占山将军那里，雨农兄有什么事没有？我可以代办。”戴笠说：“没什么事，我那里有人。你尽管走，路上若有什么麻烦，你给我来电报。”

恰在这时，传出消息：与于炳然同做战地党政委员会的设计委员、又同是被李济深派出的陈希周，行至浙闽交界处，被特务暗杀了，同行人一同遇难。

于炳然深夜又去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邓颖超、王梓木、于毅夫和于炳然一同研究于炳然如何安全撤退。

最后，周恩来说：“从戴笠的性情来说，他可能把人情送到底。但也要防备他这是放烟幕弹，一方面他安定你的心，一方面暗下毒手。估计由重庆到西安不成问题，最怕的是西安以北。炳然到西安后，要去办事处见林老（林伯渠），请他多加帮助，商量好安全办法再北去。”

于炳然点头应诺，心中深为周恩来的真切关怀而感动。

赴东北密说卫立煌

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的决战阶段，于炳然奉命到沈阳做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工作。

一天，卫立煌接到一封密封的信，上面写：“俊如兄如面：分别数载，甚为思念。弟已到沈，盼能于今晚八时在‘大鸿运’一见。弟炳然。”

晚上，卫立煌换便装来到“大鸿运”。在一个豪华餐室，他们先是一番叙旧。饮酒中，于炳然问道：“听说老蒋调杜聿明当你的副司令，俊如兄以为如何？”

卫立煌说：“凭良心讲，杜聿明还是能打仗的。但按照拿破仑的说法，两个优秀的司令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愚蠢的司令。他这一来，也许要坏事。”

于炳然点点头，又问：“俊如兄认为目前东北局势如何？”

卫立煌叹了口气，说：“当局指挥无能，共军攻击甚猛，东北局势胜负难卜啊！”

于炳然单刀直入：“以弟看目前之局势，东北四十万国军，根本逃不出共军的圈子，俊如兄何不早作安排！”

“你是什么意思？”卫立煌直愣愣地望着他。

“济南吴化文的事，想俊如兄知道了吧？”

卫立煌知道，于炳然说的是上月济南战役中守卫机场的吴化文率部起义的事，于是笑问：“炳然兄莫不是来当说客的？”

“哦，我这全是为俊如兄和几十万国军弟兄着想。”于炳然坦然一笑，“大势难违啊，何必跟着老蒋当殉葬品！”

卫立煌听了，双眉紧蹙，陷入思索。

两人一直谈到深夜……这次谈话某种程度上使卫立煌发生了变化。蒋介石一次次严令他尽快打通沈锦路，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但他并未从命。蒋介石派杜聿明前去敦促，又被他轰出家门。他暗暗“消极避战”，这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进程。

于炳然此行，不负使命，为加速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1948年底，于炳然参加了北平、南京、重庆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后至西南地区公安部工作。1952年春，正当政务院根据周恩来指示通知调于炳然赴北京到外交部工作时，他不幸溘然逝世于重庆，年仅49岁。党组织给他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杰出的战士”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