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小说以人道主义为精神基点，超越了民族意识与道德意识的狭隘性，为抗战文学呈现了更为广阔的人性场景。郁漱石看清了战争的“全局”，即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它的命运与世界战场的动态息息相关。日本偷袭珍珠港和香港，造成美军与大量平民的伤亡；美军以暴制暴对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造成大量建筑被毁，平民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在菲律宾死亡的美菲战俘”；伤亡惨重的日本军民，选择投降撤出中国战场，而国民政府却无暇追究日本的战犯责任、顾及平民百姓的创伤，只想投入下一场暴力战争。如此看来，这场战争中“施暴者/被施暴者”的二元对立并不绝对，只要利益驱使，施暴者与被施暴者便可以互换位置。而对于卷入战争的个人或者每个士兵来说，奉献一切甚至生命的抵抗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这样，抵抗的全部意义不是能不能守住香港，而是如何为香港陷落后的政治压力解围，以及从浴血抵抗那里赢得多少道义优势？”在政客眼中，个人的生命及士兵的牺牲都只是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的筹码。当个人生命被藐视，战争后“第二天”的身体残疾、精神创伤、家园被毁、暴力延续就只能被“战胜/战败”的简单逻辑所遮蔽。对战争的评价绝不仅仅是“正义/非正义”“施暴者/被施暴者”“战胜/战败”这样简单，“民族的、道德的、历史的”立场也不会是唯一的价值立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