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8-29 23:00
《人民之友报》，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杰出的报纸之一，由马拉创刊于 1789 年 9 月 12 日。该报代表了中下阶层民众的利益，主张消灭封建制度，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马拉为此深受当局的迫害。1792 年 9 月，改名为《革命日报》。
法国大革命时期是法国报刊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1794年，热月党人推翻了罗伯斯庇尔的统治，建立了督政府。督政府一面不断封闭反对派报纸，一面创办和大额补贴拥护政府的报纸。至1799年，被停刊的报纸共97家，保留和新创办的报刊有73家。督政府重新建立了新闻检查制度，订立了出版物印花税。这些压制措施接连不断的动摇了原有出版制度。然而，雅各宾派有两份报纸幸存了下来，一个是《自由人报》，另一个则是《人民之友报》。
1783年弃医从政，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马拉即投入战斗。他创办的《人民之友》报（初称《巴黎政论家》），成为支持激进民主措施的喉舌。曾几度停刊，到1792年 9月21日出版近1000期。马拉以惊人的毅力同政治迫害、贫困与疾病作斗争，几乎独自承担撰稿、编辑、出版等全部工作，被誉为“人民之友”。他猛烈抨击当权的君主立宪派的温和政策，要求建立民主制度，消灭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反对富有者的统治，尊重穷苦人的地位。马拉是科德利埃俱乐部和雅各宾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中,他成为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之一，随后又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主张进行改革,实行累进所得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后,《人民之友》报改名为《法兰西共和国报》。他激烈反对吉伦特派的统治。1793年4月初,马拉以雅各宾总部主席的身份向全国发出组织控诉运动的通令，1794年被吉伦特派交付法庭审讯,后被宣判无罪。1793年6月雅各宾派取得政权之后,马拉强调要建立革命专政,用暴力确立自由。1793年 7月13日马拉在巴黎寓所被一名伪装革命家的吉伦特派支持者夏洛蒂·科黛刺杀。马拉之死震动了整个法国。 7月16日，巴黎人民为马拉举行了庄严的葬礼,国民公会决定给他以进“先贤祠”的荣誉（雅各宾派倒台后被迁出）。马拉撰写的大量政治、文学和科学著作，死后辑为《马拉文选》、《马拉通信集》等出版。
马拉1789年9月12日创办《巴黎记者报》，4天后改名为《人民之友报》，1792年9月22日又改称为《法兰西人民之友报》。这是一份8开的出版物，并用卢梭的名言“将生命献给真理”作为题词。由于《人民之友报》极力宣传革命，并以犀利的笔锋和刻薄的语言抨击时政，很快就成为巴黎最著名的报纸。但这也使马拉在1789—1792年间屡受当局的追究和迫害，致使人民之友的出版多次被迫中断。直到1792年9月，报纸才得以连续出版。到1793年7月13日马拉遇刺前后一共出版了900多期。
人民之友报从一开始就以一份激烈论战的报纸、革命派的一个宣传工具的身份登上大革命的政治舞台。马拉为它指定了三重功能：揭发反革命、教育人民以培养公民和革命者、推动人民进行革命。人民之友报的内容正好符合这三个功能。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主要喉舌，是法国大革命中最有影响的报纸。该报结合革命进程有力抨击封建势力的腐朽本质和反革命阴谋，及时揭露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叛变倾向，坚定的主张依靠人民，实行革命的专政，及时反映人民的呼声和要求，主张颁布限价法，严惩情节恶劣的奸商。这些主张后来在雅各宾专政下付诸实现。
马拉在《人民之友》中表达的政治思想可以概括为几个主要的观点：第一，建立人民之上的全权政府的必要性，是对激进的革命的最有效的支持。马拉是一个卢梭主义者，他深信集体是美德的保证；而为了人民的利益，诉诸暴力也是合理的。第二，弱势群体和它的统治者之间的联系与对立，是与他们各自的利益分歧紧密联系的；这种利害关系的冲突是不能调和不能解决的，只能通过人民对统治者的永恒不变的监督，尤其是由独立的、大众的报纸的抨击来加以限制。第三．注意到了法律的相对性。在他看来，不论法律的起源和合法性如何，在精英背叛的情况下，人民的出路只能借助于暴力，求助于起义：另起炉灶，重新开始。这些观点是马拉思想中最强烈、最活跃的东西，它使马拉无可争辩地成为政府行为可能与它 的创设原则相背离的一个永久的而且是实际的批评者。不可否认，马拉既是一个政治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政治悲观主义者，因而表现得与绝大多数革命家格格不入。他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对压迫势力的仇视，使他产生出非常强烈的厌世的情感，并推动他在文字中发泄出对不公正社会的不可抑制的愤慨。 马拉的革命教育学的目的在于告诉人民关于那些使他们受骗的人，关于他们的手段伎俩。尤其是教育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出路：人民应该利用自己的权利拒绝骗人的法律和反抗作恶的政府机构。因此，马拉的文著中充满着暴力，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人民之友》中，大量保留着马拉要求用暴力清除革命的敌人的号召，包括骇人听闻的酷刑和切断肢体等手段。其中最极端的是在路易十六逃亡未遂的第二天，马拉在《人民之友》上疾呼：“现在是砍下部长们和他们的走狗、所有的坏官员和叛国军官、所有反革命的市镇官员、国民议会的所有叛徒的脑袋的时候了。