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西方传记一般都写伟人、名人，在大多数情况又都是死人，作者与传主既无一面之缘，那么传主肖像的描绘也就只能依靠传下来的一些硬邦邦的历史资料或传主所写的H记之类，乃至传记作者道听途说来的轶闻了。如此写出的传记其真实性究竟如何；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接近传主的真实生活，特别是其精神生活，这些就都成了一个个的问号。更有甚者，在这些传记里，普通人生活中所存在的普遍人性掩而不彰，好像人类历史只是由为数不多的伟人、名人创造的。于是像恺撒、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丘吉尔、歌德、司汤达、巴尔扎克、玛丽莲·梦露、W·H·奥登这样的人物，就“顽强而贪心地攫取了传记的地盘”。

不满于这种传记写作的状况，德波顿试图从这块被攫取的传记地盘中划拨一部分给极普通的女子——伊萨贝尔。作者在反思传统传记写作的同时，也探讨着一种小说人物的新的写法，于是有了这部介乎于传记和小说之间的《亲吻与诉说》。

“我”

作为小说作者化身的叙述人“我”，由于能自由洒脱地出入于文史，故他对哲学、艺术，乃至对传统传记和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也不乏批评之高见；他对普遍人性的洞察力尤其能说服感染读者，使作为该书读者也能从中学会一些理解的艺术——学会理解别人的同时，也努力理解着自己。

伊萨贝尔

《亲吻与诉说》的故事叙述人“我”，以恋人的身份，得以从最亲近的距离，“窥探”伊萨贝尔这位平凡女子的日常生活，倾听其不经意中吐露的对过往情事的回忆以及她对生活各种面相的看法。她以她的诉说和日常行为举止，在心理、性、人际交往、个人嗜好等方面所透露出的信息，经“我”那自然流畅的叙述和细致入微的精神分析，在读者面前凸显出了一个很可触摸得到的鲜活的女子形象。

这部颇为怪异的小说其实正是身为传记哲学家及实践家的“我”以“同情”、移情的目光和智解力去打量揣测人性最深邃隐秘的部分。其结果实际上塑造了一个鲜活的女子形象。人性中本来既有伟大善良的一面，也有卑琐阴暗的一面。绝大多数传统的传记在给伟人、名人立传时，往往着意突显前者而忽略后者，这大概是因为传记作者无法亲近传主，对传主的生活一无所知，或者是因为流传下来的材料比较缺乏，作者的想象力不够等原因所致。于是传主的形象往往大都大于生活。《亲吻与诉说》中的伊萨贝尔则不是这样。她以她的诉说和日常行为举止，在心理、性、人际交往、个人嗜好等方面所透露出的信息，因“我”自然流畅的叙述和细致人微的性格分析，着实能在读者面前活画出一个可触摸得到的形象。

这个二十几岁的女子在伦敦一家文具公司工作，任生产助理。在谈及自己自9岁起的性经历时，竟然能“像官员宣布选举结果”一样庄严地宣布道：“哦，我很可能和17个人接过吻。至于上过床的，那就少多了，大概有9个或10个吧。”女主人公伊萨贝尔对自己性经历的坦诚回忆和叙述，是会令耳朵比较稚嫩的东方人感到惊讶的。她的诉说所直接面对的听众——“我”，可以说是她的新结识的情人，而她竟能如此坦陈，这种诉说和倾听的关系，恐怕也是听惯了东方爱情故事的人所不熟悉的。与普通煽情小说在描述情爱时的那种火上浇油的笔法不同，《亲吻与诉说》在写伊萨贝尔的性经历时，除女主人公那冷静的自我叙述外，还配有一张图表，上面开列着与其有过性接触的所有17个人的名字，标注着是否接过吻，上过床，以及发生类似关系时伊萨贝尔的年龄。其细节或者由伊萨贝尔在与“我”谈话时自己叙述，或者由“我”以转述人的身份来叙述，并加以精神分析，整合着她的“性史”。

在全书中，涉及伊萨贝尔情爱生活的部分写得机智、诙谐、幽默；有时故事叙述人那调侃的笔触略带格言警句味道。比如在说及爱情的盲目时，“我”评论道：“人们在感情生活中最容易误解别人，这是因为，爱上一个人时最容易相信他的聪明，也最不能够忘记他的邪恶行为。爱情状态是一种误解别人、写糟糕传记的专横标志。”再比如，在议论到人类本己的爱情需要时说：“我们被骗得只承认我们的部分愿望，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希望能有一张脸可供亲吻，而与此同时却把我们对户外运动或对早期现代史的热情忘得一干二净。这些愿望中也包括我们希望与他人分享的东西。但我们可以牺牲掉这些愿望，以搂抱取而代之，就像政府为了打仗而关闭芭蕾学校或游乐中心一样。”

《亲吻与诉说》中的伊萨贝尔对自己的性爱经历虽然这么坦诚布公，但她有她内心较为隐秘的部分，不愿意轻易告人。“人人都有不可告人的隐私，”叙述者“我”评论道，“因为大家都猜想，如果让别人知道了他们的某些事情，别人就不会爱他们了。”这就注定了人与人之间，特别是男人和女人之间，要隔着一道有形无形的屏障，使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变得更加困难。更有甚者，“一个心理学的基本见解使这一个问题复杂化了。无论我们对朋友或同事的了解是多么不够，我们注定最不了解的人还是我们自己。”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关于人类本性的断语，使人与人问的相互理解更加成了问题。人类曾发明过名目繁多的种种学问，笔迹学、手相学、签名学、精神分析学，等等，并一直试图借助这些五花八门的玩意儿，释梦、猜谜般地希望窥破人类性格中的隐秘部分。“我”也正是依仗着这些学问，结合着伊萨贝尔的自我回忆，去进一步接近她的深层心理，以求探测她的心路历程。叙述人“我”对伊萨贝尔的音乐趣味、饮食习惯及其对各种征婚广告的态度，也都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去加以揣测。那份据称普鲁斯特曾经回答过，而在时髦巴黎人沙龙中也颇为流行过的调查问卷，在伊萨贝尔答来似乎也很能说明其性格的方方面面，将她的回答视为其性格素描不能说不合适。

