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月，法国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前往巴黎大学楠泰尔学院为游泳池落成剪彩。由于不满大学对于男生访问女生宿舍的严格限制，一些学生围住部长，德裔无政府主义者、人称“红毛丹尼”的丹尼·科恩-邦迪质问“为何从不谈论学生性方面问题”，部长轻率答复“你可以跳到水中来败败火”，科恩-邦迪立即回应“这是法西斯官员对于学生所作的答复”，被激怒的学生们应声高呼“打倒性别隔离区”，不知所措的部长匆匆离去，学生们的反抗开始了：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政府，和众望所归的领袖——红毛丹尼。

3月21日，一支左翼突击队占领了巴黎美国捷运公司大楼，以抗议越战的持续，警方拘捕了6人，其中一人为楠泰尔学院学生，次日，科恩-邦迪率领学生占领楠泰尔学院行政楼以示抗议，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生占领教育行政机关。一时间形形色色的学生组织纷纷云集楠泰尔学院，并成立了以“红毛丹尼”为首的“322运动”组织。

骚动起来的不仅仅是学生，2月，文化部长马尔罗解除了德高望重的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亨利·朗格卢瓦的职务，愤怒的电影界人士成立了“捍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要求马尔罗辞职。4月21日，马尔罗恢复朗格卢瓦职务，却以中断资料馆政府资助作为报复，这一行径遭到了电影界和知识界的强烈反抗，也促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红五月”里坚定站在了学生的一边。

5月2日，校方关闭楠泰尔学院，并责令科恩-邦迪等8名学生骨干到巴黎大学总部纪律委员会接受训斥，次日，巴黎大学学生到索邦大学总部门前集会抗议，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和校长让·罗什担心引起连锁反应，出面邀请大批警察入住索邦校区。这是巴黎大学700年历史上第二次被关闭，上次是因为纳粹占领，且根据法国传统，警察不得进入校园，这些行动不但更加激怒了学生，也使得大多数教授、学者站在了同情学生的立场上。当天下午，1600名警察包围校园，逮捕300多名学生；学生们高呼“还我同志”的口号进行抵抗，结果遭到催泪瓦斯和警棍的镇压，学生和围观青年随即在卢森堡广场垒起了象征革命的第一道街垒，战斗开始了。

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SUESUP）号召总罢课和罢教；8日，萨特等一批名人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人们开始挥舞旗帜，高唱《国际歌》，上街游行，学生和警方在圣日尔曼大街的激烈冲突导致422人被捕，超过900人受伤；9日，萨特等再联署“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们致敬”宣言，拉丁区爆发更大规模示威抗议，而警方则封锁塞纳河上桥梁，双方展开激烈冲突，导致数百人的受伤、被捕，冲突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电影界的积极介入使得“五月风暴”的消息迅速传遍法国，里昂、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地学生纷起响应，拉丁区更成了街垒的世界，这一夜被称为“街垒之夜”。

11日晚，出访归来的总理蓬皮杜宣布警方撤出索邦校区，13日，总工会（CGF）、法国民主劳工同盟（CFDT）和巴黎学生组织80万人横穿巴黎的游行，社会党、共产党的著名政治家及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罗歇等行列中；示威者随即进驻索邦，并在此后一周内相继占领了拉丁区大多数公共建筑。

戴高乐总统对五月风暴最初的反应是不屑一顾的，并坚持于14日出访罗马尼亚。次日，法国国家剧院、法国作家协会等单位均被示威者控制，戛纳电影节也为声援学生草草中止。一些学生组织开始奔赴工厂和全国串连，号召“工人阶级从瘦弱的学生手中接过领导权”，罢工浪潮开始席卷法国。18日，法国公交系统罢工，巴黎彻底瘫痪。

