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许多古塔已经禁止人们攀援，而开封古塔却听便。不必过于担心有无数的人在塔中拥挤，爬塔是一种体力和意志的考验。塔阶很窄、很陡、也很暗，不拼力爬到每层的窗洞口你不可能停下，到了窗洞口又立即产生更上一层观看的渴念。爬塔心理可以构成一种强烈的悬念线，塔顶塔尖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召唤。要么不进塔。进了它，爬了它，很少有人半途而返。让体力心力不济的人们静静仰望吧，塔身中天天地进行着青春和生命的接力赛。千年前建塔的祖先们，不经意地留下了物理上和心理上的两个制高点，来俯矙一代代的子孙是否有点出息、有点能耐。当我爬到最后一层，我真想气喘吁吁地叫一声：“我报到，我的祖先！”

是的，只有远远高于现实的构建，总有能力召唤后代。

二、南京

六朝金粉足能使它名垂千古，何况它还有明、清两代的政治大潮，还有近代和现代的殷殷血火。

许多事，本来属于全国，但一到南京，便变得特别奇崛，让人久久不能释怀。历代妓女多得很，哪像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艳”，那样具有文化素养和政治见识，使整整一段政治文化史都染上了艳丽色彩？历代农民起义多得很，哪像葬身紫金山的朱元璋和把南京定都为天京的洪秀全，那样叱咤风云，闹成如此气象？历代古都多得很，哪像南京，直到现代还一会儿被外寇血洗全城，一会儿在炮火中作历史性永诀，一次次搞得地覆天翻？

中华民族就其主干而言，挺身站起于黄河流域。北方是封建王朝的根基所在，一到南京，受到楚风夷习的侵染，情景自然就变得怪异起来。南京当然也要领受黄河文明，但它又偏偏紧贴长江，这条大河与黄河有不同的性格。南京的怪异，应归因于两条大河的强力冲撞，应归因于一个庞大民族的异质聚汇。

这种冲撞和聚汇，激浪喧天，声势夺人。因此，南京城的气魄，无与伦比，深深铭刻着南北交战的宏大的悲剧性体验。玄武湖边上的古城墙藤葛拂拂，明故宫的遗址仍可寻访，鸡鸣寺的锺声依稀能闻，明孝陵的石人石马巍然端立，秦淮河的流水未曾枯竭，夫子庙的店铺重又繁密，栖霞山的秋叶年年飘落，紫金山的架势千载不移，去中山陵、灵谷寺的林荫道，永远是那样令人心醉。

别的故都，把历史浓缩到宫殿；而南京，把历史溶解于自然。在南京，不存在纯粹学术性的参观，也不存在可以舍弃历史的游玩。北京是过于铺张的聚集，杭州是过于拥挤的沉淀，南京既不铺张也不拥挤，大大方方地畅开一派山水，让人去读解中国历史的大课题。我多次对南京的朋友说，一个对山水和历史同样寄情的中国文人，恰当的归宿地之一是南京。除了夏天太热，语言不太好听之外，我从不掩饰对南京的喜爱。

心中珍藏的千古名诗中，有不少与南京有关，其中尤以刘禹锡的《石头城》为最：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1000多年前的诗人已把怀古的幽思开拓到如此气派，再加上1000年，南京城实在是气可吞天。

三、成都

对整个中国版图来说，群山密布的西南躲藏着一个成都，真是一种大安慰。

我初次入川，是沿宝成铁路进去的。已经看了那么久的黄土高原，连眼神都已萎黄。山间偶尔看见一条便道，一间石屋，便会使精神陡然一震，但它们很快就消失了，永远是寸草不生的连峰，随着轰隆隆的车轮声缓缓后退，没完没了。也有险峻的山势，但落在一片灰黄的单色调中，怎么也显现不出来。造物主一定是打了一次长长的瞌睡，把调色板上的全部灰黄都倾倒在这里了。

开始有了隧洞，一个接一个，过洞时车轮的响声震耳欲聋，也不去管它，反正已张望了多少次，总也没有绿色的希望。但是，隧洞为什么这样多呢，刚刚冲出一个又立即窜进一个，数也数不清。终于感到，有这么隆重的前奏，总会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果然，不知是窜出了哪一个隧洞，全车厢一片欢呼：窗外，一派美景从天而降。满山绿草，清瀑飞溅，黄花灼眼，连山石都湿渌渌地布满青苔。车窗外成排的桔子树，碧绿衬着金黄，硕大的桔子，好像伸手便可摘得。土地黑油油的，房舍密集，人畜皆旺。造物主醒了，揉眼抱愧自己的失责，似要狠命地在这儿补上。

