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如此，谢肇淛早在万历年间就已提出了制服夷狄的策略，就是“以夷攻夷”离间他们，防止他们联合。他分析，“建酋”之所以暂时未暇“窥辽左”，是由于有西夏、蒙古为其腹背之患，尚有内顾之忧。因此，就要利用西夏、蒙古与女真族的矛盾，想办法让他们互相猜忌。谢肇淛认为，这是边城守将制服强悍善战的“夷族”最好的策略，即“以智谋胜人”。他强调一定要让西夏、蒙古、西夏们保持均势，并且要严防他们联合。这样，他们就各自保境无暇，没有心思来侵略中国了。否则，他们一旦联合，或者有其中一个强大后并吞其余，中国就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中，离虎狼之口不远了。

要说，仅此条条有理地论述制服女真之策，就已够清统治者咬牙切齿了，何况谢肇淛还有更大胆的关于人性、人欲的言论呢，更是触了外严内淫的统治者的霉头，真是非禁不可，请看：他在卷八《人部》中说，古人对妇节是不重视的，不仅普遍百姓如此，连皇帝也不在乎：胡嬴是贵为公主的人，她起先嫁给了晋太子重耳的弟弟，被其抛弃后，又改嫁重耳，重耳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为有德有道的之君，却对自己夫人的这段历史并不忌讳；齐襄公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文姜出嫁后，襄公竟然把她接回与自己同居；卫国的宣姜与公子顽也并且结发夫妻却也出入相从。谢肇淛认为，一国之君尚且如此，足可见古人“父母只有一个，丈夫可以不只一个”是视为很正常的了，没什么不对。这显然与宋儒理学唱对台戏了。

谢肇淛之所以存在这种看法，是因为他正是从尊重人本性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人的本性的，对人的情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情欲是人人都有的，没必要谈之色变，应当象对待吃饭、睡觉那样顺其自然。他认为，有人虽然去限制别人，自己也是不能免的。他拿妒妇作比方。他说有些妇女管丈夫，不让其在外放纵情欲，表面上是让丈夫动心忍性，作个“正人君子”，其实是让丈夫不仅在思想上对其忠贞，身体上也要对其“专一”，就象人饲养六畜，白天去喂养它，夜里用栅栏保护它，实际上是为了充自己口腹之欲一样。（见卷八《人部》）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后，他说，既然情欲人人不能免，就应当对其持宽容态度，不应该把妇女的贞操问题看得那么重，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太残忍也太灭绝人性了。

谢肇淛发问，为什么烈女就一定要“早寡守志及临难捐躯”呢？男子们是不是个个都是龙逢比干呢？为什么对男子宽容对女子却那么严格呢？为什么古代皇帝都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今人却把妇女节操看得那么重呢？他认为，宋儒们标榜烈女，诋毁才女卓文君，是十分不应该的事。因此，谢肇淛评论，明朝不禁止妇女改嫁，有私情且严重的女人也仅用杖刑，是顺应人情的，是一种进步。谢肇淛不仅肯定人的情欲，也肯定了人们对享乐生活的追求。他说“金陵、秦淮一带，夹岸楼阁，中流箫鼓日夜不绝，盖其繁华佳丽，自六朝已然矣。杜牧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夫国之兴亡，岂关游人歌妓哉？”这仿佛空谷发音，震人发耳。

自古，所谓的正人君子们将女人视为“祸水”，认为强盛的周朝、唐朝都是因褒姒、杨玉环而或亡国或国势中落的。“姑褒姒，幽王燃烽火”“唐宗重色思倾国”，其罪不在君王，在于美色——倾国。谢肇淛毫不留情地撕下了这层历史的遮羞布，肯定享乐、肯定人情，他说：“六朝以盘乐亡，而东汉以节义亡，宋人以理学亡，亦卒归于亡耳。但使国家承平，管弦之声不绝，亦是妆点太平，良胜悲苦之音也。”虽然，谢肇淛的观点不尽完全，（如将东汉归于“节义亡”），使从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思想是与宋儒理学把美味都当做罪恶的“克己复礼”思想完全是对抗性质的。

