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日本以及“卖国”的政府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了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即加入了协约国。

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

同年9月，北洋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

北洋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仅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工商背景

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重要力量。

北洋政府内部派系的权力斗争

“五四运动”前后，北洋政府总统、内阁、国会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故政治运作较先前为畅顺。当时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安福国会”幕后领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个党派、各地军阀的制约，政策因之时有变异。“五四运动”发生之后，“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败做斗争“安福系”工具，藉传媒煽动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并进一步造成“六三运动”，使得学运风潮扩大，最终逼使相关政府领导人下台负责。除此之外，“文治派”与“安福系”也借机相互攻讦，以谋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运动”不可以单单理解为群众在爱国意识之下的自发行为；事件源起、扩大同时受党派斗争之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取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洋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终激起青年学生的“五四运动”，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

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理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约。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1919年6月28日还是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是：

（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

（四）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早到达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天安门前金水桥南边高悬的一副对联引人注目：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烧掉赵家楼的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

1919年5月7日，长沙各学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

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

1919年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

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五四”发生以后，作为点燃五四之火的大总统徐世昌也与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人在总统府密议，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对学生运动不应操之过急，而要采取怀柔、软化政策。

1919年5月28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

1919年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

1919年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

1919年6月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

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

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1919年6月23日，由阮真主编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发行所设在门帘桥省教育分会事务所内。张闻天、沈泽民（茅盾之弟）为编辑科科员，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该刊及时报道南京、江苏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围绕如何“改良社会”这一中心问题，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批判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介绍各种新思潮(该刊连续出版了70号，至9月11日停刊)。阮真在该刊最后一期的《编辑科经过报告》中这样写道：“……真（阮真）于发表来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会及改良教育为救国初步之方针，此本刊之微意也。”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倡议的华盛顿会议召开。

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

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矛盾表现

一方面，五四运动当日，傅斯年任旗手，指挥整个运动，然而运动中出现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使傅斯年感到不满，此时学生中又有人对傅斯年的做法提出异议，脾气火爆的傅斯年与学生发生争吵，愤而在第二天退出了学生运动。

另一方面，在纷纷乱局中，谣言四起，有人怀疑罗家伦和傅斯年去安福俱乐部赴宴，已被段祺瑞执政府收买，于是嘲骂罗家伦的漫画和打油诗一齐出笼，打油诗带有极鲜明的人身攻击色彩：“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

面对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北洋政府也制定措施予以控制，1919年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各学校3日内一律复课，并以提前放假，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官考试等手段引诱学生放弃上街游行。据彭明《五四运动史》记载，北洋政府提前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和外交司法官考试后，毕业生大多数参考，这些人占到了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北洋政府这一举措起到了一定效果。

方豪（1894-1955），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其后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首任主席。后在安徽、浙江等地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罗家伦（1896-1969），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五四后留学海外，后来担任过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1928年9月18日就职）。逝世于台北。

段锡朋（1897-1948），江西永新人，字书贻。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逝世于上海。

王自治（1889-1965），甘肃正宁人，字立轩。北京大学学生，继段锡朋之后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后长期在甘肃省任职，并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兰州大学校长。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在长征中另立“中央”，并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借机出逃投靠蒋介石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从事反共活动。最后逝世于加拿大。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北京大学学生，五四游行总指挥。五四后游学柏林、伦敦等地。归国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曾任台湾大学校长。逝世于台北。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行动。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被中国国民党逮捕后杀害于南京。

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学生。后创立九三学社，任主席。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病逝于北京。

易克嶷，北京大学学生。

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高君宇（1896-1925），北京大学学生。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罗隆基（1896-1965），江西安福人。清华大学学生，后为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之一。

王造时（1903-1971）江西安福江南村人，世代居住于泸水河边。清华学校学生评议会主席（清华学运的领导机构），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成员，清华大学第一任学生会会长。曾经两次被捕（一次是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一次是去向军阀政府请愿）。

陈长桐，清华大学学生。

何浩若（1899-1971）。清华大学学生。后加入中国国民党，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创办中央日报。逝于台湾。

闻一多（1899-1946），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清华大学学生。全国学生联合会清华大学代表。后为诗人，学者，曾任西南联大教授。在昆明发表完演讲之后回家途中遭特务暗杀，身亡。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后来曾两度临时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郑振铎（1898-1958），北京铁道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作家。

