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利认为通过种质进行的遗传传递在人和动物之间有很大的相同，但人和动物传递下来的特征，种类上有明显不同，这在一出生时就能发现。这表现在人类智力的可塑性或可教育性上。人类行为中带有清晰的遗传因素的情感内容因为没有动物本能的固定性，因而最好称之为“直接情感”而不是本能。库利认为在人类中至少有六种特征明显的本能性情感的表现，如愤怒、恐惧、母爱、男女性爱、自我肯定或者自我表现。尽管人类做的一切事情都带有本能性情感，但不能仅用它来解释人类行为。因为在人类生活中，本能只能够通过复杂的由社会决定的思想和情感方式起作用。本能通过社会进程运动着，转化着，而且人类的可教育的本能是由人类理智所引导、发展、协调、组织的。人类的理智是更高一层的控制系统，是控制和转化本能的力量。在更一般意义上说，人类本性最基本的特点是可教育性。库利认为，如果理解了人类本性，就可以让它按我们的意愿发挥作用，就像一个聪明的机械师，运用物质和运动的普遍规律来为他的目的服务。

二、社会与个人。这本书的主题就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同时它也是库利整个社会心理学思想的主题。库利在这个问题上，仍受到进化论、有机整体论、功能论的影响，他认为：

“如果接受进化论的观点，就会发现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有机的关系。就是说，个人是与人类整体不可分割的，是其中的活生生的一个分子。他把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通过社会和遗传的渠道从中吸收生命的养料。他不能脱离人类整体；遗传因素和教育已经构成了他的生命。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给整体生活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库利强调“社会与个人”并不代表两个事物，而只表示同一事物的个体方面和集体方面。他强烈地批评把社会与个人分裂并将它们置于对立位置上的普遍观点。他认为纯粹的个人主义将个体的因素分离出来，视集体的因素为第二位和附带性的观点是错误的，它是建立在有关事物的物质观念基础上的。对于双重始动地思想，即社会和个体是分离的，各自独立的观点，库利也很不赞同。他也不赞同社会功能论的思想。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仅包括个体的一部分，并常常是一个相当固定的部分。这样就将人类的本性分为社会性的与个体的或非社会性的倾向或官能。而在库利看来，人类情感是不能分为社会性的或非社会性的。一个人是完全社会性的，完全是人类普遍生活的一部分。

最后，就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库利提出了5个问题并做了回答，概括起来可称为5个命题：（1）社会仅仅是由个体而不是由其他别的什么构成；（2）社会在总和上大于个体；（3）在人的一切都有社会历史这个意义上说，个体是社会的产物；（4）从表面上看，可以把个体从社会分开，但一个离开社会的人若不能保持对社会的想像中的把握，他就只能像一头聪明的野兽那样生活；（5）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由的，但这是一种机能性的自由。他仅是在与别人的合作中（在协作系统中）获得用自己独特地方法发挥功能的自由。

三、暗示与选择。对于外界的刺激，个人的两种主要反应方式是暗示与选择。暗示是指以相对机械的即反射的方式起作用的一种影响。选择则是有意识的更高级的智力活动。但它们只是分别表示了一个系列中低级和高级的层次。它们的区别在于程度而非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最完善，最富有意志决断的思想和行动也是暗示性的。因为这些思想和行为不是凭空而起的，而是对旧有材料的创造性的综合和组织。也可以讲，人类能够做出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是以某种方式对普通生活中产生的诸多暗示的综合。

人们倾向于看重并夸大意识和选择的成分，而看轻暗示和不自觉的成分，这是因为选择是有明确意识的，本质上是反省意识的核心。它处于视域里明亮的中心区，而不自觉意识是包围这个中心区的黑暗无边的背景。

选择是个成长的过程，是有范围的，选择范围的扩大反映了社会交往领域的扩大及其复杂性。人们的易受暗示性在不同的人身上及在同一个人身上但在不同的环境中也有很大的不同。库利认为易受暗示性只是意志、思考综合的中止。他以此考察了指导，在一系列特别暗示左右下，成为破坏性的源泉。

