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元图书馆堪称“广州的文渊阁”，它是广州现存少有的青砖立面“中国固有式”风格的民国建筑。

为纪念一位传奇人物而建的图书馆

在广州，有多个与“仲元”这个名字相关的机构和建筑，如邓仲元墓、番禺仲元实验学校、仲元中学、仲元图书馆等。“仲元”何许人也？为何能受到世人的如此尊重。在走进仲元图书馆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仲元”这位传奇人物。

清末民初，烽火纷飞，豪杰群起，邓仲元就是在这样乱世中脱颖而出的风云人物。他又名邓铿，1886年出生于广东梅县，7岁随父亲经商，少年入读广东将弁学堂，并秘密加入同盟会。宣统二年，他加入广州新军并参加黄花岗起义，从此步入戎马生涯。

1914年，邓仲元追随孙中山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军务部副部长。从此之后，他一直是孙中山最重要的军事助手。在讨袁（世凯）驱龙（济光）、护法援闽等战事中打了无数硬仗，在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他与朱执信、廖仲恺被视为孙中山的股肱心腹。

1917年，粤军成立，邓仲元任粤军总部参谋长；1920年，被任命为第一师师长；1922年3月21日，在广州大沙头广九火车站遭暗杀，终年36岁。

邓仲元之死在广东引起巨大震动，痛失良将的孙中山以大总统的名义，追赠其为陆军上将。孙中山在唁电上说，邓仲元“平日忠于国事，勇于奋斗……壮年遽殒，不止粤中惜此人才也”。

邓仲元遇刺后，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之侧。为纪念他，广州陆续修建起了邓仲元墓、仲元中学以及仲元图书馆。

仲元图书馆由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于1927年提议修建的，广东著名建筑设计师杨锡宗负责设计。

李济深邀请来的设计师

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广州城市面貌，主要奠定于在上世纪民国年间。在众多的奠基者中，杨锡宗是极为重要的一位。

杨锡宗出生于1889年，广东香山人，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建筑系，与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者吕彦直为同学，1918年学成，两人一起回国。

1921年2月广州建市，成立市政厅，市长孙科邀请杨锡宗担任广州市政厅工务局技士，后出任工务局代理局长。由此，30岁出头的杨锡宗开启了他辉煌的建筑设计生涯。

杨锡宗先后为广州市设计过多座里程碑式的建筑物，如十九路军墓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广州市第一公园（今人民公园）、“嘉南堂”（广州最早的一组商用高层骑楼建筑，在人民南路与西濠口的交界处，人们熟悉的新亚大酒店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今北京路科技书店）、仲元图书馆、中山大学石牌校区部分建筑（今华南理工大学与华南农业大学内）等等。

在近现代广州城建史上，杨锡宗以作品数量多、类别广、影响大而著称。

他当时设计的公园、墓园和高层建筑，大多采用西方古典主义设计手法以及现代高层建筑设计理念，而仲元图书馆是他设计风格从纯西式迈向“中国固有式”风格的代表性作品。

当年，杨锡宗在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竞赛落选之后，在国民政府推崇的“中国固有式”建筑设计风格的影响下，他的设计思路开始有了转变。

“中国固有式”建筑设计风格是指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建筑物在运用现代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的同时，结合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创造出新的民族建筑风格。

这种建筑设计风格通常是在建筑物的功能组织、平面布局、立面构图等方面运用西方古典主义设计手法，重视建筑比例，强调尺度感；但在建筑的外观上则注意融入中国传统建筑语言和元素，如传统坡屋顶、脊饰吻兽、斗栱彩画、台基护栏等。

1929年，由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公布的《首都计划》就要求，建筑形式以“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尤当尽量采用”；“政治区之建筑物，宜尽量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凡古代宫殿之优点，务当一一施用”。

在这种指导原则下，当时建造的一批大型官方性质的建筑物，均显现了这种新风貌，其中最著名和有最有代表性的是吕彦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

上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叶，陈济棠主粤。为争夺党派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地位，配合广东地方自治，陈济棠在岭南大力推行复古运动，提倡民族主义，因此，“中国固有式”建筑风格同样在岭南地区风行一时，广州市中山图书馆、广州市府合署、仲元图书馆、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址建筑群等就是代表性作品。

在此大背景下，杨锡宗设计的仲元图书馆自然深受这种理念的影响，其典雅的建筑形象与特殊的纪念意义，在岭南近现代建筑中具有独特地位。

设计思路来自故宫文渊阁

1928年，仲元图书馆完成建筑设计方案，1929年动工，1930年建成。图书馆整体占地面积7600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253平方米，平面呈长方形，面阔约41米，进深约22米，坐北朝南，高二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首层面阔7间，中间设主出入口。

