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劫持者自动放弃抵抗并被捕。

2 警察对劫持者发起袭击，将其击毙或逮捕。

3 劫持者的要求得到满足，逃之夭夭。

人质的命运并不一定取决于结束阶段发生的情况。即使劫持者妥协了，他们仍可能已经在谈判阶段将人质杀害。在激战过程中，人质可能被警方误杀，或被劫持者蓄意杀害。而在以往的案件中，甚至有劫持者在要求得逞之后仍然将人质杀害。

还有一个“事后阶段”。即劫持事件带来的一系列后续影响。此类影响可能包括责任机构的地位变化、各国政府之间关系的转变、安全防范的增强等。

谈判员到达现场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多地了解有关劫持者的信息。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人为何要劫持人质？常见的原因有：

人质劫持者可能产生了情绪或心理错乱。其劫持人质的具体原因也许是不合乎理性的，劫持者还可能具有自杀倾向。在此类人质劫持事件中，人质和劫持者之间通常存在某种关系。此类事件通常是没有预谋的。

纽约州奇克托瓦加镇奇克托瓦加警察局的加里·施米特少尉认为，这是一般警员接触最多的一类人质劫持事件。“作案者大部分是陷入家庭争端的人员，而人质则是他们的家人。” 一些罪犯把无辜的围观者当作人肉盾牌，从而躲避警方的追捕。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抓捕罪犯时。罪犯惊慌失措地劫持人质，企图在其掩护下逃脱。在极少数情况下，人质是职业罪犯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协助他们逃脱。但劫持人质通常不是蓄意而为。

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人质劫持事件是由恐怖分子或激进政治团体精心策划的。人质劫持者从一开始就企图利用人质进行交易，以达到他们的特定目的。这些目的各不相同，从改变一个国家的政策，到释放罪犯或废除某项特定法律等等。为了达到某些目的，恐怖组织甚至可能会威胁人质，以吸引人们的关注。

绑架是人质危机的一种形式，但却不同于典型的人质事件，后者中的劫持者身在明处。而绑匪会把人质藏在某个秘密地点，交流也往往是单向的——绑匪指使当局应该做些什么。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多少谈判的成分。

不论人质劫持者有何动机，谈判的基本要素都是一样的。“你要努力地和对方建立良好关系，促使事件的和平解决。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被劫持，都要使用这类技巧，”施米特少尉说。

在现场，谈判员的主要目的是：

拖延时间。

人质劫持事件的时间拖得越长，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就越大。拖延时间的策略包括：向上级征求意见、延迟最终期限、将劫持者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些细枝末节上，诸如他们需要何种型号的飞机等。另外，提问时要提一些开放性问题，所谓开放性问题是指不能仅用“是”或“否”就能回答的问题。例如，要问：您需要什么型号的飞机？而不要问：您需要飞机吗？

保证人质的安全。

保证人质安全的方式包括：说服劫持者同意医治或释放受伤或患病人质，就食物和水的输送问题和劫持者谈判，通过谈判尽可能多地释放人质。将人质从劫持现场解救出来，不仅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在必须发动武力袭击时，还可以缓解现场的复杂状况。除此之外，获救的人质还可以提供一些宝贵信息，包括劫持者的方位和习惯，以及其他人质的状况。

保持冷静。

从最初劫持人质到持续数小时的谈判，在这段时间内，劫持者的情绪波动极大。他们常常对他们感觉不公平的、导致他们劫持人质的事物感到愤怒。不仅如此，在劫持人质之后，他们会处于亢奋的状态。一个愤怒、亢奋且手持机枪的暴徒对人质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谈判员绝不能与劫持者发生争执，也不能对他们的要求说“不”，而应采取拖延战术，或者和他们讨价还价。最重要的是，谈判员必须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让劫持者相信最终一切都可以和平解决。

缓和谈判员与劫持者、劫持者与人质之间的关系。

谈判员必须取得劫持者的信任。换句话说，谈判者必须表现得非常理解劫持者行为的原因，但仍要给他们留下强硬的印象——不能仅取悦劫持者。此外，谈判员还可以促成劫持者和人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比如运送大量需再加工的半成品食物或医疗用品。当劫持者开始了解人质，将他们当作活生生的人时，他们就难以下手杀害人质了。在1975年发生在荷兰火车上的一场人质危机中，一位名叫罗伯特·德格罗特的人质就因此化险为夷，他在被处死之前为妻儿进行祷告，随后劫持者放过了他。一些劫持者感动落泪，其中两人同意不向他开枪，而是将他推下了火车。这名人质翻滚下路基，幸而没有受伤，佯死一段时间后便成功逃脱（Barker，第33页）。为了防止感情用事，恐怖分子在处决人质时往往速战速决，不允许任何人祷告。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共度数小时、数天、数月，不仅使劫持者对人质产生了感情。人质往往也会对劫持者产生恻隐之心。这就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它得名于发生在瑞典的一起银行抢劫案，歹徒的失手导致了持续六天的僵持局面。渐渐地，人质开始认为外面的警察是他们共同的敌人，最后自己成了劫匪的帮凶，帮他放哨并提供建议。其中一名女人质甚至在绑匪入狱期间嫁给了他。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心理原因。部分是由于一种防御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能够安于处境，而对外界干扰无法忍受。它同时还和权力有关——劫持者拥有处决人质的权力，若他不行使此权力，人质就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转化为感恩心理，最后发展为同情心。此外，对于警方闯入现场并可能在交火中意外杀死人质的恐惧感，也可使人质与警方形成对立。

