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2年他发表了约瑟夫·安德鲁传，以帕梅拉的弟弟约瑟夫为主人公。1743年他发表了三年前已经写好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这本书被认为是对沃尔波尔的讽刺，其主人公江奈生·魏尔德和沃尔波尔呈现平行发展的关系。其中带着一堆小偷，满心志向成为“大伟人”的魏尔德，被认为是影射沃尔波尔领导的辉格党。

1748年他奉派为伦敦威斯敏斯特区警察厅长，训练了最早的一批侦察犯罪活动的侦探警察，接触到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在小册子《为穷人采取有效措施的提议》（1753）里，表示了对穷人的同情。1754年，他由于痛风病加剧而退休，遵医嘱到葡萄牙的里斯本疗养，写了《里斯本航海日记》（1755），但到达不久后便去世。

1921年5月，林纾与陈家麟合译菲尔丁（译名斐鲁丁）的小说《从阳世到阴间的旅行》，并以《洞冥记》为书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菲尔丁被萧伯纳认为是除莎士比亚外英国从中世纪至19世纪之间最伟大的剧作家。

菲尔丁的戏剧作品主要属于笑剧、模仿嘲讽剧和讽刺剧。曾为剧院编写剧本，一度主持小剧场。先后写了《堂吉诃德在英国》、《历史纪事》等二十五部政治讽刺喜剧，均遭禁演。

沃尔特·司各特称菲尔丁为“英国小说之父”。

40年代后菲尔丁致力于写作长篇小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尖锐讽刺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其《约瑟夫·安德鲁斯传》，以幽默笔调揭露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代表作《汤姆·琼斯》，通过一个弃儿的身世，讽刺和抨击当时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庸俗、虚伪和道德败坏，菲尔丁还在各卷绪论中提出关于小说创作的意见，认为作家应该熟悉生活。菲尔丁奠定了至19世纪末一直支配着英国小说的全面反映当代社会的现实主义传统，其作品对欧洲小说的发展影响很大。

参考资料：

菲尔丁是杰出的戏剧家，但他对文学史贡献最大的是他的小说创作。1741年出现了戏拟理查生《帕米拉》的小说《沙米拉》，据说是菲尔丁的作品。嘲讽《帕米拉》而又确定是菲尔丁作品的是《约瑟夫·安德鲁传》（1742）。

这部小说抛弃了惯常的书信体，以作者的口吻直叙。帕米拉的兄弟约瑟夫在《帕米拉》中B先生的亲戚布比的家里当男仆，遭到布比夫人引诱。约瑟夫像姐姐一样有美德，但远不如姐姐幸运，因为拒诱而被布比夫人逐走。约瑟夫从伦敦去乡村找他的情人、女仆芳妮，路上遇见本村牧师亚当斯，两个同行，又与去寻约瑟夫的芳妮相遇。小说从卷一第十章以后不再戏拟，而是写三人在路上的经历，构成作品的主要部分。他们在路上遇到各色人物：客店老板、断路强盗、善良和邪恶的牧师、仁慈和自私的旅客、糊涂的治安法官、企图凌辱芳妮的乡绅以及地主、管家、隐士、穷人等等，对路上场景、画面的描写，反映了当时英国乡村社会情况。作者还塑造出生动的癖性人物——亚当斯牧师，他是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心地善良，爱打抱不平，但性情古怪，对人情世态缺少了解，相信好心会有好报，作者以这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来和社会恶习作对照。

《约瑟夫·安德鲁传》是菲尔丁出版的第一部小说，而他写作的第一本小说是《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1743）。魏尔德是18世纪声名狼藉的罪犯首领，有“伟人”的称号，最后被处以绞刑。18世纪早期便出现关于他的谣曲、虚构性对话、小传和小册子，其中就有笛福写的小传。反对派作家将魏尔德与首相华尔浦尔相比，认为他们都是强盗。菲尔丁也是以魏尔德的事迹为根据来讽刺华尔浦尔型的政客，但他的讽刺最尖刻、最有艺术性。

小说以魏尔德的传说为叙述框架。魏尔德从小便偷盗，成人后他组织盗贼集团，实行严格纪律，赃物大部分归他所得，对不服者便向政府告发。在狱中他还和另一强盗争夺控制和勒索其他犯人的权利。故事中心是政治讽刺。在讽刺性定义里，“伟大”是与善良相反的，事业的成功往往是与德行不相干的，“伟大”便是压迫、剥削、欺骗普通民众，因此“征服者、绝对君主、首相”与盗贼并无区别。菲尔丁攻击了谋私的政客们，狱中两派囚犯争夺“帽子”的一章，影射了两党间争夺的可笑和他们在掠夺本质上的一致。小说中塑造了正面形象珠宝商人哈特夫利夫妇，他们遭受到魏尔德的无情迫害，最终苦尽甘来。但他们形象刻画得并不成功，哈特夫利善良，富有感情，但了无生气，哈特夫利太太无从魏尔德手中的逃脱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全名《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49），是菲尔丁的代表作，也常被看作英国18世纪小说的最杰出巨著。故事首先叙述主人公在乡村的经历。富有、善良的乡绅奥尔华绥收养了弃婴汤姆·琼斯，与妹妹伯里琪的儿子布立非一起抚养。两个孩子逐渐长大成人，汤姆真诚、善良、侠义但轻率任性。布立非则虚伪、工于心计。汤姆得到了乡绅魏斯顿的女儿苏索亚的爱，但魏斯顿强迫女儿嫁给能继承大笔遗产的布立非，布立非也出于自私打算想娶苏索亚，他竭力中伤汤姆，终使得奥尔华绥一怒之下赶走汤姆。苏索亚闻讯也带侍女前往伦敦去投亲，以便找寻汤姆。