与《爱情笔记》和《爱上浪漫》有所不同，《亲吻与诉说》写的虽然也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德波顿处理的题材范围有了变化。他引入了对传统传记写作的议论和批评，并借此探索普通人性的非凡之处。

传统的西方传记通常写的都是伟人、名人，当然大多数又都是死人。而《亲吻与诉说》的传主——伊萨贝尔，则是个随时都可能闯入“我”的生活的“下一个女人”。她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是父亲克里斯托弗与母亲拉维尼娅苟合的产物。母亲原来爱的是克里斯托弗的朋友雅克，可雅克“对这位脸上长着雀斑的学语言的”剑桥大学女生并没多大兴趣。只是为了引起雅克的嫉妒，她才注意上了克里斯托弗，而克里斯托弗只是为证明自己“到了二十来岁仍旧性欲旺盛”，在离剑桥大学开车只需几分钟的一块牧场上和拉维尼娅云雨了一番。雅克知道后，木已成舟，“两亿五千万个精子已经在拉维尼娅的体内游完了第一圈；有好几百个接近了输卵管深处的一个卵子，其中一个侥幸破壁而入”。伊萨贝尔就这样来到了世上。

人生到这世上来大都是很偶然的，其后的人生没准多半也很荒诞。德波顿是个机智幽默的作家，但他不仅能将这机智幽默不经意地用来揭示人的生存之荒诞，更能将其用于讴歌普遍人性的伟大。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旦生到这世上来，就会有他的美好追求，包括爱情和幸福，与伟人的追求本质上不一定有什么两样。

这部以传记的形式、看去颇为怪异的小说，其实是身为传记哲学家及实践家的“我”以“同情”兼移情的目光和智解力，去打量揣测普通人性中潜藏着的最深邃隐秘的部分。

《亲吻与诉说》选用第一人称“我”作为作品中的具体人物，“我”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占据着文本的中心地位：我的行为举止构成小说的情节，我所见到的周围景物成为了小说的背景环境，我的思想情绪变化造成了小说的起伏波动，我的内心矛盾冲突演进为小说的高潮。作者选取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意味着他已经决定了叙述者与故事同质的身份。这样的视角下，小说叙述性减少了，小说的故事性趋于淡化，而小说人物“我”的某种细微的感触、跳跃的思绪、特殊的精神状态得到表现，主观色彩是浓烈的，感情力量也显得极为强烈。

无论是作为传记还是作为小说来读，《亲吻与诉说》一书都是很能引人入胜的。伊萨贝尔和“我”的对话，“我”的叙述及评论，大约各占一半。对话部分既像戏剧台词，又像精神分析医生与精神病人之问的对谈；叙述及评论部分也一点不枯燥。

这本书篇幅不长，但却像一部小百科全书，西方各种学问及其领域的大师名字俯拾即是，他们的学问中站得住脚站不住脚的地方，作者的代言人“我”都能挥洒自如地加以点评，并将其点化为种种生活的智慧，颇能使这些在无知的迷雾中探索人性的人们得到照亮，使读者对人类庸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卑俗、琐屑的一面多几份宽容。

《亲吻与诉说》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情节和故事，更没有不少西方经典小说所常有的戏剧冲突，有的只是两人间的叙谈，以及“我”对叙谈涉及伊萨贝尔性格和传记写作的议论。正是在这种叙谈中，在伊萨贝尔那普鲁斯特瞬间式回忆中，女主人公的自身形象才渐趋凸显出来；她的父母、妹妹和弟弟、以往的情人，也才以或丰满或简略的形象，一一站到读者的面前。而“我”则自始至终像个刺探隐秘者，为写成一部传记，以种种心理分析的方法揣度研究着“我”所能听见看见的女主人公言行的每一个细节，但所成就的到底还是一部颇为耐看的小说，尽管原书中有那么多的插图和照片，书后还有个索引。

和在《爱情笔记》以及《爱上浪漫》中一样，作者德波顿能自由洒脱地出入于文学、历史、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以叙述人“我”作为代言人，批评不少传统传记和传统小说中写人方法之不实，展示自己对人类性格的非凡洞察力。作者在反思传统传记写作的同时，也在探讨着小说人物的一种新的写法。

这是一本写作技艺高超，内容博大精深，引人入胜的书。”——《闲话报》

“妙趣横生，令人捧腹，深奥微妙……一本引人入胜的读物。”——《观察家》周刊

“特别吸引人……德波顿通过具有诱惑力的写作艺术探索了人类由于无法相互理解而产生的悲喜剧，旨在使我们对自己不那么陌生。”——《星期日泰晤士报》

“内容丰富，充满智慧。笔法细腻……对于那些对自己的特质缺乏自信的人来说，这本书是绝好的灵丹妙药。”——《星期日独立报》

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英国作家，生于1969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现住伦敦。著有小说《爱情笔记》（1993）、《爱上浪漫》（1994）、《亲吻与述说》（1995）及散文作品《拥抱逝水年华》（1997）、《哲学的慰藉》（2000）、《旅行的艺术》（2002）、《身份的焦虑》（2004）、《无聊的魅力》（2005）、《幸福的建筑》（2007）、《工作颂歌》（2009）、《机场里的小旅行》（2009）、《写给无神论者》（2012）。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几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