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秋天，生性好动的徐志摩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

1917年，北洋大学法科正式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随着转入北大就读。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在校期间，他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并涉猎中外文学，这又燃起他对文学的兴趣。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由张君劢、张嘉璈的介绍，拜梁启超为老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是大的，他在徐志摩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徐梁虽系密切的师徒关系，但他们二人的思想差别还是存在的，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徐志摩，他不顾一切，舍命追求他的理想的人生，他要争取婚姻恋爱自由。

他在北方上大学时期，亲身感受了军阀混战的场景，目睹屠杀无辜的惨象。他厌恶社会，决计到国外留学，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实行他心中的“理想中的革命”。

1918年，徐志摩离开北大，同年8月14日从上海启程赴美国学习银行学。留学第一年，进的是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而后他进历史系，选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课程，以期自己将来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入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当年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徐志摩也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学的种种知识。

1919年“五四”革命运动的浪潮波及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中，徐志摩也为爱国心所驱使，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爱国活动，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同时，他的学习兴趣，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因而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1920年徐志摩已在美国待了近两年，但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讲求物质利欲却感到厌倦，他又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哥伦比亚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舟横渡大西洋，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更，致使他不曾达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这时，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因，并由于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

1921年由于狄更生的介绍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现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开始创作新诗。

1921年-1922年，徐志摩在英国也住了两年，他在康桥接受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接受了“吸烟的文化”，他喜与英国名士交往，他广泛地涉猎了世界上各种名家名作，也接触了各种思潮流派，在这个时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识——理想主义，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 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触发了他创作的意念。他开始翻译文学著作，他翻译了英国作家曼斯菲尔德的几个短篇，德国福沟的小说《涡堤孩》，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吴嘉让与倪阿兰》，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死城》和伏尔泰的《赣第德》。同时，他写了许多诗，他的“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在你（指康桥）妩媚河中的两岸”（徐志摩：《康桥再会吧》）最为经典。他崇拜的偶像不再是美国的汉密尔顿，而是英国的雪莱和拜伦，他“换路”走入诗人的行列。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春，徐志摩在北京办起了俱乐部，编戏演戏，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也有吟诗作画，徐志摩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本诗集《新月》的兴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1925 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诗以外，还联络新月社成员从事戏剧活动。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同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4月1日，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这时，闻一多已由美国回国并参加了《诗镌》的编撰工作。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和第五期由饶孟侃负责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诗镌》的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所以《晨报诗刊》的创办，标志着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同年与陆小曼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和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教授。创办《新月》杂志。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员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到上海。此时，徐志摩也与陆小曼结婚并移居上海。徐志摩四处访友，奔走联络，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沆、张禹九等在上海环龙路环龙别墅办了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沆任经理，后由张禹九接任。同年，徐志摩也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

1928年3月，徐志摩一边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担任教授工作，一边又创办了《新月》月刊。同年11月6日，作《再别康桥》，初载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署名徐志摩。《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方玮德等又办了一个《诗刊》季刊，徐志摩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出了四期。

1931年11月19日早8:00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办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当飞机抵达济南南部党家庄一带时，忽然大雾弥漫，难辨航向。机师为寻觅准确航线，只得降低飞行高度，不料飞机撞上开山（现济南市长清区崮云湖街道办事处境内），当即坠入山谷，机身起火，机上人员（两位机组与徐志摩）全部遇难。关于他遇难的原因，除直接原因大雾影响、主机组王贯一前晚准备女儿婚事忙到很晚，飞行时精神太差有关。蔡元培为其写挽联：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如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徐志摩逝世后，新月派为梁实秋、胡适等人所左右，到了1933年6月1日，《新月》出至四卷七期而停刊。在《新月》出版期间不仅刊出新月派成员的著作，其中也有郁达夫、巴金、丁玲、胡也频等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作品。不过，这已是新月派活动的后期，后期新月派，其成员虽各有差异，就其整个政治倾向而言，却是日趋反动。但是新月派从事诗歌创作，研讨新诗的这条“连索”还没中断。

图册来源：《徐志摩的回忆相册》

1915年，由政界风云人物张君劢为自己的妹妹张幼仪提亲，徐志摩把从未谋面的新娘娶进了门。

和张幼仪的感情，除了半篇《离婚通告》（另半篇未查出）和徐志摩的那封大话连篇的信之外，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无论离婚前还是离婚后，甚至徐志摩死后五十多年，张幼仪从不吐一点儿口风。1988年张幼仪在纽约去世，享年88岁。她的侄孙女张邦梅于1996年9月在美国出版了英文著作《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道布里几（Doubleday）出版社出版。两人关系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张邦梅，是张幼仪的八弟张禹九的孙女，她表示张幼仪看过她的论文，内容的真实性是可以信赖的。从婚前到婚后，徐志摩一直是鄙弃张幼仪的。第一次见到张的照片时，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婚后从没有正看张幼仪一眼。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其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徐志摩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而已。

