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29 22:15
《仪礼疏》共50卷。唐代贾公彦编撰的图书。《仪礼》乃是东周时期士阶层礼制的记录，其中也包含一些从更古的是其继承下来的礼制。汉时，高堂生传《仪礼》，汉宣帝时，以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习的《礼经》立于学官，当时属今文经（见经今古文学）。
不久在鲁境又出现《礼古经》，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礼”三十九篇，但未传下。今文经传至西汉末，有戴德、戴圣、刘向三个篇次不同的本子。汉末郑玄用刘向接尊卑吉凶次序编排之本作注，并记明今古文之异同。今只有此本传世。该书至晋代始称《仪礼》，当时门阀为宗法需要，为之义疏者有沈重，见於《北史》；又有无名氏二家，见於《隋志》：然皆不传。唐贾公彦根据齐黄庆、隋李孟惁两家之疏，定为今本。从署名来看，似乎并不是像《周礼疏》那样奉敕编集的，而是贾公彦及其同好者等为之。
单疏本
《仪礼疏》原本体例与《五经正义》、贾著《周礼疏》一样，为摘字本。即将所要疏证的经文和郑注列出来（较长的仅标示首尾），再加以疏证。故而经文及郑注不全。世称“单疏本”。单疏本在清代之时，有一部号称“北宋景德官刊本”流传（实为南宋覆刻北宋单疏本，经过递修），藏书家汪士钟曾经影刻流布，《四部丛刊续编》中所收录的《仪礼疏》即是汪刻本。但此本自汪士钟以后就再也无闻，现在原本估计已经失传。
注疏本及附释文注疏本
到了南宋初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及绍兴府讲单疏本群经的“正义”或者“疏”散入汉晋旧注群经相应位置编成所谓的“注疏本”。从现在的实物和记载看，没有《仪礼注疏》的踪影，结合当时学术和官方的大背景，《仪礼》可能没有在宋代形成合刊。
一直到明代中叶，陈凤梧才第一次将经注和疏进行合刊，这是《仪礼》注、疏的首次合刊，但体例并不纯，自然比元代用《仪礼经传通解》和《仪礼图》的搭配是要合理得多。一直到顾广圻在清代中期第二次合刊《仪礼》注、疏，陈本及其翻刻本风行了200年。
明嘉靖年间，李元阳在福建又根据陈凤梧本重刻，改半叶十行为半叶九行，世称“李元阳本”或“闽本”、“九行本”。
明万历年间，北京国子监又据李元阳本重刻，世称：北监本。
明崇祯年间毛晋汲古阁据北监本重刻，世称“汲古阁本”。
清乾隆年间北京武英殿据北监本翻刻，世称“武英殿本”。
清嘉庆十一年，顾广圻用宋严州本《仪礼》郑注和南宋递修单疏本《仪礼》贾疏重新合刊，这就是第二次《仪礼》合刊，由张敦仁刊行，今天流行的《仪礼注疏》皆出自张（顾）编本。
清嘉庆年间，阮元在江西据张敦仁本重刻，并附《校勘记》，世称阮本、江西本。
民国中，刘承干用张敦仁本翻刻，但板式不尊旧式，校勘极其荒疏，价值不高。
注疏本的再现
在清中期嘉庆年间，却又一部注疏本横空出世。
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先后得到一部南宋严州刻郑玄《仪礼注》和南宋递修本《仪礼疏》（单疏本），顾广圻曾校严州本《仪礼注》于通行钟本上，校《仪礼疏》于明监本《仪礼注疏》上，并且有过录本流传。后来黄丕烈将其校勘影刻并编入《士礼居丛书》。《仪礼疏》后转入另一位藏书家汪士钟手上，道光中，汪士钟将这部《仪礼疏》影刻传世。但严州本和单疏本覆刻之前的嘉庆十一年，张敦仁利用顾广圻的校本，进行合刊，用方体字精刻，保存《仪礼疏》50卷的分卷。又一次形成了“注疏本”。但是这个注疏本和以前的《仪礼》注疏本的祖本毫无瓜葛，因此可称之为“注疏本的再现”
总的来说，单疏本虽然是清代影刻，但做工精良，故而讹误较少，文字最佳。而张敦仁刻方体字“注疏本”从单疏本出，文字亦善，且这一“注疏本”传本颇少，也是文物性善本。
具体情况可参看乔秀岩《仪礼单疏版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