1792年9月大屠杀后，马拉的暴力演说也一步步升级，从要求砍下40 000颗一直上升到270 000颗人头，试图以此来换取社会的稳定和革命的成功。同时，马拉也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甚至是独裁者的统治视为推进革命的法宝，他经常在《人民之友》中号召建立起专政。最著名的是在第177期(1790年7月30日)、第497期(1791年6月22日)和第542期(1791年8月30E1)刊载的文章中，他连续要求建立起军事法庭，推举出一个拥有全权的领袖或军事长官进行统治。1792年9月共和国成立后，马拉即要求“任命一位明智，正直、坚定、以对自由的爱而著名的好公民帕”来建立统治，以拯救祖国。马拉的宣传和号召是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一种明确的表达，既适应了法国大革命一步步走向集权和激进的政治形势，同时也对这种形势的演进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人民之友》极力宣传革命，并以犀利的笔锋和刻薄的语言抨击时政，很快就成为巴黎最著名的报纸；但这也使马拉在1789—1792年间屡受当局的追究和迫害，致使《人民之友》的出版多次被迫中断。直到1792年9月．马拉当选为国民公会议员后，报纸才得以连续出版。到1793年7月13日马拉遇刺前后一共出版了900多期。《人民之友》从一开始就以一份激烈论战的报纸、革命派的一个宣传工具的身份登上大革命的政治舞台。马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众多的职业革命家的重要代表，作为报纸的编辑人，他将报纸与自己视为同一。1789年10月16日以后，《人民之友》刊登的文章均署名为马拉——“人民之友”，这是马拉为自己的革命活动自我锻造的一个特殊的身份。马拉自称职业革命家应该具有三种身份：揭发者、教师和革命积极分子；他给他的报纸也指定了三重功能：揭发反革命、教育人民以培养公民和革命者、推动人民进行革命。《人民之友》的内容正好符合这三个功能。马拉在《人民之友》第13期中表明了自己作为新闻记者的一个明确的目的：与国家的敌人进行战斗，我将毫不留情地攻击骗子，我揭穿虚伪，揭发叛徒，我将在公共事务中排斥那些通过假热情、软弱和愚蠢、无能服务于祖国而投机贪婪的人，祖国决不能对可疑的人有任何信任。无论我的笔多么严厉，它只令邪恶和歹徒生畏，它尊重事实的真相。在1791年写给卡米尔·德木兰的信中，马拉强调了《人民之友》、同时也是他自己在大革命中的作用：“注定要培养公民的权利，启发他们享受权利的欲望，鼓舞他们保卫自己的权利，大胆地为权利复仇；它注定要使他们学会只服从公正和明智的法律，反抗不公正的和专横的法律；它注定要使军队学会识别军官们的背信弃义的意图，蔑视专横的命令，在命令他们屠杀公民的时候放下武器．对他们的威胁报以冷笑它注定要砸碎专制主义的一切力量，直到权力建立在公正之上；把可悲的牺牲品从压迫中解救出来，直到自由胜利凯旋。这就是我一直将从事的活动，我敢相信我没有浪费时间。
《人民之友》刊载的文章通常都相当长，都是用研究的风格写成的对政治或社会的分析。在每一期《人民之友》中，马拉都插入了许多“读者的来信或通信，这些信件被研究者们视为大革命期间流传下来的最奇特的文献资料之一。这些信件在《人民之友》教育人民的使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过马拉的加工润色，与那些署名的信件一起和《人民之友》结合为一个整体。《人民之友》提供的新闻主要涉及到议会的审议情况和日常问题，特别是巴黎的食品供应问题。这两个内容的并列是《人民之友》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它们是马拉的革命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都具有教育人民和使人民提高警惕的功能。《人民之友》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报道民众生活的苦难，提出维护人民利益的各项主张，起到了“人民的喉舌”的作用。他认为：“哪里是那些没有任何财产，不能追求任何职位，不能从社会契约中获取任何利益的人的祖国他们到处被判处苦役，他们不是处于主子的枷锁之下，就是处于他们的同胞的镣铐之中；无论什么样的革命来临。奴隶身份、贫困、被压迫是他们永恒的命运。那么，他们可能对只是加强了他们的苦难。给他们戴上锁链的国家欠下什么呢?他们只欠下了仇恨和诅咒。”同时，马拉对政府抱有一种发自本能的悲观主义的恐惧，无论是作为自由的新闻记者还是在当选为议员之后，马拉都始终坚持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他永远也不会满意大革命已经取得的成就，几乎每一期《人民之友》都刊载了抨击时政的文章，指责法律创设的目标与法律引起的具体后果之间的差距。他反复告诫人民，议会采取的措施只是为了寡头政治的利益，证据就是下层民众悲惨的实际处境。他攻击议会宣布了辉煌的原则，却没有关心它的具体实施。从制宪议会剥夺消极公民的选举权、立法议会与国王的拉拉扯扯，到1793年6月2日超义清洗吉伦特派之前的国民公会对革命的消极态度，都曾受到他猛烈的抨击。在抨击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的同时，马拉也频繁揭发革命阵营内部的“国家的敌人”。他对议会中产生过重要作用的革命家几乎都抱有深切的不信任，怀疑他们的言行动机，一直认为“由民族挑选出来的首脑们，几乎总是只打算为民族锻造锁链”，认为“清洗议会是拯救国家的一方式”。《人民之友》曾攻击内克拉波和拉法耶特，也抨击试图停止革命步伐的人们。尤其是在1793年春季反对吉伦特派的斗争中，马拉通过对共和国痛苦、紧张的内部形势和灾难性的外部形势的分析，指责吉经特派的发动战争却无法使战争获胜，指责它所推行的“兼并”政策，指责它听任通货膨胀，将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他对反对革命无止境地激进的人们的责骂，甚至比谴责旧制度的拥护者更为尖刻。直到驱逐了吉伦特派后，马拉才真正与由山岳党人控制的国民公会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