杨兴亚，天津学生联合会总代表。

张太雷（1898-1927），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江苏常州人。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部部长。后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广州起义。在广州起义战斗中遭敌人伏击，不幸身亡。

于方舟（1900-1928），直隶宁河人，原名兰渚，又名芳洲。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后为中共天津市委创始人之一，1928年去世。

马骏（1895-1928），吉林宁安人。又名天安，字遹泉，号淮台。回族。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后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孙越崎（1893-1995），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学生会会长，学生代表。

周恩来（1898-1976），南开大学学生，天津觉悟社领导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曾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谌志笃（1898-1975），号石僧，贵州织金人。解放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谌志笃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沙主培（1902-1978），天津人。

何葆仁（1895-1978年），复旦大学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

张闻天（1900-1976），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理论研究、宣传和干部教育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外交第一代领导人和开创者之一。

阮真

沈泽民（1902-1930），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党员之一，作家，翻译家，茅盾的弟弟。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原名澄，字云先。中共创始人之一。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林长民（1876-1925），国民外交协会理事。

蔡元培（1868-1940），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学时任校长。

胡适（1891-1962），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国民外交协会：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

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

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

三、废弃一切不破土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

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

五、力争关税自由；

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

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少年中国学会：由一些不满现状、主张社会改造的青年组成。根据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创建。1918年6月30日发起，7月1日正式成立。发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陈愚生、曾琦、雷宝菁、张梦九。王光祈是学会初期的主要负责人。学会存在达六年之久，先后入学会的有120多人。总会设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国内许多省份都有它的会员。在国外，旅居法国的会员最多。刊物：《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和《星期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后，学会分裂，无形解散，停止活动。

新潮社：《新潮》（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之意）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口号，与当时的《新青年》杂志相呼应。它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团，主要发起人是傅斯年、罗家伦。该社1918年1月19日开始成立，1919年元旦创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学会。成立时会员21人，1919年底发展到37人。“五四”后不久，傅斯年、罗家伦先后出国留学，新潮社即停止活动。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会团，主要发起人是邓中夏、廖书仓等。1919年3月成立，1925年结束活动，会同曾发展到六七十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学生高崇焕、邓中夏等十九人发起。

民治主义同志会：1922年春天，由北京大学九个学生发起的。这九个人是王汝（后改名昆仑）、傅汝霖、钟汝中（后改名天心）、陈兆彬（后改名君朴）、邹德高（明初）、陈铭德、谭克敏、袁世斌、姜绍谟等。

国民社：1918年5月，中国留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学归国后，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团。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国民社，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国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的支持，团结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会员近200名。

觉悟社：为打破天津男女学生的组织分开局面，1919年9月16日创建。当时社员有21人，男女数量约等。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谌志笃等。这个组织比较严密，对外废除姓名，发展新社员必须有三名以上社员介绍，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他们用抓阄办法决定每人的代号，周恩来就是“伍豪”；邓颖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该社创刊《觉悟》，其中周恩来撰写《觉悟的宣言》等。后来周恩来、郭隆真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觉悟社转地下。

新民学会：共产党早期组织，1918年4月14日成立时，1920年底70余人。发起人毛泽东、蔡和森，包括李维汉、向警予、蔡畅、谢觉哉等。起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主持在沪会员会议，讨论确定学会的态度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7月，旅居法国的会员在蒙塔尔集会，议定学会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新民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

1919年3月6日，梁启超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报告他从和会上获知的段祺瑞与日本借款和山东问题。

1919年4月24日，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发布归还青岛通电。

1919年4月29-30日，巴黎和会代表参加会议，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第156、157、158条】，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

1919年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1919年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外交委员会事务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1919年5月3日下午，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国民外交协会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外交失败转报学生。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4日（星期天）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汇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随后发生学生大规模游行。

1919年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经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获释返校复课。

1919年5月7日，上海60多个团体举行国民大会。

1919年5月9日，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学校全部罢课。

1919年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联合会成立。

1919年5月13日，北京各大专校长递交辞呈。

1919年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学生再次总罢课，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组织“护鲁义勇队”。

1919年6月1日，政府查禁联合会。

1919年6月3日，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名学生被捕。

1919年6月4日，北京学生出动比昨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当日700多名学生被捕。

