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中的“和平”缔造者

1935年12月2日，时为陆军少佐的今井武夫赴中国北平，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的陆军助理武官。

1937年7月7日，由于日军的挑衅，卢沟桥事变爆发。今井武夫获悉后于次日凌晨1点左右赶至日本中国驻屯军驻北平联队联队部，参与对一线部队的指挥。凌晨4点多，今井武夫举行了驻北平日本报界记者发布会，将七七事变的消息以日方口径公布于世，企图掩饰日军挑起侵略战争的事实真相。

8日下午，今井武夫赴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家，对事变一事提出交涉。9日凌晨3时，中日军队双方达成各自撤回原驻地的协议。

10日，今井武夫接到东京的训令，方针是不扩大事变，就地解决。今井武夫立即找特务机关长松井太郎大佐商量，决定向中国军方提出下列条件：要求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道歉，处分肇事者，并保证今后不再挑起类似事件；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中国军队；鉴于此事多半是由蓝衣社、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系统各团体所引起，今后对上述各团体应彻底取缔等等。显然，今井武夫等人在颠倒黑白的同时，还提出了非分的要求。以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为基础，中日双方就事变进行谈判，今井武夫以中国保安队可在卢沟桥维护治安作为让步，于11日与中方达成初步协议。

11日下午，今井武夫接到日本在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命令：“今天东京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调动国内的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7月17日，日本内阁要求中国驻屯军以更高更苛刻的条件来改订11日的协议：要求把中方道歉人由原定的师长改为军长宋哲元，把处分的负责人也由团长升格为师长冯治安，借此故意刺激中国方面。同时指令日军准备以武力征伐第二十九军。

25日夜，由日本国内增援而来的日军第二十师团五井中队在廊坊与中国军队交火。

28日，日军发表混淆是非的声明，并全线发起进攻。当日晚9时开始，中国军队陆续向门头沟方面撤退，只将第一三二师改编为保安队，负责维持治安。

29日天亮，今井武夫在北平市内巡视一周后，立即与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商议，决定成立地方维持会。于是，他立即汇集原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江朝宗等人，提出组织治安维持会，以便维持北平治安。

为了应付第三国的新闻要求，今井武夫于当年9月和10月分别组织了各国武官现地参观。第一次是到张家口，第二次是到保定。1937年11月，今井武夫被调回东京参谋本部，结束了在华北的使命。

诱降汪精卫

1937年12月，今井武夫就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专门从事对蒋介石诱降和炮制伪政权的工作，其目的就是让日本兵不血刃地占领中国。

还在南京陷落之前，国民政府的投降派即密谋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南京陷落以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周佛海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密议，以搜集对日情报为借口，经蒋介石批准，开始暗中进行“和谈”活动。

亚洲司第一科长董道宁奉高宗武之命于1938年1月14日在上海秘密会见日本特务、“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在西义显的策划下，董赴东京与日军参谋本部第八课（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及今井武夫先后建立联系。3月底，蒋介石得知“日本军部也希望早日对华和平”后指示：日本若要提出和平建议，不予以拒绝。并派人转告日方：“我们决不是绝对反对和平，但不能做到反共以后再谋求和平。只要能够停战，必然进行反共。”“关于对满洲和内蒙的处理问题留待日后协商解决，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应尽速归还中国，以期确立长城以南的中国领土主权和内政的完整。假如日本同意这个意见，日华两军可先行停战，然后再以上述条款为基础进行有关和平细节的谈判。”

此时的日本上下正倾注全力于徐州会战，蒋介石的意图虽传至东京但也无音无果。

1938年7月初，高宗武在周佛海受意和今井武夫的劝促下，亲自赴日本，直接与日本政府联系。回国的今井武夫与高进行了会谈。会谈中，今井武夫向高转达了日方的意向：蒋介石必须下野，日本将以汪精卫为交涉和平的对象。高返回香港后，向周佛海报告了赴日情况。此后，高在香港“养病”，“和平谈判”工作由国民党中央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梅思平承担。

日本方面于8月底决定了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作为对汪精卫和平工作的基础。

1938年10月27日至29日，日军相继攻陷武汉、广州。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即“近卫第二次声明”，鼓吹“建设东亚新秩序”，并改变了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方针。声明称：“如果国民党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11月12日，今井武夫开始与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会谈。经过三天的反复会谈，双方达成了初步协议。11月15日，今井武夫带着草案急返东京，向板垣陆相和多田参谋次长汇报了情况。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经研究决定，以这个协议内容为基础，大力推进对汪精卫的诱降运动。