从此，我们一刻也不愿离开车窗，直至成都的来到。

有了一个成都作目的地，古代的旅行者可以安心地饱尝入川的千里之苦了。蜀道虽难，有成都在，再难也是风雅，连瘦弱文人也经受得了。

中华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它远离东南，远离大海，很少耗散什么，只知紧紧汇聚，过着浓浓的日子，富足而安逸。那么多山岭卫护着它，它虽然也发生过各种冲撞，却没有卷入过铺盖九州岛的大灾荒，没有充当过赤地千里的大战场。只因它十分安全，就保留着世代不衰的幽默；只因它较少刺激，就永远有着麻辣的癖好；只因它有飞越崇山的渴望，就养育了一大批纔思横溢的文学家。

成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丰盈偏仓。这里的话题甚多，因此有那么多茶馆，健谈的成都人为自己准备了品类繁多的小食，把它们与历史一起细细咀嚼品尝。

成都的名胜古迹，有很大一部分是外来游子的遗迹。成都人挺大方，把它们仔细保存，恭敬瞻仰。比之于重庆，成都的沈淀力强得多。正是这种沈淀力，又构建了它的稳健。重庆略嫌浮嚣。

重庆也有明显的长处，它的朝天门码头，虎虎地朝向长江，遥指大海，通体活气便在这种指向中回荡。沈静的成都是缺少这种指向的，古代的成都人在望江楼边洒泪揖别，解缆挥桨，不知要经过多少曲折，纔能抵达无边的宽广。

成都的千古难题至今犹在：如何从深厚走向宽广？

四、兰州

常听人说，到西北最难适应的是食物。但我对兰州印象最深的却是两宗美食：牛肉面与白兰瓜。

因此，这座黄河上游边的狭长古城，留给我两种风韵：浓厚与清甜。

兰州牛肉面取料十分讲究，一定要是上好黄牛腿肉，精工烹煮，然后切成细丁，拌上香葱、干椒和花椒；面条粗细随客，地道的做法要一碗碗分开煮，然后浇上适量牛肉汤汁，盖上刚刚炒好的主料。满满一大碗，端上来面条清齐、油光闪闪、浓香扑鼻。一上口味重不腻，爽滑麻烫。另递鲜汤一小碗，如若还需牛肉，则另盘切送，片片干挺而柔酥，佐蒜泥辣酱。在兰州吃牛肉面，一般人都会超过平时的食量。

我兰州的朋友范克峻先生是一位历尽磨难之人，经常带我到一家铺子吃牛肉面。掌勺的马师傅年事已高，见范先生来便亲自料理一切，不容有半点差池。范先生轻声告诉我，这位马师傅实在是一位侠义之士，别看他每天只是切肉煮面，你完全可以把一切信托于他。30多年前，一位每天到这儿吃面的演员突然遭冤被捕，关在监狱里，判刑不轻。妻子亲朋都离他而去，过年过节时也没人来探望。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这位马师傅出现在铁窗之前，手提一包干切牛肉，无言捧上。如此者每年不断，一直延续整整20年之久。20年后，演员的冤案昭雪平反，他又重登舞台，名震全城。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来邀请和感谢，马师傅全不接受，只在他每天早晨来吃牛肉面时，投以轻轻一笑。

正说着，马师傅的牛肉面已经煮好端来，只一口，我就品出兰州的厚味来了。

在风味上，白兰瓜与牛肉面正恰构成强烈对比。这种瓜吃时须剖成长条，入口即满嘴清凉，味不浓，纔嚼几下就消融在咽喉之间，立时觉得通体润爽。据说白兰瓜是外来品种，兰州接纳了它，很快让它名扬中华。兰州虽然地处僻远的西北，却是闻名的瓜果之乡。只要是好瓜好果大多都能在兰州存活，而且加添上一份香甜。火车经过兰州站，车厢里会变戏法一样立即贮满了各种瓜果，性急的旅客立即取刀削食，满车都是甜津津的清香。

瓜果的清香也在兰州民风中回荡。与想象中的西北神貌略有差异，这儿的风气颇为疏朗和开放。衣着入时，店货新潮，街道大方，书画劲丽，歌舞鼎盛，观众看戏的兴趣也洒脱的正常。京剧、越剧、秦腔都看，即便是演一个外国话剧，票房价值仍然很高。去敦煌必须经兰州，因此在兰州的外国旅游者很多。兰州的一大缺憾，是机场离市区实在太远，极为不便；但兰州机场女播音员的英语水平，在我听来，在全国机场之上，这又给国际友人带来了一种舒坦。

这便是兰州，对立的风味和谐着，给西北高原带来平抚，给长途旅人带来慰藉。中华民族能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挖出一口生命之泉喷涌的深井，可见体力毕竟还算旺盛的。有一个兰州在那里驻节，我们在穿越千年无奈的高原时也会浮起一丝自豪。