1919年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1919年6月6－8日，罢工规模扩大。

1919年6月9日，南京路工人示威。

1919年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销曹、章、陆职务。

1919年6月11日，徐世昌总统咨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

1919年6月12日，商人开市。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

1919年6月13日，准钱能训辞职，特任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

1919年6月17日，北京政府致电专使在和约上签字。

1919年6月22日，国务院通电全国，徐世昌总统打消辞意。

1919年6月23日，徐世昌会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从缓签字。

1919年6月27日，京津学生，留日留美学生请愿。

1919年6月28日，原定签约之日，中国代表团驻地被留学生包围，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中国大陆纪念五四活动

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专题人民网南方网

中国台湾地区纪念五四活动等

海外各界纪念五四

洛杉矶七团体纪念五四运动系列演讲

纪念五四大事

2005年 两岸四地大学生汇聚澳门纪念“五四”运动

2019年4月30日上午，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由于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主要是：

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阶段，这典型地表现为义和团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即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在这场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这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了。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到运动中。

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第四，五四运动是由学生先发起，由工人扩大的坚决的反帝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五，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五四运动从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

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性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始；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五四运动之《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原载《每周评论》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本文是由北京大学的学生〈罗家伦〉拟定的宣言，由北京大学学生印刷，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时散发，故又称“当日大会传单”。）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倚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在1919年10月，总统举行秋定祭孔，同时组织了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1921年更修订了《褒扬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封建礼教。梁启超和梁漱溟则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反对学习西方的文化，反对中国革命派，同时抵制马克思主义。而在五四运动中，反对中华道德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运动，更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尊重中华文化的复古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

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签字，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利益和权益能够保留下来，相反，刺激了日本吞并中国，排挤其他列强的速度。由于北京政府的失败，各地军阀利用北京政府的无力，相互攻伐，加剧了中国的内乱。

1921年到1922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提出“十项原则”，山东问题部分得到解决，日本把青岛交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但是胶济铁路仍由日本控制，山东实际仍由日本控制，中国权益没有恢复。

战后的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首先，大战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庞大的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崩溃了，欧洲最古老的奥匈哈布斯堡王朝被革命推翻，德国也发生了革命，获胜的协约国方面则是战债山积，忙于善后，已无法再在远东推进强硬推进政策；其次，大战也破了列强一致对华行动的可能性，德国暂时陷入衰运中，奥匈帝国已不复存在，美国参议院不批准《凡尔赛和约》，表示了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要采取单独行动的趋势，曾经成为北京“太上政府”的北京公使团已没有往日的显赫声势了；第三，中国因签署《对奥合约》而得以加入国联，随即又先后签署了《对匈合约》和《对土合约》，次年中国首任驻国联代表顾维钧当选为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1921年8月又当选为国联理事会主席，中国的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有所提高；第四，日本虽然利用大战扩展了在华势力，并通过《凡尔赛和约》强取了山东权益，打破了外国在华“均势”，但由于中国拒绝《凡尔赛和约》，已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再三要求直接与中国交涉山东问题，而一再遭到中国的拒绝；第五，在战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爱国运动，各种国民外交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独立的潮流空前高涨。

学生和群众的抵制日货，一定条件下刺激了民族产业的发展，但是随着一战的结束，中国的社会经济依然无法摆脱遭受日本欺凌的厄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多雷西·欧查德（Dorothy J. Orchard）总结说，无论如何，“中国使用‘抵制’这一经济武器，是现代经济史最有启示的篇章。”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动主义”、“自律辅导主义”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动下，教育界引起巨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学监制，在“开放女禁”呼声下，1919年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始破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妇女权利在五四影响下发生变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教育得到革新。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

五四运动使苏俄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便充分显示出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唯一出路，但也有人认为当时对暴力革命的绝对化，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一种破坏而非建设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依然不断，1920年五一，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五一历史》传单，使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了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新文化运动对新女性的塑造，一方面从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入手，另一方面，援引欧美女权运动的思想资源，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女性自由独立的社会生活。作为启蒙运动重要阵地的《新青年》，从1916年第2卷第6号起开辟了“女子问题”专栏，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纷纷撰文，抨击“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封建旧道德造成了女性的依附地位。吴虞的《女权平议》一文，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提倡女权，到以美国女性具体享有的教育平等权、法律、行政权等为例，向国人展示了欧美女权的发达，说明中国应该进行“女权革命”。