四、交往、想象与社会及对他人的观念。交流欲是人的本能性情感，这是库利研究了个体意识中社会观念和感情的起源及发展情况的结论。婴儿的早期交流只是为了满足肉体活动的本能需要，从种种形、声、触摸的刺激中产生兴奋的表情，而后发展到为满足情感需要而进行感情交流。甚至当该子独自呆着时，他们也要通过想象（常常是想象的对话）和伙伴一起玩耍而继续享受交往的欢乐。库利认为想象的对话在人的思考和意识中是很重要的，而且决不会随着从小孩的有声的思考发展到成人更完满、更通于世故的思考而停止。事实上，“成年人和孩子是一样的，意识都处于永久的对话中”。“我们的意识不是隐居者的草棚，而是待客和交际的客厅。没有真正离开他人的高层次的生活；正是通过想象别人，自我人格才得以形成；丧失想象别人的能力就成了白痴；意识缺乏这种能力的程度就是它衰退的程度……，意识的生命基本上是交流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思想和生活的一半的假想的对话者是从实际环境中选取的。真实的和想象的人之间没有区别。在社会意义上，被想象的实际上就成为真实的了。库利指出：“对进行想象的意识来说，一个想象中的人要比一个真实的人更真实；可感觉的外表并不一定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一个人的真实性只能按照想象其内心生活的程度来衡量。……可感觉的外表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刺激我们去想象。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真实的人那是想象的。”

库利更进一步地认为，对于没有肉体存在的人，如死者、小说或戏剧中的角色，神的观念等等，只要想象他们，他们就是真实的人，他们就是社会的成员。他说：“难道能够否认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社会存在吗，他们是如此生动地活在许多人的心里，如此强烈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这种实际的意义上，他比大多数未失去肉体存在的人更生动，也许比他们未失去肉体存在时也更有活力，因为他们的影响比过去更广泛了。因而纽科姆上校，或者萝莫拉（这两个都是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哈姆雷特对有想象力的读者来说是以最真实的方式存在的，即直接以他们的个性的形式而存在。”另一方面，库利认为一个有肉体的人若不被想象，即没有社会性的真实。比如若贵族只把农奴当作动物，对他没有对人的想法和感情，那么后者在以人的个性作用他人的意识这个意义上对前者是不真实的。库利认为人的观念的产生利发展源于感觉材料，源于无数的交流过程。人类生而具备的情感的粗糙的原材料正是交流行为中，在某种社会性的交往中得以发展，并且得到进一步的限定和组织，正是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我们扩展了我们的内心经验，也正是无数的交流活动组成了社会。他指出我们意识中最早的关于他人的概念是依靠面貌、声音等等的感觉形象建立起来的，因而对他人的观念毫无疑问带有这些感觉印象，这些形象永远成了大多数人把握他人的工具；他们自然地在记忆和想象中，如在观察中一样，占有相应的位置。在读作家的作品时，对作家的印象也总包含着与体貌特征分不开的可感的某些观念。如读史蒂文森的著作，决不可能觉得他说话容易激动，音调不稳，尽管这些印象大都模糊且易出错，但对于有同情能力的读者，这些印象确实存在并形成了一种真实的、尽管不易捉摸的外貌特征。关于某个个人以及一个社会群体的观念也以这些外表幻像为感觉基础。可以说，任何深厚的感情都不可避免地联系着人的形象（我们可以把国家形象化）。群体感情是由确定的形象唤起的，它不过是个人感情的变化而已。总之，对人的感情联系着人的形象，而对形象的理解若不和对人的感情联系起来则毫无意义；情感若没有物体的外部特征的帮助体会到的。比如说如果见到他的样子并觉得这是个诚实的人，这即是说，在过去的交流中获得了关于诚实的品质的观念，而面前的脸上有相同的可感的因素，因而唤起了这种在社会中获得的感想。