为了签署在上海达成的《日华协议记录》，日本陆军省派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派今井武夫作为日方代表返回上海。11月20日，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与中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进行协商。当晚双方在《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上签字盖章，同时也决定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的处理办法。

为严守秘密，此次会谈的地点选在上海东体育会路7号。该处事后成为土肥原贤二的宅邸，命名为“重光堂”。因此，这次会谈也称“重光堂会谈”。重光堂会谈的结果成为日后汪伪政权与日本政府的密约和《日华基本关系条约》的基础。

日本五相会议后来决定以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作为“近卫首相第三次声明”予以发表。12月22日，近卫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发表，以示对汪招降。29日，逃居在越南河内的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公开卖国降日。

1939年3月9日，今井武夫晋升大佐军衔，升任中国课课长。

1939年5月6日，今井武夫与汪精卫在停在上海附近海面的“北光丸”船上举行了第一次会谈。汪托今井武夫与日本政府联系，就成立“和平政府”提出几点意见，并打算去日本交换意见。会谈后，今井武夫急返东京，向陆相及参谋次长报告，并安排汪赴日一事。

5月31日，汪精卫飞抵东京，开始与当年1月份上台的平沼骐一郎内阁，商讨组建“和平政府”。今井武夫积极从中协调联络。

8月中旬，今井武夫赴上海，协助影佐祯昭推动汪伪工作。9月8日，今井武夫被任命为中国派遣军第二课课长，兼第四课课长，主管政务和情报工作。

11月起，今井武夫一方面与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等就密约进行会谈；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汪精卫与其他伪政权领导人间的政治谈判。1940年1月22日，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因与汪精卫就职权问题不合，宣布与汪脱离关系，并公开了日华协议和正在进行的秘密协议草案。在此情况下，今井武夫加紧了对汪精卫建立政权的推动工作。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正式建立了伪国民政府。今井武夫的促汪降日工作告一段落。

桐工作计划

侵华日军于1938年10月底相继攻占广州和武汉后，因战线延伸，兵力日显不足。为尽快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日本决定重新将“和平工作”的目标锁定在重庆政府身上，此即所谓“桐工作”计划。因此，自1939年秋季以来，在等建汪伪政府的同时，今井武夫还受命努力开辟与重庆政府间的联络路线。

1939年11底，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斡旋，与一个自称是宋子文胞弟宋子良的人会见，以求打通与重庆间的联系通道。

由于事关重大，今井武夫于1940年2月10日从南京动身奔赴香港，并于14日初次会见了“宋子良”。“宋子良”建议：“在中日两国政府正式和平会谈前，希望2月底先由双方代表各三名以私人名义在香港举行圆桌预备会议，对和平条件进行商讨。……重庆政府对此次秘密商讨寄予莫大期望，所以代表都要携带委任状。另外，宋美龄也准备来香港，从侧面给以援助。”

今井武夫向上级作了汇报后，于29日秘密回东京汇报情况。日本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协商后，决定同意中国方面所提召开圆桌预备会议的方案，并派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今井武夫和铃木卓尔三人为此次会谈的日方代表。

3月4日，今井武夫等辗转赶到香港。中方的谈判代表除“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前驻德大使馆参事、时任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的章友三，陆军少将张汉年为预备代表，张治平为联络员。3月7日，中日双方进行秘密谈判。会谈中，中国方面主要由章友三发言。遇有主要问题，征求陈超霖的同意。“宋子良”则从中斡旋。

谈判中，今井武夫首先提出：中国必须停止抗日，承认满洲国，缔结两国防共协定，日本在华特定地驻军，将内蒙作为特殊地区等无理要求。

9日，日本方面预先把日华协议的结果写成备忘录，交给中国方面代表，谈判从晚上九时开始。

今井武夫问道：“承认满洲国的问题怎样了？”

章友三回答：“满洲国的独立作为既成事实，现在无意再加干涉，希望暂不触及这个问题。”

“宋子良”说：“所谓缄默态度。如果解决和平，四、五年后可以解决吧。”

章友三又说：“重庆也有各种系统的军队，如果现在承认，形势将会恶化。我们还要听候最高当局的指示，在正式代表会议上再行决定如何？”

今井武夫说：“在日本方面这是最紧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谈不出解决的办法，召开正式代表会议也是困难的。”

章友三答道：“我们明晚飞重庆，四天以后可以给予回答。”

今井武夫说：“我们也是后天回东京，要看贵方回答的结果再行决定派遣正式代表。”

就这样，历时四天的会议宣告结束。双方代表分别向各自的上司汇报请示。今井武夫于13日返回南京，臼井于14日返回东京，分别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陆军中央汇报，然后等待重庆方面的回音。