21日，政府下令将科恩-邦迪等驱逐出境，次日，爆发了反驱逐的大游行。24日，回国后一直保持缄默的戴高乐发表讲话，同意进行大学，经济与社会改革，建议公民投票，示威者以“再见，戴高乐”的呼声回应，总统的支持者向示威者发起攻击，并导致两人死亡；25日，政府和工会开始谈判，并于27日达成一系列协议，却遭到大多数工人的拒绝，示威者开始酝酿组织一个包含所有左翼力量的、类似1936年人民阵线的“人民政府”。从5月27日开始至6月30日，法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学生与工人持续示威抗议，并且反对5月27日在蓬皮杜政府的主导之下，资方与工会代表所签署的劳资协议。戴高乐总统甚至认为情况已经失控。左派政党与政治人物则宣称可以负起政治责任，组织临时政府控制局势。

29日，五月风暴达到最高峰，这一天仅有5000万人口的法国全国有1000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就在同一天戴高乐突然失踪，甚至有传言他已自杀。

就在这一天，戴高乐秘密飞赴德国，前往德国的法军驻守地巴登-巴登（Baden-Baden），会见了法国驻军司令马索，并取得军方效忠；胸有成竹的总统当即飞回，并于30日16点30分发表讲话，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并且呼吁法国人民发挥公民的精神，支持民选的政府。在戴高乐总统呼吁完之后二个小时之内，五十万公民随即走上街头，在香榭丽舍大道示威支持戴高乐总统否定密特朗的政治野心。戴高乐总统的坚定宣示成为法国政治危机结束的开始。在随后的六月里，示威与工厂占领逐渐减少与撤出，各政党也忙着准备国会解散后之选举。

示威者试图抵制大选，并愤怒高呼“青年人已在街垒上投出了他们的一票”，但政府方面已夺取了主动权，6月1日，示威和集会被禁止，大批罢工工人被解雇，两名工人在此后的冲突中死亡。10日，大选投票开始，就这次选举一些学者嘲讽道，如果政府不喜欢人民，为何不解散人民，再选另一群人民呢？一些运动组织者仍在做最后努力，但已无济于事，参与者和支持者都已精疲力竭。16日，示威组织宣布解散，并撤出索邦等公共设施。这一天整个巴黎被装点成标语、口号、传单、红旗的海洋，人们用欢呼、呐喊和歌唱，给“五月风暴”的失败，画上了“精神胜利”的喜剧性句号。30日，选举揭晓，戴高乐右派赢得人民46%的支持，并且在国会获得72%的席位。第五共和国的危机因此完全解除，戴高乐任命新总理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积极进行学生与社会所要求的各项改革。

口号

这次法国的文化革命造成了1000多万法国人被卷入，1500万工作日丧失，直接导致几十万法郎的物质损失，一名总理和一名教育部长的下台，5人死亡，而它在法国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深远影响，则远非物质与金钱所能衡量的。

1968年五月危机虽然在戴高乐总统的领导之下得以顺利化解，甚至还稳定了法国右派政府之政权，但是人民的支持并没有转化成对戴高乐总统的支持。1969年4月28日，法国人民通过公投否决了戴高乐总统的政治改革计划，戴高乐总统因此决定辞职以示负责，十八个月之后，戴高乐总统于1970年11月9日病逝，法国随即进入另一个时代。

法国作家埃尔维·阿蒙在其《那一代人》书中把“红五月”比作一场小型歌剧，种种主义者挥舞着他们的旗帜，上台就是为了谢幕，但那些旗帜在街道上挥舞，在街墙上停留，在记忆里留下了颜色。

虽然中国“文革”和红卫兵对五月风暴的影响更多是精神而非实际上的，但在运动的早期和关键时刻，一些毛派组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UJCML）是运动中最具“正统毛派”色彩的组织，他们和在中国的“洋红卫兵”有一定联系，并定期向中国使馆索取最新的宣传材料，以获得“来自中国的革命经验”，早在运动之初他们就提出，学生要走上街头，打出旗帜，而一旦工会宣布支持学生，工人开始罢工，学生们就应依照“中国战友”们的榜样，进行大串连，深入工厂，扩大运动的规模和声势。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的，还有“马列主义联盟”、“马列主义小组”等几个组织，这些组织的人数都不多，但影响力不容忽视，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号召，起初茫无方向的学生们几乎立即学会了“如何革命”：按照中国同志的方法去做，虽然那不过是这些法国毛派分子们想象中的“中国方法”而已。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五月风暴中的巴黎街头，不但可以看到法国传统的街垒、红旗和鹅卵石，更可以看到具有典型“中国文革特色”的大字报、大串连、飞行集会，在他们的影响下，游行的行列里出现了穿着打扮和红卫兵别无二致的法国青年，他们不但喊出了“与工农结合”的口号，而且真的试图这样去做了——尽管这样做的并不只是他们，在运动的高潮甚至主要不是他们，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了。

