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檐施6铺作3抄斗拱，玲拢精巧，四壁作间隔用，原为方格门窗，灵巧通透。整座后殿具有广东明代古建筑的特色，也是广州现存最完整的明代建筑。

“五仙观”解放前在惠福西路内街，是广州建城2000年的历史标志，传说远古年代有五仙人骑着五色羊，五羊衔着谷穗降临广州海珠广场原五仙门电厂附近（电厂原址是五仙街）。五仙喜降临，令广州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为纪念五仙福祉，称广州为“羊城”。

“五仙观”在公元265年两晋时，是珠江的“坡山古渡头” 江面有1500米，如今沧海变桑田，明代曾以“穗石洞天”列入羊城八景。

清末民初广州拆城墙扩马路，“五仙观”是羊城福祉，命名“惠福路”，2000年开始“五仙观”周边近万平方米民居被清拆，2004年五仙观还原本来面目。

惠福西路靠近解放路一段是闻名省、港、澳灯笼街。纸扎店林立，制作灯色、人物、动物、古屋惟妙惟肖，又是搭牌楼艺人（棚工）云集地方。解放后，因破除迷信，灯笼街消失，艺人转业。

据越秀区政府规划，日后五仙景区以五仙观和岭南第一楼为中心，结合广场建设和周边环境的整治，开展民间曲艺演出，风俗展示。规划还拟打造三处民居景区：甜水巷、金城巷、怡乐里，将通过成片的特色建筑群的整治和开发，展现地方传统建筑群体的独特风情。

甜水巷内多为广州传统的竹筒屋，内通风、采光、排水主要靠天井，从前至后，以天井隔成多个房间，内多建阁楼；金城巷的西式民居，是20世纪20-30年代有西洋建筑风格的二三层建筑，材料是近代盛行的红砖为主的楼房；怡乐里的建筑多是西洋建筑古典风格，也有部分采用中国传统形式的二三层楼房，前有庭园。

后殿面阔三间12.4米、进深三间10米、高8米，绿琉璃瓦重檐歇山顶，脊饰为琉璃龙纹和琉璃鳌鱼宝珠。内槽为八架椽，施六铺作三抄斗拱，外檐施乳栿出两跳插拱承托挑檐桁，梭形柱，有升起、侧脚，平梁、四椽栿造成月梁，驼峰、叉手、托脚等风格简洁，保留了明代早期的建筑手法。

脊榑底部有“时大明嘉靖十六年龙集丁酉十一月二十一日丙申吉旦建”等字。斗拱用材略细，材高18厘米、厚8厘米，斗欹有幽页，装修简朴；殿立面造型比例适度，既保留了明代早期建筑风格，又具有地方特色，是广州市保存较好的明代木构架建筑。

后殿东侧的原生红砂岩石上，有一脚印状凹穴，旁有“仙人拇迹”石匾。这是远古时代珠江洪水期的流水冲蚀痕迹，民间传说作仙人留下的脚印。晋代这里有“坡山古渡”之称。明、清两代五仙观先后以“穗石洞天”和“五仙霞洞”列为羊城八景之一。

1989年6月广东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五仙观内现保存有宋至清的碑刻14方及石麒麟1对

后还有一座楼—岭南第一楼，这是一座城楼式的古建筑物。明洪武七年(1374年)行省参政知事汪广洋建造此楼，它比镇海楼还要早7年建造。其楼基用红砂石砌筑，楼高7米，中通往来，作城门状，上建栋宇巨檐，构成一座轩敞的楼台，显得庄严雄伟、朴素大方。此楼与五层楼堪称为明代建筑的“双璧”。　岭南第一楼建成后的第四年，还铸成一口大钟，悬挂楼上。大钟高3米多，口径2米多，厚3寸，重5吨，是广东最大的铁钟。这口大钟撞击起来，声音很响，“扣之声闻十里”。

这大钟是作为遇火警等非常事故时召人救火用的，无事禁止撞击；又有此钟敲响，城中便瘟疫大作之说—故名“禁钟”。该楼也被称之为禁钟楼。禁钟之重，令人惊异。然更令人惊异的却是此钟只用一根葛藤悬挂。

传说这藤与吕洞宾有关：

古代有一大官乘轿路过此地时，扎轿杠的绳索断了，便吩咐轿夫在半时辰内找到绳子扎好轿杠。轿夫正焦急找着，忽见路旁走来一位老人。老人指着山岩上的一条葛藤说：“可用那藤。”轿夫见藤又细又短，以为老人要耍弄他。突然老人不见了，轿夫才知道遇着仙人，连忙扯下葛藤去扎轿。

也真奇怪，葛藤越扎越长，直到轿杠扎得结结实实才用完。到了驿站，轿夫仔细察看，见藤尾刻有“吕洞宾”三个字，这才醒悟到那是吕洞宾所赐的仙藤。

后来坡山建五仙观、盖大钟楼，要找绳索吊大钟。轿夫便把仙藤献出，细小的葛藤把数千公斤的铜钟吊得稳稳当当的。故事终归是故事，传说也不一定曾发生过，可一根葛藤吊起那沉重的大钟是不争的事实。

再说那口大铜钟、钟体铸铭篆文，是洪武十一年（1378年）所铸。钟口之下正对着楼基中心的方形大井口，能产生共鸣。一敲钟，声自券形门洞传出，钟鸣远播，声闻十里。传说此钟只有遇着火警之类灾难时才撞击鸣钟，无事禁止撞钟，故又称之为“禁钟”，该楼又叫做“禁钟楼”。

