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亡后，北方的金政权在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明令“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金史卷一二章宗纪》）。至于南方的南宋，由于理学盛行，更是独尊新五代史。

由于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后于旧五代史，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往往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如王景仁、郭崇韬、安重诲、李茂贞、孔谦、王彦章、段凝、赵在礼、范延光、卢文纪、马胤孙、姚顗、崔税、吕琦、杨渥等传都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新五代史》是宋欧阳修编撰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详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

《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欧阳修文采引人入胜，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虽有着重要的地位，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近人褒贬不一。

欧阳修（公元1007年－1072年），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吉安）人。天圣进士。官馆阁校勘，因直言论事贬知夷陵。庆历中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州。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对青苗法有所批评。谥文忠。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集》。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北宋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撰者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

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编的《五代史》以后，欧阳修为什么独出心裁，重又编出一部体例和写法不一样的新的五代史呢？《宋史·欧阳修传》中对此作了简约的说明：“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所谓“自撰”，是说这部史书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而“《春秋》遗旨”即《春秋》笔法。欧阳修自己说：“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他作史的目的，正是为了抨击这些他认为没有“廉耻”的现象，达到孔子所说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目的，是私修史书。

从欧阳修给尹洙、梅尧臣等人的信件看，在景祐三年（1036年）之前，已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这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成书于宋建国后不久，所依据的史料多为五代实录。《新五代史》修撰时，距宋建国已有八九十年，距旧史的成书也已经60多年，这个时期又新出现了许多新的资料，这样就使得《新五代史》可以在《旧五代史》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史料。《新五代史》全书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世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其中的列传，最有特色。它采用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特定涵义，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义例。臂如将相大臣，凡专事一朝的在《臣传》，历事几朝的则列《杂传》。又如根据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为两等，头等的进《死节传》，次等的入《死事传》。

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

1、尊王观念和正统“三续三绝”

与《春秋》义例有关。与《新五代史》相关的，是如何看待唐宋之间的历史，五代史如何定位的问题，欧阳修提出“不伪梁”的史法对统一行动，他也给予肯定，如对宋灭南唐的史论有表现。

2、书法谨严，传信守实

《四库全书总目》和钱大昕都说欧阳修重褒贬，轻事实，并不符合实际。当然有时为褒贬对事实有一定的处理，有时处理也未必都恰当。

3、“书人不书天”

《新五代史》卷59《司天考第二》他明确提出：“书人不书天”的主张，并对天人感应说进行了批驳，在《吴越世家》有评论，认为用天人感应说解释历史很难行的通。

4、“四夷”附录

《新五代史》有两卷记载契丹兴起的，反映了他重视民族史。

一、塑造了一些生动的人物形象

《新五代史》塑造的生动人物形象，如唐庄宗、刘皇后、周德威、王彦章、冯道等，都写得极其动人，流传广远。如在《新五代史》中的《伶官传序》中对唐庄宗的一段描写。其文曰：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谴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措，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这里，序文前半部分描述了庄宗在晋王死后继承遗志发奋图强的精神与行动，后半部分写了庄宗的衰败，虽然不是正面描写，而是以一种议论叹唱的口气，但由于它语言形象、感情饱满，因而一下子就取得了以议代叙和吊古抒怀两种作用，于是唐庄宗这个楚霸王式的悲剧英雄突然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又如在第三十二卷《死节传》中所刻画的“王铁枪”即王彦章的形象。他从小当兵，靠自己的勇猛过人而得到步步提升。作者开头写到：“彦章为人骁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铁枪，骑而驰突，奋疾如飞，而他人莫能举也，军中号王铁枪”。这简洁的两笔就勾画出了这个猛将的形象。然后着重写晋军进逼、形势危急之时，彦章被荐，担任招讨使，受命出兵破敌的经过：“（梁）末帝问破敌之期，彦章对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彦章受命而出，驰两日至滑州，置酒大会，阴谴人具舟于杨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载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彦章会饮，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数千，沿河以趋德胜，舟兵举锁烧断之，因以巨斧斩浮桥，而彦章引兵急击南城，浮桥断，南城遂破，盖三日矣。”这段“不动声色，三日破敌”的描写，将“王铁枪”的骁勇善谋，沉着果断的个性、气质、才能都活画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笔调轻灵，诙谐幽默

《新五代史》作者笔调轻灵，于干练浑茫中时而露出一种诙谐幽默，使读者乐而忘疲。如在《伶官传》中对敬新磨写得有情有致，滑稽幽默，让人读后回味无穷。请看其中两个小故事：

庄宗好畋猎，猎于中牟，践民田。中牟当马切谏，为民请，庄宗怒，叱县令去，将杀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诸伶走追县令，擒至马前责之曰：“汝为县令，独不知吾天子好猎耶？奈何纵民稼穑以供租赋，何不饥汝县民而空此地以备吾天子之驰骋？汝罪当死！”因前请亟行刑，诸伶共唱和之，庄宗大笑，县令乃得免去。

新磨尝奏事殿中，殿中多恶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依柱而呼曰：“陛下勿纵儿女啮人！”庄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讳狗，故新磨以此讥之。庄宗大怒，弯弓注矢将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无杀臣！臣与陛下为一体，杀之不祥！”庄宗大惊，问其故，对曰：“陛下开国，改元同光，天下皆谓陛下‘同光帝’。且‘同’，铜也，若杀敬新磨，则‘同’无光矣。”庄宗大笑，乃释之。

通过上面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不时露出一些幽默和滑稽的情调，使人读后总有余意未尽之感。

