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氏财产无具体统计，仅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破产前的财产清单看，范氏当时在直隶、河南二十州县遍设盐店，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艘的船局，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在张家口有商店六座，在归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水冶镇有当铺一座，在张家口置地106顷，分布各地的房产近1000间。以上尚不包括介休原籍财产。

范氏为清王朝效力，也得到了清王朝褒赏。以范氏毓字辈和清字辈计，有20人任官职，其中毓宾任太仆寺卿，毓奇任布政司参政，毓覃以武举破例升为正定总兵官，后署广东提督。此外，还有太仆寺少卿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道员一人、知府一人、同知一人、县丞二人（其中有些系捐纳）。在科举方面，进士二人、举人三人、武举一人、庠生等若干人，范永斗、范三拔等也以子孙而贵，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奉直大夫、儒林郎等，他们的妻子也追赠为夫人、宜人等。范氏不仅是皇商，而且有不少人获得功名，任中央或地方官吏。范氏是上通朝廷、下连市廛、半商半官的豪门富商之家。

从清初到乾隆初的百年间，是范氏的昌盛时期。乾隆十年（1745）范氏家门传到清字辈，开始下滑。乾隆十七年（1752）范氏困窘已显露。范氏因官商而兴，又因官商而衰。范氏之衰主要是欠官采过多。乾隆时经办洋铜已无利可图，范氏所营盐业等因资金短绌等原因很不景气。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清廷因范氏“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便革除了范氏在内务府、户部等衙门的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清济兄弟，并查封家产。至此，皇商范氏终于结束了其显赫一时的官商历史。

因范氏是被抄家，又是乾隆时衰落，时间久远，故原籍遗迹已不复存在。据介体县志办调查，范氏原籍张原村当年有范家街，长近百米，其西段有一院落，有“小金銮殿”之说，可想当时建筑之气派，惜现已荡然无存。范氏宗祠，在张原村东南角，其建筑已毁，只有一些瓦砾残垣。范氏坟莹现只保存有总兵（范硫奇）坟，存石雕、双华表，径约尺五，高达二丈。

介休的范氏家族是近代山西晋商群落中身份、地位以及经营活动都比较特殊的一个晋商望族，其经营活动带有浓厚的官办色彩，按照今天的标准，属于典型的官僚资本的性质。

其祖范永斗，明末时在张家口进行贸易活动，进出辽东，是当时晋商在张家口有名的八家大商人之一，据乾隆时修《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皆山右（即山西）人，明末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科、靳良玉、范永斗……。自本朝龙兴辽东，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指定都北京）后承诏入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食……。又据《清史稿》载顺治帝：知永斗名，即召见，将授以官，以未谙民意，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

由此可见，在清军入关之前，范氏已经在与他们打交道了，不但打交道，而且建立了一种比较特殊的信用关系。随后清王朝在全国确立了统治权，范永斗在其子三拔协助下，挟内务府的权威，既服务于清廷，也利用特权经商牟利，自此走上“官商”的经营之路，成为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官商（皇商）、八大家中的佼佼者。

范氏家族在经营上的努力，实际上是通过了两种途径，一是竭尽全力为清朝政府服务，以进一步换取某种特权；二是利用政府赋予的特权，获取一定的经营利润。

比如说，他们曾在康熙皇帝平定准噶尔叛乱时，以自费办粮售军。以后又在雍正对准噶尔的用兵中以及到乾隆时的随军运粮，范氏兄弟都给予了竭尽全力的资助。据《清史稿》卷317载：“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师，毓奇兄毓宾请以家财转饷，受运值视官运三之一。雍正间，师出西北二路，怡亲王允祥荐毓宾主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钱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余万石。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章服同二品。寇犯北路，失米十三万余石，毓宾斥私财补运，凡白金百四十四万。”

范氏兄弟为清朝政府转运军粮，不但省去了清军的后顾之忧，节省了大量的军费开支，费用下来仅及国家运费的三分之一，而且在军队损失十三万石粮食之后，范氏又用家族财产全部给补了起来。因此清朝政府要以国家二品官员的职务给予嘉奖，以经商获此殊荣，范氏在所有晋商群落中实为仅有。

作为回报，清朝政府把当时的一项进口铜斤的业务交给了范氏家族经营。

铜斤，属于当时一种很特殊的商品，当时主要用于铸铜钱。清前期，中国铜的产地主要在云南，称“滇铜”。随着社会经济的相对稳定和繁荣，市场上所需流通的铜钱量日益增多，渐渐不能满足所需，因此清政府遂行“滇洋并举”之策，从东邻之日本著名的铜产地长崎进口一定数量的铜斤，时称“洋铜”，以为补充。到康熙时，国内铜斤严重短缺，因此朝廷允准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当时称办理这种业务的人为“洋铜商”。