五仙观牌坊在六十年代被毁，2005年开始计划原址复原牌坊，复原设计由华南理工大学程建军教授和石拓承担。复原采用了原有台基、夹杆石、柱础等构件。

复原牌坊完全按照传统样式，面阔三间，进深二间，用十二柱，有侧角、升起。心间为重檐，次间为单檐，均为庑殿式，屋脊为龙舟脊，均饰卷草纹，并以广府典型的水浪造型收尾，正脊上饰宝珠、鳌鱼。

传说周夷王八年（公元前887年），广州曾一度出现连年灾荒，田野荒芜，农业失收，人民不得温饱。一天，南海的天空忽然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并出现五朵彩色祥云，上有五位仙人，身穿五色彩衣，分别骑着不同毛色的山羊，羊口衔着一茎六出的优良稻穗，降临楚庭。

仙人把稻穗给了广州人，并祝愿此处永无饥荒。祝罢仙人腾空飞逝，五只仙羊化为石头留在广州山坡。

从此，广州便成了岭南最富庶的地方。这就是广州有“五羊城”、“羊城”、“穗城”名称的由来。

五仙降临的情形差不多，但时间是越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即战国周显王时期。

屈大均《广东新语》一书的记载：晋朝时，吴修为广州刺史，还未到任，有五仙人骑五色羊，背着五谷来到广州州治的厅堂上。吴修于是在厅堂上绘五仙人像以示祥瑞纪念，并且称广州为“五仙城”。广州惠福西路五仙观据说就是五仙人降临之地，广州人为了纪念五仙人，在那儿专门修了五仙观，在大殿内还有五仙和五羊的塑像。广州人民为了感激五位仙人，在他们当年降临的地方修建了一座五仙观以示纪念。观中有五仙雕像，伴以五羊石像，五仙又被称之为谷神。

“五仙骑羊赠稻穗”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故事，根据这故事而建寺观的历史由来已久。

五羊衔谷的神话故事源于裴渊《广州记》，广州大概在唐以后就有羊城、穗城、仙城等别称。仅就我们所见到的材料来说，“五羊”和“楚庭”一词见于最早的古籍记载是裴渊《广州记》。这段晋人的记述材料，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楚庭为楚的宫室或官署或市亭，地点是楚的城市而不是在广州。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以后的史志中记述到楚庭时，愈说愈玄，牵强附会，原因就是离开了这个根本点而望文生义一番。晋时广州的州治在番禺（即今广州市），治所的梁架上画有五羊图，悬挂五谷囊。为什么要画五羊图？裴渊引用了当时人们对古老传说的记述：从前高固（按清人梁廷枏《百越先贤志》说他是越人）为楚相（令尹）时，出现过五羊衔谷聚集到楚庭的事。因为战国时广州属楚，所以把这农牧丰收的祥瑞象征也画在州厅的梁上。高固既然是楚相，必然在楚，他不可能身居岭南越地而为楚相的。换言之，五羊聚于楚庭是出现在高固为楚相的时候，因此，这个楚庭所在地就只能是楚的都城内或楚的某一城邑之中。照文义来说，它就是高固的令尹府衙亦无不可，根本与广州无涉。二是五羊衔谷的神话虽然成了广州历史文化悠久的一个象征，又是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一个美好传说。但故事的发生据载最先在楚而不在广州。

《太平御览》引沈怀远《南越志》说：“任嚣、尉佗之时因楚时有羊五色以为瑞，因图之于府厅矣”。可见直到五世纪中叶，五羊的神话传说仍与《广州记》所载基本相同。唐李群玉《登蒲涧寺后二岩》诗有“五仙骑五羊，何代降斯乡”之句（见《全唐诗录》卷84），大概到唐以后不但把五羊衔谷故事的发生地点移到广州，还加了个五仙进去。以后，随着这个神话传说的建祠立祀（北宋时建五仙观），广州的古之“楚庭”一名就逐渐让位于“羊城”这个别称了。《广州记》这段有关楚庭，五羊的记述，本身也是传闻，没有文献与史实可供征信的。

楚庭通常被认为是广州建城之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广州城条引唐《通历》：“楚伐杨越，自是南海事楚，有楚亭。”楚子熊渠伐杨越事见《史记·楚世家》：“周夷王时，熊渠兴兵伐庸、杨越，至于鄂地（今湖北武昌县东的鄂城县）。”他的足迹还未越过荆州。直言之，周夷王进（公元前九世纪）楚的势力还未到达今湖南境。至于“杨越”一词，古籍中往往是泛指百越之地。如《史记·南越列传》的“略定杨越”。古属杨州，所谓“扬州之南，越地也”；又如《史记·货殖列传》“而杨越多焉”。这泛指百越之民。还有“南海”一词，也是对南方各族居地的泛称。《国语·楚语上》有“抚征南海”一句，这个南海指的是江南地。又如《左传·僖四年》：齐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这个“南海”是指我国江南的广大区域而言，因此，“伐杨越”事无论从时间、地点、人物活动的内容来说，都与岭南的南越毫无相干。《通历》的原文我们未得见，仅就引文而论，也不能证明“南海事楚”的“南海”指的就是广州。顾祖禹把它写入广州城条内，以致将广州城市的兴起提早到西周时期，楚庭成了广州最早出现的城市的名字，这是前人在地理概念上的模糊而产生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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