劫持者在最初提出的要求通常是不合理的。他们可能会索要一笔巨款，或者要求从监狱释放数千名恐怖分子。当然，谈判者不能就这样满足他们提出的任何要求，即使这关乎人质的安危。谈判员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说明自己不能满足劫持者的所有要求，具体包括：所涉及的国家政策，实际满足要求的能力，需要向现场指挥官和上级请示等。况且，如果任何人只要劫持了人质，其要求就能即刻得到满足，世界上恐怕就会永无休止地发生人质危机了。

不过，谈判员可以作出微小的让步，以缓和谈判的气氛，比如提供食物和水、对交通工具和媒体报道做出承诺。作为交换，人质劫持者可以释放部分人质，上缴部分武器，或者同意降低要求。这个过程继续下去，谈判员就可以逐步动摇人质劫持者的立场。

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与恐怖分子进行谈判的官方政策。然而，这些政策在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而且根据现场情况灵活实施。如果人质是儿童或政界要人，即使最强硬的政府也可能要破例。在很多情况下，双方会进行秘密交易，政府接受条件以解救人质，同时在公众面前仍保持不向恐怖分子低头的强硬立场。

以色列、美国和俄罗斯都以严格的不妥协政策而著称。然而，每项政策都有例外。其中一个例子是1985年环球航空公司847号航班劫机事件。真主党劫机者要求释放700名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什叶派教徒。所有人质在遭受长时间折磨后都获得了自由（除一名被劫持者杀害的美国人质外），而以色列释放了所有766名囚犯。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

发生在1972年慕尼黑夏季奥运会上的奥运村袭击事件起因于一次怠慢：奥运会官员收到两封信，其中提出应该允许巴勒斯坦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但这两封信都被拒绝了。9月5日，一个自称“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团伙劫持了9名以色列人质，并在劫持过程中杀害了数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

谈判持续了不到24小时，最后劫持者提出从欧洲和中东监狱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谈判员将最后期限一再推延，直到晚上10点钟，西德官员意识到他们无法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求，应劫持者的要求，德方派了一辆巴士将他们带到两架直升机旁，先乘坐直升机前往机场。 劫持者将在机场起航。德方明白，他们能够成功狙击罪犯的唯一机会就在机场。（Aston，第80页）。

直升机刚在机场降落，双方就开始使用枪支和手榴弹交火，所有人质无一幸免，同时还有一名警察和一名飞行员遇难。五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另有三人被捕。

虽然拒绝与恐怖分子谈判是政治上的普遍观念（毕竟没人愿意向恐怖分子妥协），但这却可能是灾难性的。即使政府不同意恐怖分子的要求，谈判过程本身对于问题的和平解决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历史上最恐怖的两起人质事件当中，造成悲剧结局的主要原因都是俄罗斯政府拒绝与穆斯林车臣分裂主义者进行谈判。

2002年10月，武装恐怖分子占领了俄罗斯的一家剧院，并威胁如过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俄军仍未从车臣地区撤出，他们就将该剧院夷为平地。俄方等候数天后才派代表进行谈判，随后决定放弃进一步谈判，而使用“麻醉气体”袭击剧院。最终造成129名人质遇难，几乎所有人都死于毒气。尽管人们将庞大的死亡人数归咎于计划不周，缺乏适当的治疗，但进一步谈判也许能够减少伤亡数量。

不幸的是，历史在2004年重演，荷枪实弹的车臣分裂主义者劫持了别斯兰市的一所小学。俄方再次采取武力手段解决冲突，并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人质劫持者炸毁了聚集人质最多的体育馆。300多名人质被杀害，其中半数以上为儿童。相反，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法国以愿意与恐怖分子进行谈判而著称。结果使法国成为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而与法国政府达成协议的恐怖组织也频频违约。

成为执法机构选人的一个特色项目。 成为职业人质谈判员的道路可能非常曲折。虽然有一些相关的培训课程和证书，但经验也相当重要。一些新毕业的大学生即使完成了所有谈判员培训课程，却还是不能获得一份谈判员的工作。从事谈判员职业的基本条件是：具有若干年在执法部门（警察局、联邦调查局或其他执法机构）或军队工作的经历，积累了处理危机事件的长期经验。学习和培训也同样重要。有很多课程能够帮助警员、FBI（联邦调查局）探员、军人和其他人学习如何在人质事件中进行谈判。Public Agency Training Council（PATC）是一家专门为执法机构提供培训课程的私营企业，开设的课程包括如何与情绪不稳定者打交道、谈判中的特定策略，另外还有完整的谈判员课程（请参见PATC：人质课程）。国际人质谈判员协会也会举办相关的讲座和培训课程。人质谈判员的培训从来没有停止过。FBI和其他机构经常提供各种培训和讲座。奇克托瓦加警察局的危机谈判员还联合本地区的其他执法机构成立了一个协会，每年召开几次会议，为谈判员提供评价、建议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