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观

更新时间:2023-02-22 13:33

儒家关于人类行为规律和伦理道德规范的学说。人道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与天道相对应。一般认为人道与天道一致,以天道为本。亦有一类主张强调人道与天道的区别,认为天道无为,人道有为。人道观的核心内容是孔子孟子创立的仁义论和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人伦秩序和道德规范,以及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亦有一类主张,强调人伦道德和物质欲求统一,把厚生利用纳入人道范畴。

渊源和流衍

“人道”一词,春秋时期即已出现,《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子产语“天道远,人道迩”,认为天道玄远,人道切近现实。此后孔子、孟子建立了以仁义为核心内容的人道观,为儒家的人道观奠定了理论基础。后经历代儒家学者的阐释和发展,内容逐渐丰富。

先秦时期

孔子对人道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他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里所说的“道”,就是指他的“入学”——“人道”。孔子人道观的核心是仁。孔子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准则,他以仁为人道之本,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仁的基本内容有三层:①爱人。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论语·颜渊》)具体而言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②克己复礼。颜回问仁于孔子。“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礼”是社会的道德规范,以礼约束自己的行为,即是仁。③仁涵盖“恭”、“敬”、“惠”、“义”、“宽”、“信”、“敏”诸德。“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这四种“君子之道”,都属于仁。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些都是贯彻人道的道德实践。

孟子继承了孔子人道观,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他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又十分重义,经常仁义并举:“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是人之所以存心;义是人所应遵循的准则,人能做到此二者,“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他认为人皆具有仁义等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人只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努力扩充所固有的善端,就可达到完美的境界。孟子又就人伦讲仁义,认为仁的基础是亲亲,义的基础是敬长。“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由此外推,“达仁义于天下”(同上)。孔子、孟子都把仁义看做比生命还重要的人生价值的最高追求,孔子言杀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义。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对这种伟大的人格,称为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以此为人道的最高境界。

荀子人道观的内容包括仁义礼让忠信和法律政令刑罚等方面,尤重礼、法。他说:“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又说:“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无道法则人不至。”(《荀子·致士》)礼与法同是国家最根本的原则和制度,是人道之中最重要的内容。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上,主张明天人之分,重视人的作用,强调人道。他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

《中庸》以诚为人道的最高原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天真实无欺,人能遵循天道,以诚行人道,即可达到理想境界。《中庸》认为人道的核心是仁、义、礼,其贯彻到人伦中则为亲亲和尊贤,人能以诚实践人道,就能与天道为一。孟子亦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意思与《中庸》相同。

汉唐时期

董仲舒继承孔孟人道观念,兼纳阴阳、刑名思想,融合构建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人道观。他认为人道本于天道,天是至上神,又是道德的化身,人道是效法天道而建立起来的。“人道者,人之所由,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万物载名而生,圣人因其象而命之。”(《春秋繁露·天道施》)他以三纲五常为人道的根本内容,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圣人求之于天,“因其象而命之”的,因此能遵守和实行三纲五常这些人道原则的,即是仁人,强调明道正谊不计功利。董仲舒对孔孟提出的人道原则仁亦有具体发挥,认为:“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东汉王充认为人道是指社会人事有为的道理,强调人道有为。他说:“人之行,求有为也。人道有为,故行求。”(《论衡·说日篇》)他认为人道的内容莫大于食,即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论衡·讥日篇》)同时,又要教人节制欲望,因而“人道有教训之义”(《论衡·自然篇》)。人道又要赏善罚恶,“人道善善恶恶,施善以赏,加恶以罪”(《论衡·谴告篇》)。

唐代韩愈继承先秦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认为人道即为仁义道德。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韩昌黎集·原道》)他并提出了以仁义为内容的道统说。李翱继承了儒家的“性命之学”提出了关于人的本性的“性命之道”。认为要恢复人的本性,必须“诚而不息,虚而不息,明而不息”,只有择善而从,虚怀若谷,洞察事理并锲而不舍,才能复归尽善的人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复性书》上)通过人的本性的回归,就能做到身修、家齐、国理、天下平。