比毛派组织更活跃、更有号召力的是托派。早在运动伊始，托派“第四国际”领导人曼德尔就敏锐地意识到一场风暴的即将到来，并连夜从布鲁塞尔驱车赶往巴黎，赶在街垒之夜前夕召开了托派学生组织会议，并旋即扩大为全体学生的大会，曼德尔在会上所作《从反对资本主义大学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说，被公认为将五月风暴的重心由校内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冲锋号。会后，曼德尔冲上街垒第一线，直面警察的警棍和催泪瓦斯。为阻挡警方的进攻，他指挥学生们点燃汽车作为路障。望着街上熊熊的火光，他不禁豪情万丈地高呼“多美啊，这就是革命”，全然不顾自己的汽车就在这些被点燃的车中。

无政府主义者同样是此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红毛邦迪”本人就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虽被法国政府驱逐，却又设法潜回巴黎，意大利诗人夸鲁奇更是在街垒中完成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部纪实诗篇，被誉为“五月风暴的最佳报道”。

除了少数无政府主义者，这些组织的成员都以“纯粹革命者”自居，推崇军事化的管理、严格的道德规范、清教徒般的生活，但五月风暴给当时和后来人的印象却是完全相反的：奔放、自由、松散、无拘无束甚至纵欲，原因再简单不过，因为他们只是运动的参与者，而绝非运动的操纵者和多数，整个运动的发生和发展，都是无数有着不同倾向、不同主张的青年人自发参加、自觉推动的结果，他们的口号从反对主流社会、反对种族歧视到反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反对美国对华政策；从争取男女同班到以“最广泛的民主”取代资产阶级代议制；从女权主义到环保主义；从思想自由到性开放，不一而足，即使同是革命者，他们的偶像也各不相同，切·格瓦拉、胡志明、毛泽东、鲁迅、列宁、托洛茨基……这些来自不同国度和时代，有些观点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的革命领袖的巨幅画像，被他们的支持者高举者，肩并肩地走在一起。骑在同伴肩上、高扬越南南方共和旗帜的23岁女子卡罗琳，更是被推崇为“红五月姑娘”，她的这一造型也成为“红五月”永恒的象征。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结构的逆反，和对物欲横流当代社会的反思。

绝大多数知名学者、教授站在了学生一边，如利奥塔、福柯、雅克·拉康、勒佛菲尔、布朗肖、西蒙·波娃以及西班牙社会学家卡斯特尔等，米歇尔·比托尔为首的一群作家以占领作协办公室表示了对学生的响应，年逾七旬的著名诗人阿拉贡甚至在“红毛邦迪”陪同下前往孔特广场当众演讲。素以“介入政治”的态度闻名的哲学家萨特更是积极参与，不但多次发起倡议、参加访谈，更以平等的姿态热情鼓励、赞扬学生，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一个“与父辈不一样的将来”，他不但呼吁知识分子支持学生，甚至坦诚地自我反省，声称“尽管我也反抗了一辈子，最后仍难免受到这个社会的某种牵制”，尽管他坦称自己并未完全弄懂学生们的诉求，但仍毫无保留地支持、参与这次运动。“萨特直接并且持久地参与了反等级制度的毛主团体中最大的和影响力最久的活动”，在法国毛派分子转入地下进行活动之后，而萨特仍然在领导和参加毛派团体的活动，担任并且指导报刊杂志《人民之友》和《宇宙》。