五、广州

终究还得说说广州。

前年除夕，我因购不到机票，被滞留在广州、许多朋友可怜我，纷纷来邀请到他们家过年。我也就趁机，轮着到各家走了走。

走进每家的客厅，全是大株鲜花。各种色彩都有，名目繁多，记不胜记。我最喜欢的是一株株栽在大盆里的金桔树，深绿的叶，金黄的果，全都亮闪闪的。一位女作家顺手摘下两枚，一枚递给我，一枚丢进嘴里。她丈夫笑着说：“不到新年，准被她吃光！”而新年就在明天。

那天下午，几位朋友又来约我，说晚上去看花市，除夕花市特别热闹；下午就到郊区去看花圃。到花圃去的路上，一辆一辆全是装花的车。广州人不喜爱断枝摘下的花，习惯于连根盆栽，一盆盆地运。许多花枝高大而茂密，把卡车驾驶室的顶都遮盖了，远远看去，只见一群群繁花在天际飞奔，神奇极了。这些繁花将奔入各家各户，人们在花丛中斟酒祝福。我觉得，比之于全国其它地方，广州人更有权利说一句：春节来了！

可惜，从花圃回来，我就拿到了机票，立即赶向机场，晚上的除夕花市终于没有看成。

在飞机上，满脑子还盘旋着广州的花。我想，内地的人们过春节，大多用红纸与鞭炮来装点，那里的春意和吉祥气，是人工铺设起来的。唯有广州，硬是让运花车运来一个季节，把实实在在的春天生命引进家门，因此庆祝得最为诚实、最为透彻。

据说，即便在最动荡的年月，广州的花市也未曾停歇。就像广州人喝早茶，天天去，悠悠然地，不管它潮涨潮退、云起云落。

以某种板正的观念看来，花市和早茶，只是生活的小点缀，社会大事多得很，哪能如此迷醉。种种凌厉的号令远行千里抵达广州，已是声威疏淡，再让它旋入花丛和茶香，更是难以寻见。“广州怎么回事？”有人在吆喝。广州人好像没有听见，嘟哝了一声很难听懂的广州话，转身唤了嗅花瓣，又端起了茶盏。

广州历来远离京城，面对大海。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与中国千年封建传统构成了逆反。千里驿马跑到这里已疲倦不堪，而远航南洋的海船正时时准备拔错出发。

当驿马实在搅得人烦不胜烦的时候，这儿兀兀然地站出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面对北方朗声发言。一时火起，还会打点行装，慷慨北上，把事情闹个青红皂白。北伐，北伐，广州始终是北伐的起点。

北上常常失败。那就回来，依然喝早茶、逛花市，优闲得像没事人一样，过着世俗气息颇重的情感生活。

这些年，广州好像又在向着北方发言了，以它的繁忙，以它的开放，以它的勇敢。不过这次发言与以前不同，它不必暂时舍弃早茶和花市了，浓浓冽冽地，让慷慨言词拌和着茶香和花香，直飘远方。

像我这样一个文人，走在广州街上有时也会感到寂寞。倒也不是没有朋友，在广州，我的学生和朋友多得很，但他们也有寂寞。我们都在寻找和期待着一种东西，对它的创造，步履不能像街市间的人群那样匆忙，它的功效，也不像早茶和花市，只满足日常性、季节性的消耗。

本文是展现余秋雨“挪移自己的置身位置”，使文章“走向大气”的一篇作品（见解晓《余秋雨，行者的闲谈》一文）。他走出了书斋，用一种实地考察言观色的科学精神，关注着城市的命运，通过对开封、南京、成都、兰州、广州王城市文化积淀的发掘与展示，从过去的岁月中寻找与发现现实，试图从历史的隧洞中摸索出点经验给当今的经济建设和文走向提供借鉴。

全文按对五座古城的写作自然而然分成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写开封。

作者首先指出开封历史年代的久远及它灿烂辉煌的过去，说它曾“脚踏一个宋代”，接着作者没有一般地写景抒情，而是用类比的手法将开封古城与意大利的庞贝古城作一番比较，凸现开封古城旺盛的生命力，“开封古都，用灾难的刷把，一次次刷新”。而为又是与我们民族的不屈不挠、顽强的创造力紧密相连的，因为“开封就像我们整个民族，一再地在灾难的大漠上重新站立”。然而历史的长河推进到现代，“层层淤泥堆积，把宋代繁密的脚印深深潜藏”，它“成了一个褪色的遗址”。因此作者在感叹古城旧时的风貌、辉煌的同时，更是要表达他对现实在的关注及对现代辉煌的呼唤。他借爬开封古塔，来说明城市命运，尤其是人类发展的进程，犹如登塔，“塔顶塔尖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召唤”，“塔身中天天地进行着青春和生命的接力赛”，启示我们只有“进塔”并不断攀登，登上古人不经意地留下的“物理上和心理上的两个制高点”，才能真正成为我们祖先有点出息、有点能耐的子孙，那么我们才有可能重塑古城现代的辉煌。