仲元图书馆的设计布局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副阶周匝”样式，即在核心建筑物四周设檐廊围绕，这种建筑样式通常应用于比较隆重的建筑物上。

仲元图书馆的屋顶为直坡重檐庑殿顶，上施绿色琉璃瓦和绿色屋脊，檐角起翘，檐下有混凝土材料做成的仿木斗栱与额枋雀替等装饰构件，并在额枋雀替上施加彩釉陶砖装饰。基座为完整的中国古典台基造型，单层须弥座，施以花瓣柱头，水刷石材料；墙体为水磨青砖，花岗岩墙脚，围廊施以水刷石圆柱；入口为中国传统建筑的抱厦门廊样式。

作为兼藏书、阅览等功能于一身的文化建筑，仲元图书馆在造型上仿效中国皇家藏书建筑——北京故宫皇家藏书楼文渊阁。

文渊阁是清代皇宫藏书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用于专贮《四库全书》。文渊阁通体为水磨青砖墙，屋顶为黑色琉璃瓦绿剪边歇山顶，隔扇槛窗为黑色（黑色在五行中喻水防火，与建筑物的防火要求相吻合），深绿廊柱，额枋绘以青绿为主的苏式彩画。

文渊阁以冷色调为主，与紫禁城建筑群的黄色琉璃、朱红门墙的暖色调截然不同，是紫禁城内形制较为特殊的一座皇家建筑，

仲元图书馆的立面设计仿照文渊阁，采用青砖砌筑，磨砖对缝，这在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国固有式”建筑中极为少见，因为当时建设的岭南建筑喜欢使用红砖为立面。

青砖绿瓦与灰柱石壁的冷色调处理，让仲元图书馆显现清冷厚重之感，与图书馆强调的避火防灾、取吉避灾的功能与用意相吻合。在建筑物与门楼之间，还建有一个水池，以作消防之用。

仲元图书馆的整体建筑虽为沉稳清冷色调，但杨锡宗在其外观装饰上加入了许多鲜活明快的元素。例如，绿色琉璃瓦重檐屋顶的外檐装饰，就选用了排布紧密的红色三杪六铺作斗栱与云纹墩；檐柱间采用彩釉陶砖饰面的混凝土额枋，雀替装饰构件绘有仿清式和玺彩画，其中有不少蝙蝠的造型，寓意“万福”。

另外，在装饰上还融入了岭南地方特色的元素，如屋顶脊饰用“五羊”图案来代替传统建筑中的仙人走兽。

中西合璧的建筑杰作

作为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毕竟是西方现代建筑的产物，在建筑用材、总体构造等方面，当然少不了西方建筑特点。首先，杨锡宗运用西方学院派的构图法则，对仲元图书馆的立面进行了严格比例控制，横向三段式（突出中间门廊）与竖向三段式（台基、屋身、屋顶）组合完美，尽显庄重典雅，稳定大气的意象，颇有古希腊神庙的韵味。

此外，杨锡宗还为图书馆设计了一座巴洛克风格的门楼，以水磨青砖砌建立柱。

毫无疑问，仲元图书馆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建筑杰作。我们再从它的门廊设计，来品味其中西融合的风范。

用门廊形式作为建筑物的入口，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常用的建筑设计手法。仲元图书馆的门廊，比例均称，构图严谨，形式稳重，富于西洋气派，但门廊的外在装饰却富含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具有北京故宫里的琉璃门神韵。例如，门廊的两侧设花岗岩影壁，影壁基座、壁身四边以及四个岔角均刻有卷草纹，壁心的中央盒子开有竖向长窗，门廊屋顶为单檐绿瓦歇山顶，外檐额枋装饰有红色的斗栱与蓝粉色清式彩画图案，以彩釉陶砖为建材。

门廊不仅成为联系图书馆室内外的过渡空间，更是丰富了建筑的立面层次，有助于突出主体建筑的中心地位。

仲元图书馆建成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对外开放。1957年，经当时广州市市长朱光倡议，仲元图书馆正式作为广州美术馆对外开放，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美术馆之一，其功能一直使用至今。

由于没有像其他一些近代建筑一直被空置保护，在成为美术馆以后，在发挥其功能性的同时也得到了持续维护，建筑保存状况良好。

随着珠江新城南中轴线广州博物馆新馆、广州美术馆新馆等馆址的规划，未来仲元图书馆的功能可能再次发生变迁，但作为沉积了丰厚历史信息的建筑物，价值永存。

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侧，有一座民国陆军上将之墓巍然壮观，这就是邓铿墓。该墓有孙中山先生亲题的墓碑，还有胡汉民撰写的“陆军上将邓仲元墓表”碑（邓铿，字仲元。编者注），以及神采刚毅、手握指挥刀的军装立像。置身墓园中，仍能感觉到昔日粤军将帅的英勇气魄。