当然并非每个学者都如此，哲学泰斗阿隆、楠泰尔学院教授莱维纳斯、结构主义哲学家罗兰·巴特等就站在了学生的对立面。莱维纳斯每天夹着皮包按时走进空无一人的教室，又按时下课离开，阿隆更是和昔日同窗好友萨特反目成仇，唇枪舌剑。比较特殊的是哲学家德里达，他积极参加了最初的集会，但很快选择了游离和躲避。

对于学者的不同立场，学生们作出了情绪鲜明的反应。萨特受到了热烈追捧，他演讲时，能容纳3000人的会场挤进了7000学生，“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成了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为了抗议阿隆的亲美立场，学生们甚至拒绝他在巴黎高师作学术报告。对于曾去过中国，并向学生们宣扬“中国革命优点”的罗兰·巴特，他们则辛辣地嘲讽“结构主义没上街。”

由于朗格鲁瓦事件，电影界积极响应了学生们的运动，特吕弗、戈达尔、路易·马勒、罗曼-波兰斯基等四名戛纳电影节评委喊出“要电影更要革命”的口号，迫使电影节中止；《电影手册》杂志主编杜比亚纳和“真理电影”学派的电影人们也公开声援学生。在索邦，电影人、影评人、观众、影院职工等聚集一堂，平等探讨法国电影的种种问题并汇集成册，被后人称之为“法国电影史上的三级会议”，更多电影人直接投身运动，他们所拍摄的“红五月”胶片据说长达几公里，而正如贝特鲁齐电影《梦想者》中描述的，让-皮埃尔-雷奥手中的传单如烽火般燎动了索邦，最终与学生运动联合演变成“五月风暴”。

被五月风暴触及的还有艺术家们，著名的“情景主义国际”出于他们批判现实和反资本主义的立场，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中，并充分发挥他们的艺术才能和想象力，创造出许多生动形象的、被称为“涂鸦”的街头宣传画。该组织代表人物居伊·德波和范内格姆还创制了整个“红五月”中绝大多数最著名的标语口号，如“让想像力夺权”、“拒绝用一个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等等，他们甚至主张直接建立民主和自治的工人委员会取代现有的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艺术家们的头脑，甚至走到了“革命学生”的前面，这也充分体现了五月风暴“文化革命”的文化底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府是“红五月”的胜利者，但由于他们坚持“不能把卢梭投进监狱”的做法，整个法国知识界的左倾传统仍然保持着，虽然此左倾已非彼左倾了；相反，站在政府一边的少数学者却几乎无一例外受到排挤，道理很简单：在68年以后的十几年里，当年“红五月”的骨干，逐渐成长为法国乃至欧洲各大学、各学术机构的中坚。

与“红五月”关系最密切的法国电影界在“红五月”之后一度掀起了政治狂潮，一些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小组，如“鲁迅·意识形态行动小组”、“麦德维金小组”和“无产阶级革命电影家小组”等纷纷成立，他们推崇古巴革命或毛泽东思想，反对“修正主义”，但这股风尚在73、74年便很快遏止了，正如杜比亚纳所言，作为革命青年，他们对中国的一切充满热情；但作为电影人，他们对中国“文革”电影和样板戏的艺术性大感失望。一度非常政治化的《电影手册》迅速重返艺术领域，而形形色色的小组也迅速消失。但法国电影却从“五月风暴”后彻底改变了面貌，艺术家们似乎从革命中找到了艺术与生活、个性与商业化、思想性与可看性和谐统一的真谛，法国电影也继续扮演着与好莱坞文化分庭抗礼的重要角色。同时，表现、反思“红五月”的电影也在几十年间不断涌现，从70年代初的《妈妈和妓女》《内心的创伤》，直到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法兰西之歌》《梦想者》和《戏梦巴黎》。

五月风暴里的宣传画、涂鸦和口号令行为艺术名声大噪，并在短时间内席卷全球。然而对这一切贡献最大的情景主义国际却在“红五月”后不久解散，按照德波自己的话说，他们意识到自己理论上虽然正确，但实践手法却远不成熟，所以组织应该结束了，因为“情景主义者无处不在，他们的目标无处不在”。他们所创作的那些极富感染力的宣传画，如今正被无数仿冒者复制、模仿，投入到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市场，去赚取原创者们所坚决反对的“商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