因而可以说，脸部表情、声调等关于人和社会的观念的感觉内容，对于理解这些观念起着打开门的把手的作用。一个朋友的个性，留存在意识中，成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个性实际即联系着他的特征的一系列思想。想到这位朋友，就是活跃这一系列思想的一部分——旧的感情加上熟悉的特征，但也有可能加入了新的概念。熟悉的真实的他其实就是由他赋予生命的我的那一部分思想，就是他的出现或对他的回忆能唤起的那一部分感情。这种意识活动紧紧联系着感觉想象（即人的想象），因为它是进入别人的意识并由此丰富自己的意识的桥梁。已经有了储存，但总是需要帮助才能拿到这些储存，才能利用这些储存并丰富这些储存；而这种帮助通常是可见可闻的东西，以前和储存有联系，现在成为打开储存的钥匙。

实际上，感情和想象的世界，乃至思想的世界，主要是人的世界——即是说，它是与人的形象交织在一起的世界。如果你试着去想一个人，你会发现你的意识里其实主要是围绕着他的形象的感情。直接对社会关系进行研究，我们发现人的观念其实就是真正的人。这就是说，只有在观念中，一个人对他人来说才存在并直接对他人的意识起作用。比如我和你的联系很明显地就是我对你的观念与我意识中的其他部分的联系。如果完全在我的意识之外，对我不产生影响，那么我们的关系就没有社会存在。也就是说“真正的社会存在是人的观念”。因此，社会在它最现实的方面，是“人的观念之间的联系”。社会的存在需要人们在一起，但人们只是在人的观念个在一起，除此没有别的地方可供人们真正进行接触。社会作为名叫“我”、“托马斯、亨利、苏珊”的某些观念的接触和相互影响存在于我的意识中。它也作为类似的一群观念存在于你的意识中，存在于任何人的意识中。每个人都直接感受着社会的个体方面：只要他感受到社会的整体，如一个民族或是一个时代，他一定是用个体的观念或情感去感受的，他将个人的观念或感情贡献于他的同收成同时代人们集体的观念和感情之中。

库利认为那些难以同意上述观念的人是草率地把人看做是模糊的物质实体，而根本不把他（指人）当作想象中的事物。因此，库利强调人和社会必须在想象中研究。人们彼此之间的想象是社会的“固定的事实”。因而社会学的主要任务就应当是观察和解释它们。应当是对想象（人们心中想象的念头）进行想象。自我对任何社会现象的把握都需要深刻理解人们是怎样认识他人的。如要了解杀人，就必须知道侵害者对受害者的以及执法者的观念，应该带着同情去理解。正如前面所述，在这种想象中，没有肉体存在的人只要被想象也是作为真实的社会成员来看待的，因为库利坚决认为人的观念才是真实的社会存在，人们靠它彼此存在，并对彼此的生活产生影响。他认为任何没有紧紧把握住人的观念的对社会的研究都是空洞无用的教义，根本算不上知识。

库利在解释了社会的含义之后，进一步地论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仅把人当作物质存在的派生物的物质论是错误的。如果一个人被设想为基本上是一种分离的物质，而这种物质里栖居着思想和感情，这些思想和感情经过对比研究也被认为是分离的，那么要形成社会就必须引入社会中心论，利他主义等概念。但一开始即认为社会的人主要是意识中的存在，并在意识中才能观察他，你会发现，他脱离意识整体后就没有存在，而意识整体包括一切对人的观念，是社会的一个独特的方面。这些观念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认识的所有的人的经验的产物，是我们关于全人类的总的观念的一个特殊的方面。从这个观点看，人们彼此不可分离，他们不做物质身体那样是相互排斥的，属于他人的一部分就不能属于另一个人。他们事实上是相互渗透的，不同时代或者相同时代里不同的人都可以共有相同的特点。以这个观点来看，形成对任何人的观念中最大部分和最生动的感情，并不一定针对一个人。即人人都应该有的感情是社会经验累积的产物，而不是单独属于任何人，它可以归诸此人，也可以归诸彼人，也可以同时归诸更多的人。这取决于人们思想内部的联系，而这种情感就是在这种联系中被触动的。也就是说，众多的人的观念、情感有一个交叉点，任何一个人的观念、情感都可能穿过这个交叉点。