第二部分，写南京。

作者勾写南京着眼于它独特的地理区域形成的奇崛的城市风格和文化形态。南京的命运多姿多彩，它有繁华经济和染上了艳丽色彩的政治文化史，还有近代和现代的殷殷战火，这一切构筑出了南京城无与伦比的气魄。而这皆植根于黄河文明和长江（楚风夷习侵染的）文明的强烈冲撞，是“一个庞大民族的异质聚汇”。作者进而用比较的手法来突出南京的奇崛的城市风格和文化形态：别的故都，把历史浓缩到宫殿，而南京，把历史溶解于自然。因此，在南京，“不存在纯粹学术性的参观，也不存在可以舍弃历史的游玩”，它“大大方方地畅开一派山水，让人去读解中国历史的大课题”。这赋予南京永不衰落的动人魅力，所以作者毫不掩饰对南京的喜爱，甚至在结尾时说：“再加上1000年，南京城实在是气可吞天。”

第三部分，写成都。

作者感慨成都的深厚。他认为成都的深厚首先表现在它的茂郁苍翠的自然风物上。那是人们看了很久的黄土高原，“连眼神都已萎黄”，因此醒了拼命揉眼抱愧自己失责的造物主狠命地在这儿补上的。高土高原的单调、缺乏生机，更映衬出成都的勃勃尝入川的千里之苦了。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丰盈偏仓”。它虽然偏处一隅，躲藏于群山密布的西南，远离东南，远离大海，然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很少耗散什么，只知紧紧紧汇聚，用它强烈的沉淀力，汇聚了中华文明的所有一切。然而在与山城重庆的比较中，作者又揭示出成都发展的未来，那就是：如何从深厚走向宽大。

第四部分，写兰州。

作者借写兰州的两宗美食牛肉面和白瓜来抒写兰州独特的风韵：浓厚与清甜。这本是两种对立的风韵，却在这里和谐着，造就了兰州独特的文化风貌，它的浓厚铸造了侠义、诚信、忠肝义胆；它的清甜又衍生出恬淡、宽广、疏朗开放。作者用兰州朋友范克峻先生介绍的马师傅遭遇和兰州的民风点面结合地表现了这两种和谐交汇事例着的风韵下展示的文化风貌，作者感慨那是体力旺盛大的中华民族在遥远的地方挖出的一口生命之泉喷涌的深井。

第五部分，写广州。

作者笔触落在了花市与早茶上，借助议论“内地的人们过春节，大多用红纸与鞭炮来装点，那里的春意和吉祥气，是人工铺设起来的。唯有广州，硬是让运花车运来一个季节，把实实在在的春天生命引进家门，因此庆祝得最为诚实、最为透彻”。作者透露了以小见大的心曲。他用生活的小点缀，来展示广州天然与中国千年封建传统的逆反性。广州地处南方，生活于此的人们大多渴望政通人和和安谧婉约的人间秩序生活，而在潜意识中却又会因对龌龊阴暗肮脏的社会现实的不满而引发叛逆意识。由于对美好合理秩序怀抱憧憬与希望，使人易于看到社会的症结所在，对种种不合理之事有强烈义愤并进而有改造国民素质和社会风俗的种种抱负。他们爷天长啸灾难深重的国家为什么不能修复那千疮百孔的局面，为什么不能从贫穷、愚昧肮脏中挣脱，走到美好、富饶、文明之地？所以“当驿马实在搅得人烦不胜烦的时候，这儿兀兀然地站出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面对北方朗声发言。一时火起，还会打点行装，慷慨北上，把事情闹个青红皂白”。它的关注生活，切近生活原性的繁忙、开放、勇敢本性，喷发于社会大事时，会开放出绚人眼目的光彩，使人们瞩目，心憬神摇。而现在它要致力的，就是让它创造的步履不要那么匆忙，让它的功效，不要只满足日常性、季节性的消耗。

综观全文，手法别致复精致，颇堪琢磨。作者始终致力于营造一种亲切、轻松、愉悦的气氛。而他本人，还有我们，都参与了交谈；娓娓道来，宛如三五如友，于雪夜围炉品敬，兴会所至，地北天南，说古道今，让不同秉赋、不同笑豸、不同才情、不同衣裳着的五座名城，变作彼此共有的五位知已，听任大家对它们的品评，其中也不无善意的揶揄。议论中，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各种文化形态、文化剖面。这些有关文化积淀的发掘与展示，又并非余秋雨刻意为之，实在是作为中国地方文化的结晶核，自动释放出来的热。篇幅小，能量大，是中国城市命运发展走向的说明书。

余秋雨，男，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历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戏剧理论史稿》，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戏剧审美心理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因《行者无疆》获得2002年度台湾白金作家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