三、具有浓厚的悲剧气氛和强烈的抒情性

《新五代史》整个作品中充盈着一种浓厚的悲剧气氛和一种强烈的抒情性。《新五代史》中标明立传的人物有256个，其中故事比较生动、性格比较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约有50多人。而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悲剧性的。作为帝王的有朱温、李存勖；作为宰辅的有敬翔、郭崇韬、安重诲、桑维翰、苏逢吉、史弘肇；作为大将的有王彦章、周德威、李存孝等。其中有些人物的功业深为作者所钦佩，而其遭遇又极其不幸，深为惋惜，如李存勖、郭崇韬等；有些人品行恶劣，多行不义，死有应得，但这些人的兴衰生死多与历史教训联系了起来，同样能引起人们的感慨深思。《新五代史》中到处都充溢着欧阳修对于整个五代时期的绝望与悲哀，这种强烈的悲剧意识，使《新五代史》充满着浓厚的悲剧气氛是理所当然的。一提《新五代史》的抒情性，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欧阳修的好发议论，而且每发议论总是以“呜呼”二字开头。当然文章是否具有抒情性，并不在乎是否用“呜呼”二字开头，而在于作者叙事时是否真饱含热情，是否具有强烈的爱憎。清代章学诚曾讥《新五代史》是一部“吊祭哀挽文集”，这不但不降低《新五代史》身价，反而正说明了欧阳修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愤激感慨和充篇盈纸的吊古伤今之情。

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

《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国世家》。列传人物部分也有补充，欧阳修采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补充了事实，使人物事迹更为生动、丰富。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据胡峤《陷虏记》，记述了在契丹的亲身见闻。在《于阗录》中记述了高如晦出使于阗时所见到的沿途各国的山川、风土情况。在《司天考》中，欧阳修将后周天文学家王朴的《钦天历经》4篇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因为《旧五代史》这部分内容已经不全，所以欧阳修的记录在中国天文学史上是有重要贡献的。此外，欧阳修对所采用的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订正了《旧五代史》和其他史籍的不少错误。由于《旧五代史》已非原帙，残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价值就更不应低估。再从其它角度来着眼，欧阳修撰史，浑然一体，结构严谨，选材讲究，文字凝炼；思想上不像旧史那样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创《职方考》用表的形式，将290余州郡的废置更易情况明白地显示出来。独树一帜，提纲挈领，眉清目秀，颇受称道，都是它的长处。

总得来看，两部五代史互有短长，现存《旧五代史》全书是《新五代史》的两倍多，旧史列传人物460余人，新史只有256人；旧史有志10篇，新史只有2篇。新史的世家10卷，对十国历史的记述更为完备。在个别人物传的字数上也多于旧史。这两部史著都是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材料。

《新五代史》仿《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现微言大义，个人好恶往往影响了史实的记述，终于招致了后人的批评。但是，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古文运动的领导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人就认为它的笔力与《史记》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笔之出色，的确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见的。

《新五代史》问世后，即有徐无党注。但徐注旨在解释《春秋》笔法、阐述微言大意，对读者并无多少裨益。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该书于学官，从此大行于世。

对《新五代史》进行考订的著作主要有：宋吴缜撰《五代史纂误》3卷，专取五代史本文，摘其舛误，辑为一书；清吴兰庭撰《五代史记纂误补》6卷，主要是补吴缜《纂误》之作，共载309事；清人对“欧史”考补之作还有杨陆荣撰《五代史志疑》4卷，杜贵墀撰《五代史记注削繁》以及牛坤撰《五代史续补》2卷（补义儿传93人）等。

另外，两部《五代史》缺门也有不少，清人补作计有四种：周嘉猷《五代史纪年表》，陈恕的《五代地理考》1卷，顾怀三与宋祖骏各作的《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

顾炎武、钱大昕等学者对《新五代史》都有批评，认为欧阳脩迂腐，既著史书，却不重视史实的探讨，好发议论，爱说空话，读来令人生厌。章学诚讥称：“只是一部吊祭哀挽之集，如何可称史才？

宋人亦对欧阳脩的史学有所批评。《宋稗类钞》中引刘敞“好个欧九，极有文章，可惜不甚读书”之语，《苕溪渔隐丛话》亦引王安石的“欧九不学”的话。一日，刘攽问欧的弟子焦千之说《新五代史》有为韩通立传吗？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但王鸣盛高度评价《新五代史·职方考》：“五代土地，梁为最小，晋、汉差大，周又大，而唐为最大……观欧《职方考》自明，此考虽简略，然提纲挈领，洗眉刷目，此则欧公笔力非薛《史》所能及。”。赵翼亦称“卷跌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

章太炎评《新五代史》：“欧阳脩作《五代史记》，自负上法《春秋》，于唐本纪大书契丹立晋，为通人所笑。此学《春秋》而误也。《春秋》书法，本不可学，‘卫人立晋’云者，晋为卫宣之名，今契丹所立之晋，国名而非人名。东家之颦，不亦丑乎？”是故《新五代史》以文学价值见长，并不能取代以史学价值为主的《旧五代史》。

当时学者吴缜撰《五代史纂误》三卷，是纠举《新五代史》谬误的专著。清代吴兰庭撰《五代史记纂误补》六卷，乃吴缜《纂误》之续作。彭元瑞、刘凤诰有《五代史记注》。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其文学成就为世所公认。欧阳修杰出的文学才能在《新五代史》中有很好的体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文笔可谓出类拔萃，全书显出平易通畅、简洁有力的风格和笔削润饰功力的深厚，可与《史记》相媲美，其中的《伶官传序》《宦者传论》亦为后代所传诵，做到了文史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