库利运用上述的思想来考察自我和他人的关系时，认为自我与他人不是相互排斥的，“在我们的心中，一个完全与他人相区别并且经得起验证的自我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这个‘自我’包括整个心灵，那么，它当然也包括所想的所有人和思想中的整个社会。如果把自我局限于思想中与被称为自我感情的独特感情相联系的那一部分，那么它也仍然包括那些自我所认识相一致的人”。他认为使用“自我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措词是歪曲了事实。事实上，人的感情的发展过程中融合了许多人的形象，因此动机不能属于某一个个人，而是属于交往双方的共同领域。一切社会性的情感，在它们都涉及他人的意义上说，那是“利他主义”的。库利形象地对自我的意识与其他人的意识之间的关系做了非常生动形象的描述：

“我们把意识设想为一堵挂满电灯泡的大墙。每一只灯泡代表一个可能的念头或动机。亮灯就表示这个念头在意识中出现。代表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个人的意识，不是墙上的一块特别的区域而是灯泡之间就隐藏的一种联系的系统——当他的特征触动意识时，某一些灯泡就联在一起亮了。如果根据我的朋友A的特征触动按钮，墙上的灯就形成一个特殊的图像；这个按钮松开后根据朋友B的特征按下按钮，墙上就出现另一个图像。两个图像中可能包括下许多相同的灯泡，然而作为整体，每个图像都是独立的；不管有多少人的特征，在墙上都会有独立的图像并和其他图像有重叠的部分。……另外，还要强调，墙的中心区域的电灯是一种特殊的颜色，——比如是红色，渐渐向四周变淡，一直到边上的白色。这块红色代表着自我感觉。其他人根据与我们喜爱的行为的一致性的程度被红色照亮。”

库利认为这种把他人作为想象中的事实去观察是更真实的。我们爱或恨、亲密或者疏远的人是想象中的人，是这些想象中的人帮助或是伤害了我们，决定了我们的意志或职业。我们需要考虑的主要是人的观念，那些想象中的人，那些真正有力量或有内涵的人，这样，人再也不是传统的社会哲学所描绘的刻板和物质化的。

根据这种观点社会仅仅是人的思想中集体的一面。每个人想象都被看做是许许多多的人的影响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有生命的不断发展着的整体，是社会的一个个别的部分；意识和想象作为一个整体，即在最广泛的角度被视为贯穿所有时代的一种发展和组织的人类思想，就是最广泛的意义上的社会的本质所在。社会是生活的一个方面，它本身并不成其为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人际交往的生活、人际交往的基本方面如群体、风俗或人际关系等，而社会学就是研究这些问题的科学。

五、作为社会行为的同情或理解。与普通意义不同，积极的意识的同化过程便是库利所指的同情，同情的能力是指通过人际交往而发展对他人的观念的能力，即进入他人的意识和共享他人的意识的能力。

库利认为一个人所同情的事物的范围是对他个性和个人能力的衡量，表现他作为一个人的内涵有多大。因此一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与他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别人并进入他们的生活是一回事。一个人只有理解别人，才能进入周围的生活，才能有意识地生活。他越少同情就越像头动物，并且越少真正地接触人类生活。如果他不参与人类生活，他就没有能力参与人类生活。一般人的精神健康可用同情心来衡量。库利认为，从社会的观点看，精神错乱的实质是在人们大体一致的事情上不能和其他人交流，弱智则被概括为对较为复杂的同情完全不能领会。广义的同情，也标志着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库利认为人性中所有的恶、非正义的一面，是因为缺乏同情；一个人的行为有损其他人的利益。这说明他不仅别人那样感受这些利益。

