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人类以外的天下万物，都可以问：“它是什么?”因为万物不论是具有物质，具有生命，或具有意识，如矿物、植物或动物，都有明确的“本质”，可以让人清楚理解。唯独对于人，不能询问：“人是什么”因为人的意识达到反省阶段，展现自我意识，可以以自我为中心，从事自由的选择。人的选择构成了人的内涵，因此若由先天界定“人是什么”并无多大意义。如果询问：“人是什么?”就等于在隐然中假定人与万物无异，是某种具有固定不移的本质的东西。这样问，完全忽略了人的特性正在于人的自由，可以选择“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换言之，我们只能对人询问：“人能够成为什么?”

其次，人性在于“能够成为”的动态变化中，亦即在于自由选择的能力中，但是这种自由选择不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人的自由不是盲目任意、为所欲为的，而是以“良知”之“安不安”与“忍不忍”作为引线的。那么，什么是“良知”?良知不能离开人的行动来孤立地加以理解。你不行动则已，你一行动则良知随之表现或强或弱、或明或暗的反应。人的行动中，有部分与良知无关，如出自生物本能的需要之满足，饿了要吃，困了要睡；我们无法从这一类行动看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但是，除此之外的行动，则大多生于自由抉择，结果则或是符合良知或是背离良知。我们经常在判断别人，也在判断自己；我们常为某些人的行为觉得遗憾，也常为自己的行为觉得后悔。我们当然也有欢欣快乐的时候，但是真正的满足往往并非得之于外，而是得之于内的。

因此，“人能够成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省思已经告诉我们：人性是一种趋向，是开放的、动态的，是等待被实现的潜能。趋向什么呢?趋向于“善”。前面说过，人性的趋向受到良知指示，现在又说人性是趋向于善；那么，良知与善有何关系?它们若是同一，则无异于说人性本善，并且难脱循环互证之嫌。它们若有别异，又当如何理解?

首先，良知不宜以善恶规定，因为良知只是人所特有的高级本能，无所谓善恶，但是却在一直发生“安不安”与“忍不忍”，由此而对各种实存处境提出因应之要求。这种要求则与善有关，是为“善端”。但是什么是“善”？简单说来，“善”是两个主体之间适当关系之满全。若无“两个主体”（引申至多数主体），则无善可言，譬如漂流到荒岛上的鲁宾逊就无善可行亦无恶可避；若“适当关系”不明，搞不清楚两者之间是父子还是兄弟还是朋友，又岂能谈应该如何；若未能“满全”，则是一种缺乏与遗憾，由此滋生“恶”。如果对于“善端”旦旦而伐之，则恶行积累，习为自然，非谓人性有恶。良知可以被遮蔽、扭曲、模糊，但绝不会消失；只须给它机会，仍旧会发出呼声。但是终究有些人冥顽不灵，无动于衷，这时谓其“非人”可也，把他们排斥于人类之外，而保障了“人”的界说之普遍有效。

如此定义之“善”，已超出人性本善论的窠臼。换言之，善之动力与要求是来自内在良知的，但是善之内容与判断准则必须兼顾外在处境，如参考每一传统的既成规范，如礼乐制度。孔子强调学习，立于礼乐，正因为礼乐是成就善行的条件。无礼乐，则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无从定位，行善的内在动力亦无由实现。礼乐是外在的规范，亦是相对的，会随着时代而兴革损益，因此必须时时以内在的动力去贞定之。但是若无礼乐，则民无所措其手足，更谈不上实现人性了。

因此，人性向善论不仅掌握人与万物的差异，而且肯定教育学习与社会规范之意义，同时保存内在良知的特殊价值，以之界定人格的尊严与人生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