今井武夫久等无音，于是奉命推动汪精卫“和平政府”成立。

4月11日，“宋子良”从重庆回到香港。他对日方说，重庆政府已有成熟方案，要求再举行预备会议。

5月13日晚9时，今井武夫和铃木、坂田特派员三人在九龙半岛旅馆的243号房间与章友三和“宋子良”二人会见，开始又一轮的谈判。

中日双方的焦点即在承认伪满洲国和处理蒋介石、汪精卫关系以及日本在华驻军等问题上。对于第一个问题，日方没有一点松动的表示。

5月17日晚，“宋子良”邀请今井武夫到香港岛南岸的仔芦山酒家共进晚餐。饭后，在离岸稍远的海面上，二人划着小艇进行了会谈。谈话中，“宋子良”神秘地透露：“蒋介石委员长表面上姑且不谈，内心在希望和平却是事实，因此，在香港第一次秘密会谈的备忘录中，日本方面如能认可第一条和第三条中中国方面的意见，估计必然可以签订协定。目前，在重庆政府内部，反对达成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通过谈判接触，今井武夫感到“宋子良”既热情又有诚意，但仍怀疑他是否真是宋子良。今井武夫和日本方面对他的身份秘密进行了调查。在半岛旅馆会谈时，今井武夫派人暗中通过门锁洞孔拍摄了会谈中的“宋子良”的照片。

今井武夫21日返回南京后立即把从香港带回的“宋子良”的照片给、周佛海等人传看。周说像宋子良，但更像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陈却说不像。很多人对这人是不是宋子良，意见分歧，无法确定。今井武夫也只能姑且信其为是。

返回重庆的“宋子良”和章友三主动再与日方联系，希望在澳门召开第二次预备会谈。日方回复表示同意。

在6月4日的会谈中，今井武夫表态说，日方与香港会谈时的条件并无变化，希望中方做出让步。随后，以香港会谈的备忘录为基础，双方再行交换意见。

在6月5日的会谈中，就如何处理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问题及所谓防共驻兵问题，双方仍未达成共识。

在第三天的会谈中，经商讨双方最后一致同意由板垣、蒋介石、汪精卫进行三人会谈。6月24日，板垣征四郎偕今井武夫特地访问了汪精卫，说明了香港和澳门会谈的经过情形。

在与汪精卫沟通的同时，今井武夫不断与重庆方面联系，要求重庆方面出具保证“三人安全”安全问题的书面文件。但重庆方面虽提出保证安全，但拒绝出具书面材料，并进一步提出要求日方取消“第一次近卫声明”和不再介入蒋汪和谈。双方就此产生争议。

这期间，日本内阁接连发生更迭，第二次近卫内阁登场，东条英机中将出任陆军大臣。今井武夫7月31日去东京向东条英机详细汇报了有关对重庆政府和平会谈的经过和现状。东条英机听后很不高兴，认为直接谈判和平这类政策性行动是中国派遣军的越权行为，今后绝对禁止。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加紧与德、意间的结盟谈判，国内拥护汪精卫政权的论调也更加得势。

在这种情况下，今井武夫不得不暂时停止推行“桐工作”，观望形势变化，等待新时机。

在进行“桐工作”的过程中，今井武夫为了促进“和平工作”，还曾试图通过其他途径来推进工作。

如，1938年的宇垣一成外相——今井武夫——孔祥熙秘书乔辅三及孔祥熙心腹樊光——孔祥熙一线，该线最终因宇垣一成于当年9月的去职而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1939年至1940年的中国派遣军——今井武夫——国民党上海党部委员姜豪——陈立夫、陈果夫和朱家骅CC系一线，该线以汪伪政权的成立而告终；

1940年至1941年中国派遣军——今井武夫——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中国重庆方面，该线因今井武夫等的去职无果而终。

1941年7月，今井武夫也被调离中国派遣军总部。“桐工作”彻底成为了历史！而其中的一个谜，即“宋子良”的身份问题，还是在几年后偶然被揭穿的——

1945年6月上旬，在上海日本宪兵队逮捕的中国人当中，有个自称是蓝衣社的人，名叫曾广。一天，该犯人正在室外活动，被几年前为曾在香港中日首次会谈时担任过翻译的坂田诚盛认出，此人正是当年的“宋子良”。这个冒名顶替的“宋子良”原是蓝衣社头子戴笠直系的得力干将，在浙江省领导秘密活动时，被日军宪兵队逮捕。恰巧今井武夫当时出差在上海，听到报告后，便邀曾广到旅社来。两人相见如故，会晤了好几次。日本战败后，曾广恢复了自由，他还专程去看过被拘留在南京的今井武夫。几年后，还给今井武夫写过信。两个曾经的谈判对手却成了朋友。