五四运动后，女权组织掀起了开辟女子职业、促成女子经济独立的运动。诸如，北京女性陈丽华等成立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女界创办女子华贞商业所；四川女性人赵友兰在上海创办女子工业社，专门制造家庭日用品，借以解决女子职业问题。然而，这些实业活动大多失败了。在社会给女性提供的有限就业机会中，她们又面临着同工不同酬、劳动环境恶劣、超体力劳动、缺乏劳保等种种不平等待遇。1924年2月中东路女职员争取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就是典型的例子。“中东路各附属机关，向来女职员很多，如女电务生、学校女教师、女办事员、医院产妇（护理员）、女医生等”，但“男职员不但其本身享用免费车票、免费就医，即其眷属，亦可享用；而女职员概无此种权利。”

在近代中国民族、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男权势力依然强大的背景下，女性通过将争女权融入到争国权的运动中，在民族独立、国家重建的层面获得了男性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等妇女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但这种由男性启蒙者倡导、把女性问题完全统摄到阶级、民族解放的现代化之路，造成了两性间在阶级、民族利益上的一致性和在婚姻关系、家庭角色分工等方面的紧张与冲突，女性获得的是在不触动男权中心的权力框架内的有限解放。

理性精神的张扬

五四文化思潮对国民的作用即在于启蒙。新文学的先驱们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新青年》“随感录”几乎都是批评人生。鲁迅提出要用文学去揭示社会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促进国民性的改造，《呐喊》、《彷徨》即贯穿着清醒的现实主义理性批判意识，问题小说即是理性讨论显得浅露的艺术表述。创造社作家的作品也以独特的方法表达着社会人生的探索与思考。

感伤的精神标记

被新思潮唤醒的一代青年作家，常常有着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感受，于是苦闷、彷徨、感伤。问题小说有感伤的情怀，乡土小说诉说着乡愁，自叙传讲着零余者的故事，连诗、散文、戏剧都不免于感伤的情绪。

个性化的追求

五四是中国文学史上“个人”表现得最突出的时期。创造社的追求就是“表现自我”。鲁迅的小说有着忧愤深广的内心情理，《野草》是一种极为个性化的主观情怀。这一时期散文小品成就最显著，正因为它适合表现作家们各异的个性。

创作方法多样化

在鲁迅的开放的现实主义影响下，现实主义逐步发展成主流；但相当多作家向往浪漫主义，要求在作品中抒发强烈的主观情绪，不止反映在创造社“身边小说”一类作家、作品上，在多数作家与各种文体上都有所表现；现代主义方法也有所表现，鲁迅、李金发不同特征的象征主义，创造社的潜意识揭示；新月派的诗的形式的探索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一种创作方法多元化的局面。

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是一次自觉发动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中国一直存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各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学校、机关都对纪念活动非常重视。

但是近些年来社会上也对于五四运动进行了种种反思。例如南怀瑾先生就批评五四运动“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它的斗争对象直指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表现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前所未有的。它充分发动了群众，工、商、学联合起来，农民也有部分参加了，实际上揭开了全民族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军阀统治的黑暗，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觉悟；促进了全国人民对改造中国的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也促进了新思潮的蓬勃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第三，五四运动既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又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此，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民众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发动等，这些不仅使五四运动本身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涵，还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阶级上、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

相关报道

1919年5月22日《申报》7版《京学界重行罢课》报道说：北京中等以上之学生酝酿罢课已久，昨日起专门以上各学校已一律实行罢课，在西郊之清华学校及外人所办之汇文大学亦一致行动。据调查所得，罢课者共有十八校，学生共三万六千人，此次举动极为迅速，故不免出人意外.…..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07月03日《申报》7版《我专使未签和约之京讯》报导说：中美通信社接巴黎无线电云，欧洲和约各国于昨日签字，惟中国拒绝签字。

北京法国某机关接到里昂三十日发无线电云，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德代表到会签字……突有某国代表拒绝签字，会场秩序稍乱，各国代表大为震动，日本代表尤有惊异之色云云，观此似拒绝签字者即系我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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