柳宗元的人道观以“大中之道”为内容,它包括两个方面:①三纲五常。认为:“唯父子夫妇,人道之大。”(《柳河东全集·湘源二妃庙碑》)父慈子孝,夫尊妇从,是人道中最大的原则。在君臣关系上,“执忠与敬,臣道毕矣”(《柳河东全集·邠宁进奏院记》)。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圣人用以教人的中正之道,须时刻坚持。②守常之中,也就是中庸之道。认为中庸“为道不谬”。由中庸而入尧舜孔子之道,由中庸而至中正,就达到了大中之道。

宋元时期

宋初儒学复兴运动中,孙复、石介上承韩愈,宣传道统,以仁义礼乐为教化之道。石介认为人道就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夫妇、父子、君臣之道灭,则人道灭。孙复认为,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则人理灭,为禽兽之道;认为仁义礼乐是治天下、兴王道、正人伦的根本。

李觏以礼概括人道,认为礼为人道的准则。他说:“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已矣。”(《李觏集·礼论》)礼的内容既包括饮食、衣服、宫室、器皿等物质生活领域,又包括政治、伦理、法律等精神文化领域。李觏将物质内容纳入了作为人道之准的礼。

张载以气为宇宙本体,由本体论推及人道论,认为人道本于天道。人道的基本内容是仁义,仁义是天性的反映。他认为人道应本着万物同为一气之变化、人与物本性同源的原则,“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他进而把这种人道思想概括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并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拾遗》),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见民胞物与、为天地立心)

程颢、程颐将人道等同于天理。其所指天理,是仁和纲常名教。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因为有天理,天理不存,则与禽兽无异。程颐以“敬”为求仁的根本功夫,要人们专心致志于“理”(封建伦理纲常),达到“与理合一”的境界。

南宋朱熹亦以居敬穷理为修养的基本功夫,要求人们去私欲,返于天理。“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论语集注·颜渊》)。认为存天理灭人欲即尽人之道。

陈亮认为人道不离日用,把日常生活中的吃、穿、住等实事作为人道的必备条件。“有一不具,则人道为有阙,是举吾身而弃之也”(《陈亮集·问答下》)。

明清时期

人道观念有新的变化,针对理学空谈仁义、心性修养和天理人欲的对立,强调道不远人,道不离日用,把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作为人道的重要内容。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王夫之和戴震。

王夫之的人道观有两个突出特点:①强调“以人道率天道”(《思问录内篇》)。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与禽兽不同者有主观能动性,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人之独而禽兽不得与,人之道也”(《思问录内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能“官天府地,裁成万物”(同上),为自然的主宰,“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周易外传》二)。②贵生、重形,反对脱离利用厚生谈仁义。贵生,指珍惜生命,重视人的生存。强调“生以载义”,“义以立生”。舍生,义便失去依存;舍义,人生则失去价值。他说:“将其贵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尚书引义》五)重形,是重视人的形体的全面发展,以人之形体为道德的载体。“贱形必贱情,贱情必贱生,贱生必贱仁义,贱仁义必离生。”(《周易外传》一)他进而认为,言人伦道德不能脱离厚生利用。离开“物则”言人伦,“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盖厌弃物则,而废人之大伦矣”(《读四书大全说·孟子·梁惠王下》)。他甚至视厚生利用和人伦道德都是物:“民之厚生利用亦物也。……则其为仁义礼乐者皆物也。”(《尚书引义》一)

戴震认为人道既为人伦日用的实体,又是人们行为的准则,人道即人伦日用。认为道不出于身,“出于身者,无非道也”。“道者,居处、饮食、言动、自身而周于身之所亲,无不该也”(《孟子字义疏证·道》)。道是人类道德行为准则,“人所行即道,威仪言动皆道也”(《孟子字义疏证·中庸补注》)。为君、为臣、为父、为子各行其当行之事,皆是道。戴震还强调,人伦日用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准则的有机统一,人道是“合物与则而言也”。“人伦日用,其物也;曰仁、曰义、曰礼,其则也”(《孟子字义疏证·道》)。

历史意义

儒家的人道观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是指导人生、维护伦理道德秩序的重要原则,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作用。其中由孔孟建立的“仁义”学说中的积极内容,对调整人际关系、培养人生价值观和塑造民族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儒家人道观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在汉代以后被逐渐强化了的封建纲常和等级观念,都是应予以剔除的消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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