最后的“和平”努力

1941年8月1日，回国的今井武夫被任命为新编步兵第一四一联队长，隶属第十四军第六十五旅团。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今井武夫奉命率部参加侵略菲律宾的战争。

1942年8月31日，今井武夫在马尼拉接到调任中国派遣军第四课课长的命令。9月中旬，今井武夫经台湾到南京总司令部赴任。

日军占领上海后，日本各行政与军界几乎均在上海有分支机构。为此，中国派遣军为了统一陆军在上海各分支机构，打算特设陆军部。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派遣军总部想到了曾长期混迹于上海的今井武夫，任命今井武夫为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永律佐比重中将指挥下的新编上海陆军部高级部员，负责在上海建立陆军部。但今井武夫并没有真正发挥效力，却于当年11月奉调回国，出任新成立的日本大东亚省调查官。1943年3月1日，今井武夫晋升少将军衔，改任大东亚省参事官。

时至1944年，战争对于日本来说越来越不利。日本高层重新认识到了对重庆的“和平工作”的重要性。当年8月30日，今井武夫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第三次来到南京，再次负责情报和“和平工作”。但此时的今井武夫充分认识到：“东亚战争的爆发，使日本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太平洋方面日军的战况陷于不利以后，中日两国的谋求和平的主导权就完全颠倒过来，由日本拥有的发言权转移到中国方面，和平条件的提案者，也变换了主客的地位。”同年9月30日，今井武夫兼任驻南京国民政府大使馆副武官。

今井武夫最后一次谋和工作是越过战线去河南会谈。1945年2月，他通过汪伪的军事参议院院长杨希一认识了国民政府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官何柱国上将派来的特使吴树滋。今井武夫虽然明知陆军省曾下令禁止中国派遣军对重庆进行“和平工作”，但现在是同重庆现任集团军司令官何柱国进行联系，只要能直接会谈，肯定可以得到某些重大收获。于是，他决心以个人名义进行联络。

1945年4月上旬，小矶内阁辞职，铃木贯太郎内阁成立，决定由陆相负责，通过当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负责对重庆工作，以求实现停战。今井武夫的“和平工作”重新得到重视。

今井武夫与吴树滋数次联系后，双方定于7月在何柱国的防区——黄泛东部地区警备司令部所在地、河南周口镇南边的新站集进行面谈。

7月9日，辗转赶赴新站集的今井武夫与何柱国开始会谈。

会谈中，今井武夫首先回避了以往双方在承认伪满洲国及在华驻兵等焦点问题，说“日本希望日华两国的直接和平谈判，但中国方面是否有接受的打算”？“又，日本以维护国体、保全国土为绝对条件，这点若不被采纳时，则决心继续交战到底。同时，对于满洲国和南京政府的处理，想努力做到不违背对他们的道义关系，但想知道中国方面如何设想。”

显然，现实的境遇让原本傲慢的今井武夫不得不先低下头。

何柱国强调说：”日华单独和平在《开罗宣言》以后的今天，无论如何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从而日本如果希望同中国和平，那么必须同时要把世界和平作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事项。””日本因战败结果而灭亡之事，决不是中国所希望的。毋宁是希望即使在战后仍作为东洋的一个强国留下来，与中国携手协力维持东洋的和平。从而热切希望在必要的国力尚未完全耗尽的时候，以日本政府的聪明和妥善处理来早日结束战争。”

何柱国接着又说：“日本万一如果有什么请求，中国决不吝把日本的提议转达给盟国。特别是蒋介石主席对日本天皇制的继续存在寄予好意，并对各国首脑也表明了这一意向。”

何柱国最后强调：“战后，日本首先从满洲以及海外撤走全部兵力自不待言，朝鲜、台湾、库页岛等地也必须交还。”“本条件已经盟国协议完毕，所以没有再更改的余地。”

何柱国坦率而恳切的谈话，以及盟国之间协商好的既定条件，使今井武夫犹如受了雷击般地震惊。他意识到双方的距离已经很远，这一次是重庆把日方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今井武夫回到南京，立即向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报告，另外，除了向大本营打电报外，还详细地作了书面报告。但这时日本国内连日遭到美机空袭而陷入混乱，战败局势已很明显，所以没有任何回音，于是，今井武夫的最后一次“和平努力”无果而终。

1945年5月，面对已是日近黄昏的日军，今井武夫想再一次试图与重庆打通关系。当月，他与原国民政府司法部次长何世桢取得联系。但何告诉他，“到今天，为时已晚，无从着手。”