1920年冬，张幼仪出国与丈夫团聚， 之前都认为是徐志摩思念妻子，写了那封乞求父亲的信。这封其实是应张君劢之请而写的。在张幼仪怀次子两个月后，徐志摩对此置之不理，反倒要马上离婚，见张幼仪不答应，便一走了之，将其一人撇在沙士顿。1921年，张幼仪产期临近，无奈之际，她给二哥张君劢写信求救，她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柏林，生下孩子。徐志摩明知张幼仪的去向，却不予理睬。直到1922年要办理离婚手续时，才找到柏林。产后，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回国后办云裳公司，主政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均大获成功。难能可贵的是，她回国后仍照样服侍徐志摩的双亲（认作义女），精心抚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在她的策划下编纂的，为的是让后人知道徐志摩的著作。

她表示：“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1920年，他认识了才女林徽因，徐志摩与她交往甚密。徐志摩在1922年3月向张幼仪提出离婚，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这是徐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因此他为林徽因写了诸多像《月夜听琴》、《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表现爱情和人生理想的诗歌，也就构成了他这期诗歌的重要内容。

徐志摩对在英国康桥这段生活分外留恋，他因为与林徽因的恋爱不无感慨，异常兴奋，大量作诗，他这时诗情汹涌暴发的情景，在他的题为《草上的露珠儿》一首长诗中有所反映。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英国康桥的生活固然使他迷醉，后来林徽因经过理智的思索，和父亲一起提前回国了，而且是与志摩不辞而别。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有名的《偶然》诗，体现了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直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之后，他们一起组织新月社活动，一起演戏，并常有书信来往。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和林徽因共同担任翻译，之后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去了日本，林徽因和梁思成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当徐志摩与林徽因再次见面的时候，已是四年之后。这期间，林徽因已嫁给梁思成。1931年11月19日准备参加林徽因演讲会的徐志摩遭遇坠机事故遇难。

多年以后，林徽因也曾对自己的儿女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1922年，徐志摩留学后回到北京，常与朋友王赓相聚。王赓的妻子陆小曼，对徐志摩影响甚大。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交际场相识相爱。徐志摩在与陆小曼热恋之时，写下了《爱眉小札》，浓烈炽热的文字，吐露着爱人的缠绵深情。在刚结婚的前段日子里，虽然徐父徐母对陆小曼依然心有不满，但是两人也过得浪漫、惬意。只是到了后期，由于陆小曼的病，由于徐申如的拒绝接纳，由于鸦片的侵蚀等诸多原因，陆小曼变得越发娇慵、懒惰、贪玩，早没了当初恋爱时的激情，似乎不再是一个有灵性的女人。徐志摩为了使妻子心喜，就一味迁就她。虽然在口头上常常婉转地告诫陆小曼，但效果不大。后来，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出于对陆小曼极度不满，在经济上与他们夫妇一刀两断。徐志摩要从父亲处拿钱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不得不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三所学校讲课，课余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1930年秋，即陆小曼29岁那年，徐志摩索性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以挣家用，仅1931年的上半年，徐志摩就在上海、北京两地来回奔波了8次。当时，人均的年薪为五块大洋，而徐志摩一年即可挣到几百大洋，但是即便如此，仍然满足不了家庭的花销。陆小曼之所以会养成这样大手大脚的毛病，是因为她出身名门，又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因而养成小姐脾气。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不再出去交际。她默默忍受着外界对她的批评和指责。正如她在致志摩挽联中说；“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她怀念志摩，致力于整理出版徐志摩的遗作，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其中的苦辣酸甜一言难尽。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是冲破封建束缚的自由结合，其间虽也曾彼此伤害，但也深深相爱。

梁启超的“证婚词”虽然有名，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徐志摩这个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但很明显，梁启超是带有私心的，对徐、陆也不公平。梁启超在婚礼上大骂新人，至少对这对新人是不吉利的，赵清阁就在文章中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为了争取有力的支持，他们请了维新派名流梁启超老夫子作他们的证婚人。原想借助这块盾牌抗衡一下封建势力，不期梁启超夫子也是一个以封建反封建的权威人物，他假惺惺同情徐志摩陆小曼的结缡，而又在大喜之日当众批评了他们的反封建行经，使得两位新人一时啼笑皆非，只好委屈地承受了批评。