邓铿的名气有多大？他弱冠从戎，和陈炯明淡水起义，打败晚清提督秦炳直，吓得清官员弃城而逃，是光复惠州的功臣之一；领衔粤军第一师，威震全国，叶挺、蔡廷锴、蒋光鼐等著名将领均出自其门；斡旋于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为孙陈统一战线鞠躬尽瘁；遇刺后被孙中山以大总统的名义追赠为陆军上将。孙中山在唁电上说，邓铿“平日忠于国事，勇于奋斗……壮年遽殒，不止粤中惜此人才也”。

为起义毁家也在所不惜

邓铿，字仲元，原名仕元，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于今广东梅州市梅县区城东镇金盘堡，7岁时随父亲邓金生经商落户淡水。淡水邓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自清乾隆年间开基淡水后，邓氏先人历代经商，积聚了大量财富，到清末时人才辈出，铁面御史邓承修就是杰出代表。邓承修在中法战争后告病回乡，这一年正好邓铿出世，在幼年时，邓铿已深受邓承修铁汉精神的熏陶。

邓铿的一生，有道不尽的荡气回肠。他少时就学于邓承修一手创建的崇雅书院，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入读广东将弁学堂，次年任将弁学堂步兵科助教、公立陆政学堂教习，并秘密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他任广东新军学兵营排长，代理左队队官。宣统元年(1909年)任黄埔陆军小学堂学长，次年即加入广州新军，参加黄花岗起义，从此步入长达十多年的戎马生涯。

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夕，广州地方官吏在事前已有所察觉，采取了一些措施防范革命党人入城。此时，邓铿的父亲曾在广州小东门开设有广丰米店，邓铿便以米店为潜入广州的革命党人提供住所，并表示如有不测，毁家也在所不惜。遗憾的是，黄花岗起义以失败告终，邓铿也不得不逃亡海外。

身先士卒迫降秦炳直

1911年9月初，陈炯明和邓铿等人秘密潜入淡水，首先在淡水发动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百余人围攻淡水警署，缴枪三十余支，子弹千余发。随后参加起义的民众愈来愈多，两日之间发展到五百余人。当时，起义军共编成七个大队，陈炯明为总司令，严德明、邓铿、陈经、丘耀西、陈焯廷、谢子瑜、黄德修等七人为各队大队长，邓铿兼司令部参谋长。9月8日，各队民军举起革命旗帜，到平潭白泥塘一带集中，布置驻守阵地，准备进攻惠城。

当时驻惠州的广东陆路提督秦炳直闻报，一方面忙不迭地募兵筹饷，另一方面又调各地巡防营兵到惠城候命。这时惠州府、县两城城门均有兵巡守，除府城大东门和县城西门留为交通孔道，仍旧开放外，其他城门一律关闭。

9月9日拂晓，革命民军千余人由白泥塘出发，其军事目标是夺取归善县城。时清兵巡防营六百余人集合在馒头岭（今文头岭）。11日民军在馒头岭与清军相遇，两军交战约五小时，互有进退和伤亡，清军以为民军英勇，不敢恋战而退守原防。次日战况仍呈胶着状态，未分胜负。第3日（即9月11日）两军激战于马安，民军冲破清兵防地，占据了险要的地区二圣宫。有史料记载当第一军进入永湖、马安之间时，清军援兵赶到，民军兵力少，且武器装备也远不如对手，前线一度告急。就在这危急关头，邓铿亲率生力军民兵百数十人加入作战，力敌清军数营之众，硬生生将敌军击破。在战斗中，邓铿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率众冲锋数次，连帽子的帽结都被流弹击中打飞，可见战斗的惨烈凶险。是役，清军元气大伤，不得不困守惠州城。

9月l6日，大势已去的秦炳直接受惠州知府徐书祥的相劝，同意献城。19日，惠州光复。秦炳直下令开通府城东门，恢复与县城的交通。当日上午8时左右，邓铿、洪兆麟等统率所部士兵，由县城出发，经水东街过浮桥直进府城，沿途商店燃放爆竹欢迎。各队民军相继进城后，由起义军司令陈炯明领衔发出布告剪发和安民，易归善县为惠阳县。