芷江洽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在中国派遣军奉命等待向中国军队的投降。

1945年8月18日，今井武夫被告知赴湖南省芷江机场，联系洽降事宜。

今井武夫一行依照国民政府的无线电报指示，于8月21日重庆夏季时间上午10时，乘非武装的、机尾拖着两条三米长红色布条的运输机飞往湖南省。

下午3时过后，今井武夫等人被领到会谈场所。中国方面的会谈代表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副参谋长冷欣中将、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和译员王武上校等。今井武夫在他们对面靠门口的另一张桌子的中央就坐，参谋桥岛芳雄中佐和参谋前川国雄少佐以及木村辰男翻译官坐在今井武夫两旁。

从重庆以及其他地方赶来的将军、地方政要以及中美两国记者100多人把会场外的走廊甚至屋外都坐得满满的。

会谈从下午4时持续到5时。双方就日军投降交接的有关事宜，如航空交通、无线电联系等进行了规制。中方还在会议中把给冈村宁次的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部中字第1号备忘录交给日方转递。

22日上午，双方进行第二次会谈。会谈确定，冷欣中将先行到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由日方提供安全保证。美方同时提出要确保美军俘虏的安全。

8月23日下午，今井武夫突然得到何应钦总司令的召见。何应钦对今井武夫等人不辞辛苦远道来到芷江表示慰劳，再次要求转交备忘录，并告诉今井武夫决定于8月26日至30日空降一部分中国军队到南京，要求日军加以协助。

下午4时，今井武夫和日方全体人员由芷江起飞，返回南京。

8月24日，回到南京的今井武夫急忙面会伪南京政府主席陈公博。在向陈公博讲明芷江洽降情况后，今井武夫对陈公博说：“日本军战败的结果，想不到竟连累了南京政府的许多人，我对这一不幸的事态衷心感到遗憾。”陈公博借机提出想到日本“旅行”。

经冈村宁次的同意，今井武夫派人秘密安排陈公博赴日本“旅行”。8月25日，陈公博及其夫人一行7人乘机飞赴日本。

投降与善后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原国防部举行。作为日本在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的今井武夫参加了签字仪式。

受降会场是一间长约20米、宽约8米的木房，大厅右边挂着一张孙中山的半身像，国民党旗、国旗两边贴着孙中山的著名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像前有排成弧形的几张桌子，上面铺着洁白的桌布，有如法官的案台。对面摆着另一张桌子和四把漆黑的椅子，作为投降代表的座位。

在现场上千双眼睛的盯视下，今井等4人脱帽入室。接着，4人走过空位，对着中方受降代表萧毅肃将军深深一鞠躬，然后如同面对上级长官般挺直地站着。萧毅肃神情严肃地请他们坐下，开始介绍自己与其他中美代表，然后查询今井等人的身份。

从当时留存的照片看来，面对中国代表以及大批围观的中美人员时，今井等人均面露忧戚之色。事实上，这是甲午战争以来，日军代表首次坐在战败者的席位上听候中方的命令。对于这样历史性的一幕，现场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愿意错过，不仅室内站满了人，连外头走廊也满是探头张望者。

今井武夫当时的心情，在回忆录中也有描述：“降使一行沉痛地陷于伤感之中”，“内心中充满了绝望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作为战败国使节，我们等于铐着双手来中国投降”。

接着便是受降的主要内容，萧将军取出何应钦将军要求今井转交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由工作人员以中、日、英三种语言高声朗读。今井头上冒出汗珠，身旁的副官也是双唇紧闭。主要仪式历时1小时17分，今井低头看了备忘录几眼，拿起毛笔在收据上写下“今井武夫”，再盖上一枚椭圆形的朱红印章。收据接着由萧将军的翻译收回，今井欲对一些问题提出说明，却遭萧将军婉拒。于是今井率随员起身鞠躬离座。

此后，奉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总司令的命令，日本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名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冈村宁次担任长官，今井武夫被任为涉外部的委员长。

1946年7月，200多万在华日军及日侨大部被遣返日本后，善后联络总部奉中国国防部命令迁往上海。但冈村宁次、今井武夫等14人则继续留在南京，组成南京总联络组，处理各种遗留问题。

1946年底，中国国防部命令，南京总联络组及各地联络组撤销。1947年1月4日，今井武夫回到日本，当日被通知从陆军退役。20世纪60年代，今井武夫撰写了自己的战争回忆录，详细地描述了对华侵略战争期间的“和平工作”情况，并附记了自己掌握的第一手文献。1982年6月12日，84岁的今井武夫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