据《东倭考》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易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十。故铜商之豪富，甲于南中”。颇具经营头脑的范氏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机遇，并联合在张家口的山西商人，奏请包办，并主动提出根据市场价下压一定的幅度交付清廷的竞争条件。康熙皇帝自然照准，但也附加了一条“如商人领银而解铜有迟延亏欠，照例追赔治罪”。

这实际上跟当初范氏自费办粮售军的性质是一样的，同样在为清朝政府服务。同时也意味着，范氏做生意的最大买家，一直还是具有强势话语权的清朝政府。因此，虽然我们无意对范氏曾经的奉献和高风亮节提出疑义，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断定，当初范氏兄弟为清朝政府转运军粮时，费用下来仅及国家运费的三分之一，而且在军队损失十三万石粮食之后，范氏又用家族财产全部给补了起来，范氏在做这样一些事情时，自愿的成分有多少，无奈的成分又有多少。

也就是说，做生意的双方平等是谈不上的，互利则更谈不上。实际上，当强势一方还有公道可言的时候，另一方尚可以把生意做下去；当强势一方已经没有公道可言的时候，另一方则只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

随后由于清廷每年向日本进口铜高达六七百万斤，导致日本国内铜源紧张，日本政府开始限制铜的出口，并规定每年出口不得超过三百万斤。这样一来，范家拖欠清廷的定额铜数就日趋增多，直接影响到各铸币局所需原料铜，出现了“钱价日贵，民间以钱交易，资用甚艰”的情景。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并没有按他所说的“如商人领银而解铜有迟延亏欠，照例追赔治罪”，而是取消了由范氏等“皇商”包办专营的政策，改由各地方政府筹办，保证政府所需铜量。这是因为这位皇帝肯定还一直记挂着范氏对朝廷的贡献，而且也能正确地对待范氏在经营“铜斤”中遇到的市场问题和实际困难。在范氏一度退出了铜业经营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康熙利用了他手中的特权，为范氏撑起了一张垂天的保护网。

但是这种感激经历了雍正，再到了乾隆时期，朝廷已经进入和平时期，范氏曾经在平定边疆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就已经隔代了、被淡化了。所以到乾隆时，在地方政府没有能力筹办足够的铜量，全国“铜荒”进一步紧张的情况下，又重新起用范氏，规定每年从日本进口铜二百万斤，实际上是把一度被康熙保护起来的范氏又推向了火上炙烤。

到范氏范清注时，清廷鉴于范氏经营铜业进口的实际困难，改为岁办铜五十万斤。由于日本铜产量锐减，成本攀升，清注虽竭力苦心经营，仍入不敷出，亏欠日深。之后清注的哥哥清洪接办铜业。清洪看清对日贩铜贸易的暗淡前景，拟“弃产变价，告退招商”，彻底放弃这一经营行当，但清廷不准。

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亏本的生意你还得往下做，因为你生意的另一方是强大的清朝政府，你别无选择。

两年后范清济经内务府奏请，接管范氏对铜贸易。清济变卖了河东盐务，用以补贴铜业经营的亏空。而日本政府则又进一步压低了铜的出口额，并开始征收关税，使得对日贩铜生意越发亏空巨大，使范氏唯靠借贷维持。这就意味着，作为晋商的范氏，其实已经彻底丧失了纯经济意义上的商家性质，而沦落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眼中的附庸和手中可以利用的工具了。

而到了乾隆四十八年，具有强势话语权的清朝最高统治者终于下令，因范氏“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革除了范氏在内务府、户部等衙门的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氏兄弟，并查封家产。

纵观范氏家族的经营史，实际上是不断地为清朝统治者服务、不断地付出、再付出的历史；也是不断地被清朝统治者所利用、直至在清朝最高统治者那里彻底丧失完利用价值为止的历史。无疑，在清朝政府安定边疆的战争中，范氏所做的努力和付出堪称功高盖世、名垂青史；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范氏逐渐丧失了自己纯商业经营的性质，一味地把自身的业务局限在跟当时最强权的清朝政府做生意，从而丧失了生意双方起码的平等和互利，也最终丧失了自我和自主经营的本能。范氏家族的兴衰历程，从一个侧面，多少也反映了经营理念的缺乏和经营业务的局限，对企业会造成多大的制约和影响，这对今天企业和经济界人士，无疑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历史经验。 （田孝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