徐志摩是一位在中国文坛上曾经活跃一时并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他的世界观是没有主导思想的，或者说是个超阶级的“不含党派色彩的诗人”。他的思想、创作呈现的面貌，发展的趋势，都说明他是个布尔乔亚诗人。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他的创作前后期的不同状况，是和当时社会历史特点关联着的。

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人们看待徐志摩及其创作总是把他与新月派连在一起的，认定他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称他为新月派的“盟主”，这是因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从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为新诗的发展进行过种种试验和探索。他的诗歌有着相当鲜明的独特风格，有一定的艺术技巧。从新月社的成立及至新月派的形成和它的主要活动（尤其是文学方面的活动），他确实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新诗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推动和影响作用。但是，他们过分地追求形式和格律，又走向歧路，尤其是徐志摩到后期思想和创作都发生危机。

作为那个时代的名人，徐志摩做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能做的一切，他在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对民族命运有过深刻的思考。他与张幼仪的婚姻是那个时代的不幸，他与林徽因的淡淡情愫令人唏嘘，他与陆小曼的婚姻热烈而深情，却又坎坷多舛（新华网评）。

徐志摩故居建成于1926年，是一幢中西合璧式的小洋楼。故居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前后两进，主楼三间二层，前带东西厢楼。后楼亦三间，屋顶有露台，可登临。

故居台门上方有徐志摩表弟金庸的手书“诗人徐志摩故居”，正厅有匾曰“安雅堂”，乃启功补书。主楼底层两侧有徐志摩家世、生平及思想和文学活动陈列，展示徐志摩短暂而绚丽多彩的一生。正厅、卧室、书房布置复原陈列，再现其的家境和生活场所。

徐志摩的墓地在历史上一共经过3次变迁：

第一次：徐志摩的墓地原来在东山玛瑙谷万石窝，由胡适之题写“诗人徐志摩之墓”碑文。早年间胡适题词的这块徐志摩墓碑，在动乱中荡然无存。

第二次：徐志摩老父徐申如对于胡适先生题字的墓碑感觉过于简短，又请到徐志摩生前红颜知己，被称为闺秀派才女的凌叔华，请她为徐志摩再题一块碑文。凌叔华欣然应允，她所题碑文取自曹雪芹“冷月葬花魂”的寓意，转化为“冷月照诗魂”。此块墓碑也在动乱中丧失。

第三次：徐志摩的墓地，因动乱坟陵早已损毁，故乡百姓为了表示纪念，由政府拨款把徐志摩的墓地迁葬到西山北麓白水泉边。徐志摩的外亲、著名建筑学家、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设计并撰迁墓记。西山墓地古典雅致，白石铺地，青石为阶，半圆的墓台恰似一弯新月，有诗坛“新月派”的寓意。墓碑沧桑厚朴，海宁籍书法大家、曾任西泠印社社长的张宗祥先生根据胡适之原文补题碑文。墓碑两侧各有一方白石做就的书形雕塑，刻着徐志摩《再别康桥》等名诗名句。

追怀徐志摩先生再别康桥80年国王学院为徐志摩树碑。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再别康桥》中这两句著名的诗句，镌刻在这块白色大理石碑上。

2008年7月2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后园立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的石碑，上面刻录了中国最著名的诗歌。它就是20世纪中国诗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很多中国人都对这首诗怀有深厚的情感。

徐志摩是在国王学院的后园创作这首诗的，而且诗中“河畔的金柳”被认为抒写的正是国王学院康桥边上的柳树。石碑就立在不远处。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知晓此诗，并被它深深感动。这块诗碑将成为中国和剑桥大学，尤其是和国王学院之间联系的纽带。

徐志摩在1931年一次飞机事故中不幸英年早逝，时年34岁。1921到1922年间，通过他的朋友狄更生，徐志摩在国王学院旁听了一年的政治和经济课程。正是在剑桥受到诗人济慈和雪莱的影响，志摩才真正开始写诗。

剑桥的一位中国朋友，江·西蒙将《再别康桥》的首行和末行刻在了石碑上，并将它带到剑桥。石碑用的是北京的白色大理石（这与构筑北京紫禁城的大理石质地完全一样），立在此地以作为连接中国与国王学院间纽带的标志。

上海理工大学杰出校友

2006年，徐志摩被评选为首届“上海理工大学杰出校友”。

2021年3月23日上午，以《志摩的诗意世界》情景短剧开场，第六届中国（海宁）徐志摩诗歌节暨第六届中国（海宁）·徐志摩诗歌奖新闻发布会在徐志摩故乡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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