骁勇善战成孙中山股肱心膂

惠州一战，邓铿声名鹊起。广东全省光复后，邓铿升任广东陆军第一混成协协统，广东都督府陆军司长兼稽查局长，后改任都督府参谋长。广东都督胡汉民十分器重邓铿，想把胞妹嫁给他，但是邓不想给人落下高攀富贵的口实，竟婉言谢绝。

在广东军界中，邓铿称得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胡汉民掌粤时期，他被授为陆军中将，出任国防重地琼崖镇守使，后起兵讨伐袁世凯，与被袁世凯任命为广东都督的龙济光激战于三水，失败后逃亡日本。1914年，邓铿追随孙中山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军务部副部长。从此之后，邓铿一直是孙中山手中一颗得力的棋子，在讨袁（世凯）驱龙（济光）、护法援闽等战事中打了无数硬仗。在当时，邓铿与朱执信、廖仲恺被同视为孙中山的股肱心膂。朱、廖二人是政治活动家，邓铿则是掌握军权的重量级人物，孙中山在军事活动上已经到了缺邓铿不可的地步。

邓铿待人仁厚，律己廉洁，治家节俭，常常以减衣缩食来勉励家人。在福建征战期间，他对自己的要求尤为严格，“月受俸仅百二十金，即平日轻慢公者，亦为赞叹而敬服”。他经常对下属和朋友说：“近来人心常以做官为黩货途径，及其已得，则消耗与嗜。即稍稍储积，其结果不过增加自身罪恶，而陷后人于有恃无恐，不克振拔之地而已。”闻者皆服为名论。难怪胡汉民称邓铿为“武人之中，高节远瞩，惟公为能”。

1917年，粤军成立，邓铿任粤军总部参谋长。1920年，邓铿又被任命为第一师师长。在粤军中，第一师堪称全军模范，这离不开邓铿的强军政策与人格魅力。在当时，人们一谈起孙中山的基本革命部队就说到粤军，一说起粤军就说到第一师，而师长邓铿的人气又最高。从第一师走出去的著名将领，如李济深、邓演达、叶挺、蔡廷锴、蒋光鼐、余汉谋、薛岳等，皆以出身第一师为荣耀。　

广州销烟遭仇敌暗杀

邓铿治军严谨，廉政不阿，嫉恶如仇。他对军中不肖分子包庇烟赌的行径，毫不徇情，并多次派出宪兵，专门缉拿偷运烟土的官兵。有一次，他在广州晏公街缉获烟土两百多担，查明是陈炯明的部署洪兆麟、陈炯光、陈觉民等人伙同所为。邓铿与陈炯明虽是生死患难之交，但是邓铿并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召集广州各界代表和各国驻广州领事，共同监督将烟土焚于东郊。此举被当时的人们赞颂为林则徐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焚毁鸦片。有人劝他办事不要过于猛烈，邓铿则说：“怕死则不必作革命事业，丈夫宁玉碎耳，何虑？”但是，此时的邓铿还没有想到，他的正义之举，已经为他日后遇刺埋下了祸根。

1922年3月21日傍晚7时，邓铿从香港返回广州，在广九车站下车，即将登上汽车前，忽然人群中响起了枪声。邓铿身中两弹，一弹掠过腹部，微伤，另一颗子弹则贯胃部而出，重伤。邓铿中枪负伤后第一时间仍想奋力抓住凶手，但是伤重不支，只好马上命令司机赶回省署。见到陈炯明和家属亲人后，此时的邓铿已隐隐感觉到性命难保，遂告知后事，最后叹息说：“天下不能容好人，付之叹息而已。”就是邓铿临终前的这句话，引发了后来人的无限猜想。

邓铿并没有因为伤重在当天去世，而是被送到中法韬美医院紧急救治无效后，在两天后与世长辞，年仅36岁。据史料记载，邓铿的枪伤本来有希望治愈，但是由于邓患有轻微的肺痨，胃腹两处受伤引发了严重的并发症。3月23日上午5时，药石无灵，一颗闪耀的军事明星就这样陨落在岭南大地。

1935年，民国当局决议，在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内增订3月23日为“先烈邓仲元先生殉国纪念日”。胡汉民在该年追忆邓铿时曾说过一句话：“总理革命数十年，直接奉命为主义前趋之军人，当推仲元先生为第一人。”

邓铿卒后，被追赠为陆军上将，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之侧。邓铿之死在广东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许多城市都有悼念活动。这份悼念，直至今天仍能让人深切感受到，比如惠州西湖荔浦风清的“纪邓山庄”（今已不存），以及今天仍傲立丰湖的仲元亭；在广州，有肃穆的邓铿墓和仲元图书馆，仲元中学；在梅州，有仲元东路和仲元西路，还曾筹办过仲元职业学校等等，都是对邓铿永恒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