库利认为一个人的同情作为一个整体反映了他面临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成员并有效地参与活动的任何一个组织都在他的同情之中，他的意识是他真正从属的社会的那一部分的缩影、我们可从个人意识个发现集体意识。所以时代的任何特殊事物在每一个人的同情生活中都有相应的特殊性，所处的时代使社会想象紧张程度加剧，因此，普遍的同情是不切实际的，应该被控制和选择。这样，选择就成为同情这种心理活动的显著特点，作为整体的社会发展以及作为这种发展的一部分的每一个同情行为，都是在感情的引导和刺激下进行着的有选择的发展。

同时，库利也认为在意识共有或交流意义上的同情决非简单的事。它的复杂似乎说明一旦对一次同情经验彻底了解，就有了解社会秩序本身的途径。与一位朋友、上司、反对者接触或者渎一本书，都是一种同情的行为，而社会正是由这样一些行动的总和构成。甚至复杂刻板的风俗法规也可以被看做是无数个人的影响或者同情的行为通过某些永久性的符号系统，如法令、宪法、宗教戒律等，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在这些系统里，个人的影响被固定了。反过来，可把每一件同情的行为看做是历史、风俗和社会风气的特殊表现。接受或施与的每一点影响，都会成为个性在其小成长起来的种族、国家和时代的特色。我们应该注意到，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从最简单的日常的互致问候到民族的政体或者社会的等级制度，都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在研究时为了方便可以将它划分成几个部分，但划分的不是元件，而是其方面或侧面。

六、社会自我的意识及表现。一个完全与他人相区别的自我是不存在，对于这点库利在前面已经指出。在自我前面加上“社会”两字，是旨在强调自我的社会方面。他认为自我的感情或情感是本能的，一个人一出生就具有，但自我感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演变、改进的，它可完全加入思想的总发展中，但决不会失去其专有感这一特点。从它联系着的观念主要是那些运用力量的启发行动以及强调“我的”意识与其他人的意识对立的观念来看，社会自我只不过是意识对自身产生于交流生活的某种思想或者思想体系的认识和感觉。自我感觉的范围主要在普通生活的里面而不是外面，其特殊的功能和倾向是把充满个人力量的世界作为表现情感的天地，并反映在对人印象构成的意识中。由于和其他人的观念的联系，自我观念永远是对个人生活中特殊的或有差异的方面的意识。

库利指出，在许多情况下，与他人的联系依赖较为确定的想象形式，即想象他的自我——他专有的所有意识——是如何出现在他人意识中的。这种自我感觉决定于对想象的他人的意识的态度，这种自我被称为反思自我，也即库利非常有名的社会心理概念——“镜中我”。“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在想象中得知别人对我们的外表、风度、目的、行动、性格、朋友等等的想法，并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库利认为这种自我观念包含三个主要因素或过程：对别人眼里我们形象的想象；对此人对这一形象判断的想象；某种自我感觉，如骄傲或羞耻。

库利注意到了自我感觉和表达方式之间的张力，当“演员们”为了改变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印象以达到某些目的时，便去装腔作势，在不同的人面前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表像与内心的自我概念可能是不一致的。库利探讨了自我感情和爱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两者是对立的或是补充的。自我可以被看做是意识中的一座外围设防、里面藏有许多挑选好的财宝的城堡，而爱却是宇宙中不可分割的共享物。他认为在个健全的大脑中，自我和爱彼此应促进对方成长，“我们强烈地和长时间地爱着的事物。我们很可能会带进城堡、认为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只有在坚实的自我基础上，一个人才能够发展同情、爱。”