小说第二部分是汤姆和苏索亚在路上的活动。本想出海的汤姆迷路去了伦敦，他与苏索亚多次近在咫尺，但始终没有遇上。他在客店遇见一伙军人，因与人争吵受伤，遇见以前的塾师巴特里奇，二人同行。路上他们遇见隐士、乞丐、艺人、律师、吉卜赛人、劫盗、税官等人。这部分占了小说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小说中最有趣也是最有意义的部分，描写了社会各阶层人物，表露了对不幸者的同情。

主人公在伦敦的经历构成了小说的第三部分。寻找苏索亚的汤姆遇见苏索亚的表姐贝拉斯顿夫人，受到她的诱惑。贝拉斯顿夫人还唆使费拉摩爵士占有苏索亚，幸而魏斯顿及时赶到救了女儿。汤姆因自卫伤人入了狱。最终真相得以大白，汤姆实际上是伯里琪的私生子，布立非的同母异父兄弟。布立非的种种诡计被揭穿，被无罪释放的汤姆成为奥尔华绥先生的继承人，一对历尽苦难的情侣终成眷属。

菲尔丁塑造了出色的人物形象。汤姆不是个理想化的青年，他性情急躁、冲动鲁莽，特别不能遏制自己的情欲，经不起诱惑，与女性关系不够检点。但是他天性善良，光明磊落，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从不有意地损人利己。汤姆不是道德的化身，但他生机勃勃，体现了健康、自然的人性。正如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说：“读完理查逊后捧读菲尔丁的书，如从火炉烘烤的病房出来走入五月惠风和畅的露天草地上。”布立非与汤姆仿佛处于两极，他外表看来笃信上帝，遵守一切规定了的行为准则，不忘责任和道德，实际上内心诡诈，自私贪婪，虔诚和美德只是他谋取私利的面具。布立非与汤姆的对立是虚伪的清教道德和“自然道德”之间的对立。

菲尔丁谴责文明世界的伪善和庸俗，赞扬纯朴的人的善良，与启蒙时期“返回自然”的思想相似。他借山中隐士之口叙述城市文明条件下经历的不幸，但他不赞成隐士解决问题的办法，希冀通过人们的道德改善去达到社会和谐。

《汤姆·琼斯》因为它出色的结构备受称赞。小说篇幅宏大，有乡村、路上、伦敦三部分，描绘乡村、城市生活的全景、各色男女肖像，但线索清晰、故事连续、引人入胜。汤姆的身世之谜成为强烈的悬念，直到结尾才解开。结尾是出人意料的，但以前的伏笔又是令人信服的。小说的语言也清晰、灵活、机智。

《阿米莉亚》（1751）是菲尔丁的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是他最心爱的。作品出版后反应冷淡，菲尔丁就此不作小说。出身富家的阿米莉亚不顾母亲反对与穷军官布斯上尉结婚，他们仿佛便是婚后的汤姆和苏菲亚。布斯心地善良但意志薄弱，他嗜赌，因群殴而入狱。在狱中，他遇到旧相识马修小姐，两人相好。阿米莉亚一直对丈夫宽容，她忍受着生活的贫困，坚决抵御有权势人物的诱惑，坚守操行，终于换来幸福的报偿：布斯认识了自己过去的错误、他们得到了阿米莉亚母亲的遗产，全家生活和美。

这部小说比作者其它小说要沉郁，描写的是社会黑暗面，很少有前两部小说的滑稽幽默成分，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带有感伤主义因素。小说中批判了社会的不平等，特权人物为所欲为，美德被任意践踏，法律也帮助富人，穷人处处受压迫和凌辱。阿米莉亚悲愤地说：“老天哪！我们的大人物是些什么东西做成的啊？难道他们确实属于另一类型而跟别人不同吗？难道他们生来就没有心肝的吗？”这部小说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但在情节结构上却组织欠佳。小说有两个明显分开的部分，即布斯对早年生活的叙述及阿米莉亚的遭遇和不幸。故事的叙述冗长，长篇对话也相当乏味。但对主要人物的心理、感情的刻划、描写细致。

菲尔丁对小说理论也有很大的贡献，他首先确定了小说在文学形式中的地位。在《约瑟夫·安德鲁传》序言里，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为“散文滑稽史诗”，在《汤姆·琼斯》各章绪论中，他阐述了自己的小说理论。他认为小说最接近史诗，除了没有韵律，有史诗的一切特征：“故事、情节、人物、感想和文体。”他的小说具有滑稽可笑的特点，但也不同于喜剧，“它的情节所涉及的更宽，包罗的更大，内容包含着的事件范围更广，它所介绍的人物更是多种多样。”在人物塑造上，他强调“典型”。在情节方面，他强调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他特别注意小说的结构，认为要详略得当。故事引人入胜，要具有内部的统一性。他在小说中确立起全知全能的叙述形式，令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区别开来，使英国小说不再是简单的叙述而成为一种有意趣的文体。

从小说理论到实践，菲尔丁为英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七三六年历史纪事》（1737）

《大伟人乔纳森·菲尔德传》（1743）

《汤姆·琼斯》（1749）

《艾米莉亚》（1751）

《里斯本航海日记》（1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