清朝自从统一全国以来。就把儒家经典，程朱理学做为治国之策，加以愚民。上自朝廷的经筵讲章，下至学子们的诵读范本，无不是朱熹的《四书集注》之类，非议程朱，就是与朝廷对抗。因此，谢肇淛的尊重人性的思想无疑就成了清的肉中之芒，是必须剃除的。

统治者愚民的方式通常有二，一是箝制思想，压抑人性，二是使其迷信鬼、神，认为很多苦难是命中注定的，使百姓认为他们的统治是天命赋予的，心甘情愿的接受压迫。在此方面，谢肇淛又触犯了统治者的忌讳：谢肇淛在多年的生活、治学中培养出了对“天”的科学的认识：他认为天不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东西，是由“气”凝聚而成的，而“气”是客观世界最基本的元素，因此，天是一定物质的实体，它有生有灭，有着“消长盈虚”的变化，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

因此，他反对宋儒的“天理说”。宋儒认为“理即是天”，他认为恰恰相反，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他看来，“理”是客观世界的规律，是后于天而存在的，因此，言理即是天，就否认了“天”先于“理”存在的客观真理，是不正确的。“理者虚位，天者定体，天有毁坏，理无生灭”，不能将二者混淆。他举了个例子说，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耳朵是用来听声音的，如果没有眼睛，没有耳朵，又怎么能看，怎么能听呢？看和听也就都不存在了。所以，他评论说言天“不得专言理”。（见卷一《天部》一）

正因为他广学博识，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因此，他对天感应、轮回报应、阴阳禄命都采取否定态度。迷信的人通常认为，人若被雷电击中说明他做了坏事，遭了天的报应，他认为雷电击人，不过是雷电起伏不定，人不幸遇上罢了。他凭自己敏锐的观察和细致缜密的分析，推断“雷之蛰伏似有定所”，这种非常科学的结论并不是凭空而来——他曾细致地观察发现家门前的乌桕树每年初春都要被雷电击中，因此得出雷电击物击人是有规律的这一结论。因此他许，如果说老天有眼，雷电击人是有心的，那么枯树畜产也会被雷电击到，难道它们也做了什么错事，因而遭报应吗？”

因此谢肇淛大胆地批驳传统因果报应思想，他说，灾祥的降临都不是上天有意的，有人遇灾反而得福，有人遇福反而遭祸，也有同样遇到灾祸或者同样遇到好事，但两者结果却不相同，这其间并没有什么规律，如果有人硬要去牵强附会，找寻其中的缘故，就十分滑稽可笑了。

传统的天命论者都把上天的降灾看成是对人的示惩，也常说某某皇帝出世时有很多吉兆，因此是“真命天子”，宋代大儒二程也把地震说成是天的遣告（《二程遣书》）并因此而惴惴不安，谢肇淛的观点无疑是对正统观念的有力冲击。清朝大兴“文字狱”，借编撰《四库全书》的名义全国大肆搜敛图书，并将有问题的书或抽毁，或全毁，其目的就是愚民，箝制思想。谢肇淛《五杂组》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人性的肯定对天理的质疑无疑会启发读书人，向往科学，自然会遭到统制者的敌视。更何况他对时局的分析、对女真族对努尔哈赤的不敬之辞，遭到全毁，在所难免。

但是，统治者的淫威镇压不了民众的反抗，控制不了对真理对科学的向往，《五杂组》最早的版本——明万历末年新安如韦轩刻本被人们偷偷地保存起来，并流传至今。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书局重印了《五杂组》，使之得见世人。今人王利器曾编《历代笑话集》，认为“事部”卷四都是一些可资解颐的笑话集，从中收录了十六则。看来，《五杂组》的幽默赏鉴价值，我们也不能忽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