库利列举了社会自我的表现形式并作了详细地分析。他认为自私的人是一个沉浸在自我中的人，是一个达不到规范要求的人，是一个公平游戏和游戏规则的违反者，个无人同情的被罚下场的人，他们缺乏同情的能力。骄傲是过于僵硬和过分自信的人肯定社会自我的形式。骄傲的人习惯于每天注视着自己令人愉快和一成不变的社会形象，他相信这一形象就是他自己出现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他是被自己狭隘的想象所欺骗。虚荣的人没有对内已的一定想法，他致力于美化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迷上想象中自己任何令人愉快的形象，他没有看到自己正在被摆布，变成傻瓜，他正“出卖自己”。库利还讨论了像怨恨、自卑；自尊及荣誉感等自我性感情及自我表现形式，他认为健康的自我应该是能控制自我感情，能够将对人的耻辱和不安宁进行转化，自信、自尊地生活，理解的做法是：“出于一种富有思考和稳定的个性，他不再需要每天求助于赞赏者的可见存在，他能依靠想象来填补他的位置，他能抓准一些影响不放而排除另一些影响，能选择自己学习的典范，个性化地模仿他们，这样就能够过一种富有个性而又目标一贯的生活。”

七、敌意。想象或同情被库利认为是敌意的原因，想象的敌意的最普遍形式以社会的自我感觉为基础，共同的特征是忿恨，而对怜悯的愤恨是同情的敌意的有力证明。敌意按其涉及的智能的组织活动的水平可分为三类：“1．原始的、自我的或动物性的形式；2．社会的、同情的、想象的或个人的一种比较直接的即不涉及正义准则和良心的形式”。敌意的作用，无疑是激起争斗的能量，把感情的动力化作保存自我或扩张自我的行动。敌意的较高级作用就是要铲除邪恶。敌意是可通过理智和想象来转化，可以通过既定的被社会接受的正确标准加以控制、约束和引导的，这对于社会也是有益的。

八、竞争。从众、抗争和英雄崇拜三类是库利对竞争的区分。他认为从众就是为了保持某个群体确立的准则而做出的努力，是种对普遍行为方式的自觉模仿。

抗争是指一种凭着获胜的愿望而竭力抗衡的奋斗，推动它的动机常是对其他人所想所为的感觉。它属于比较简单的、原始的和直接的竞争，与从众不同的是，它具有进取心，但它无意于创新，只是模仿性的。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抗争为大多数人提供了有益的必不可少的激励作用。

崇拜是指以真挚不渝的热情，去仿效某种可钦佩的品格的一种努力。它在各个方面比竞争有更高的系统性，是更具有选择性和重要价值的个人特殊品质和特殊倾向。库利认为当英雄崇拜上升为对理想人物的献身精神时，崇拜便成为一种宗教。

九、领导才能或个人优势。形成优势的最主要条件库利认为是在被支配的人身上，存在着未得到引导的精力，而我们天生就趋向于行动，一切具有暗示及引导性的行为，都有控制我们的力量。要成为一个领袖就必须具备引导人们内在精神和思想的能力。因而他既要有引人注目的个性，同时还要有通过同情而唤起共鸣的影响能力。因而不善结交和对环境缺乏敏感，就几乎不能确立任何面对面的权威。库利还认为权威的关键问题主要不是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是你能使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权威者不仅要有优良的品质，具有信仰和希望，还要有神秘感，因为神秘的力量能给人的思想以一种模糊的刺激，它可使他人凭思想琢磨出相应的需要的细节来。利用外表形式作自我掩饰、伪装，也能对他人产生影响，但其持久性则取决于不同环境。

十、良心的社会方面。有关是非的问题库利认为，是一个有关如何对冲动进行最为完善的和可行的组织问题，而这个问题则是意识所必须予以解决的。意识的本质是选择，安排、协调它的材料，并使之理想化。一种理想乃是想象的一种较为确定的、和谐的产物，是经验成分协调一致和适宜的再现。个人理想乃是所有关于人的经验的协调适宜的再现，它的积极作用是体现和刻画我们的追求，并且通过这种作法使它成为努力的明确目标。

库利采纳了G·萨姆纳的观点，认为是非的判断标准——社会道德的观念是不同的，所谓正确的意义虽然在个人理想、个人的自我、个人的行为中表现出来，但它事实上是依群体而定的，“习俗能使任何东西成为正确的，也可以使任何东西成为错误的”。但个人的意识起着维持内心各种冲突的动态平衡的作用。

十一、个人退化。对于个人退化问题，库利认为它是关于是与非的问题，而且最终是决定于良心的。退化者可被定为其人格明显地落后于某个群体所确立的占支配地位的道德思想标准。但是包括退化观念在内的关于错误与正确的观念，都是不稳定的、变化着的。

库利认为退化的根源在于产生个体生命的遗传和社会因素的结合。先天性白痴被看做是遗传性退化所致。智力退化表现为缺乏对思想进行高层次的组织能力，退化者缺乏赖以产生同情和赖以把各种冲动依照一般生活需要进行组织的能力。由于智能组织得最完善的产物就是良心，因此作为整体的智能生活的缺陷，势必会造成良心的缺陷。库利还认为，在很多情况下，退化行为是由于个人生活在持有退化标准的群体中产生的。大多数坏事是那些相信自已是正确的安全正常的人干的。他们的良心受到某些群体的道德准则和道德感的支撑。

库利认为将错误看做不仅是来自个人的意志，而总是和遗传及社会有关的观点是种有机整体的观点，它使每个个人的意志都与错误行为有关，这样就会使更多的人负起责任。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他认为教育和培养比惩罚更公正。“责难和惩罚对于在不道德环境中长大的人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改进的希望主要在于唤醒那些有能力摆脱不良环境影响的人的良心，从而铲除罪恶的根源。”

十二、自由。反对将自由看做是没有限制的同义词，库利认为自由的定义应该是“获得正确的发展机会”，所谓正确发展就是符合我们理性的理想生活的发展。发展是不能够界定的，我们应将自由看做是发展的事物，是一个过程而非一种状态。自由可被看做是个人的或社会的进步。任何关于自由的可行的观念，都必须和某种正视标准联系起来。而对正确、自由和进步等情形的惟一检验标准是良心意识。

库利认为自由决不是对纪律的排斥，而是它的更高级和更理性的运作。自由的纪律是通过诉诸人的理性、良心和自尊心而对个人起控制作用的；而不自由的纪律却只能作用于意识的较低层次。因此，自由属于那些有较高责任感的个人和国家，属于社会中的那些个人或某些作为整体的社会。

只有糟糕的社会秩序才是和自由对立的。自由只有通过社会秩序或在社会秩序中才能存在，而且只有当社会秩序得到健康发展，自由才能增长。只有在构造较为全面和较为复杂的社会秩序中，为更多的人提供选择有利于自己和谐发展的机会，较高层次的自由才能实现。库利指出，当低层次的控制向高层次转化时，要求人们更多地利用理性在多种选择中做出正确的决定，这增强了个人的道德感，但个性承受不了更重的道德约束，反而可能会产生退化，但这是可以矫正的。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从中可以发现它对杜威的思想影响，对帕克的深刻启迪，对米德的学术助益；也找到后来的互动论、戏剧论、符号学和自我传播论、人际传播论思想的直接源头。他主张以相互作用或相互渗透作为社会学研究的特征，反对极端原子论的个人主义，这对社会学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1989年7月，《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中译本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包凡一、王湲译，1999年1月再版。

查尔斯·霍顿·库利（1864—1929）是美国早期社会学家、美国社会心理学创始人。他毕业于密执安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留该校任教直至退休。他于1905年参加创办美国社会学会的工作并终身致力于将社会学由他所谓“模糊而原始的学科”改造为一门调查研究的学科。他的三部曲有《社会组织》《社会进程》以及《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