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秋元从小喜欢看报，从报纸上，他知道了红军长征、沈钧儒发起救国会、卢沟桥事变等新闻。

1938年春，仲秋元在邹韬奋主编的《陕北公学报》上看到该刊会计科招收练习生的广告，便去投考。由于仲秋元在学校里已会做账，所以他的考试成绩较好，顺利被招录，进入生活书店工作。

1938年夏，武汉会战时，仲秋元被分配到兰州，当时生活书店已发展到50几家分店。后来国民党特务抓人封店，到1940年，生活书店仅剩下6家。国民党放出话来：“你们趁早走，再不走，就不客气了……”

当时仲秋元还没入党，但敌人认定生活书店的人就是共产党员，将他也列入抓捕名单。书店让仲秋元紧急撤离，就这样，仲秋元搭车冲破封锁，来到四川。

刚到重庆，仲秋元就听说生活书店仅剩的6家分店又被封掉5家。

生活书店重庆分店有个会计叫何理立，后来成为仲秋元的妻子。何理立与江竹筠是同学，1939年入党，做过彭咏梧的联络员。后来彭咏梧与江竹筠假扮夫妻在重庆开展地下工作，两人有时也到书店去。因此，仲秋元与彭咏梧和江竹筠认识并相熟，但在当时，仲秋元并不晓得彭咏梧和江竹筠以及何理立都是共产党员。

日本投降后，仲秋元入了党，他的直接领导就是彭咏梧。

彭咏梧了解时局的复杂性，他对仲秋元提出明确要求：“你是三联书店经理，有许多事情可做，最重要的事就是把书店搞好，这是革命的阵地。重庆市委领导的学生运动，你一概不要参加。”

1946年，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后，反动派又于1947年6月1日深夜在重庆虚加罪名，乱抓乱捕了二三百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六·一大逮捕”。仲秋元也从家里被抓走，被关在渣滓洞。面对敌人刑讯逼供，仲秋元死咬住自己只是三联书店经理，没有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

在监狱一次放风时，仲秋元与江竹筠擦肩而过。就在这一瞬间，江姐仰脸朝天仿佛正在享受难得的阳光，一边轻声说：“我不认识你。”仅5个字，简洁得就像电报。江姐是用她特有的方式让仲秋元放心，她绝不会出卖他。此后，江姐从没找过他，也不在别人面前讲他，这是对仲秋元最好的保护。

仲秋元在监狱里与敌特做斗争。有一次，他见看守要找人整理食堂账目，便主动提出自己是会计科班出身，理账没问题。利用这个机会，他了解到狱警克扣难友生活费的情况，想办法透露给狱中地下党，发动难友绝食，迫使监狱方改善难友生活。

仲秋元管理监狱图书室时，巧妙地利用图书借阅证夹带小字条，传送外界消息，鼓励难友们坚持下去。他多方争取监狱看守黄茂财，让他将一些狱中消息传到狱外。

仲秋元被捕后，重庆各书店几十名经理多次商议营救办法，集体找到监狱长，要求释放仲秋元，哪怕出高额赎金也行。监狱长说：“他是共产党，你们也敢保？”大伙齐声喊：“我们只知道他是三联书店经理，当然要保他！”

梁漱溟先生等不顾个人安危，也向当局交涉，要求释放仲秋元，经多方努力，仲秋元在内的21人被胜利营救出来。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仲秋元曾为小说《红岩》提供素材，多次为昔日隐蔽战线斗争的同志如实提供证明材料，常应邀给青年们讲革命故事，直到94岁高龄，仲秋元还戴着老花镜且举着放大镜为《生活书店史稿》《三联书店史料文件集》的稿件审阅把关……

当我问及他给次子取名仲小路的理由时，仲老垂目良久，深情地说：“值得纪念的事和敬仰的人太多了！”

97岁的仲老清晰记得，在渣滓洞遇到一名叫蒲小路的孩子，十一二岁，看守让他每天扫地。仲秋元主动跟他说话，给他讲故事，给他吃东西，教他怎么应付看守……慢慢地，他们比较熟了。蒲小路也愿意接近仲秋元，说被抓来的人比看守好，不是杀人放火的魔鬼。后来，蒲小路还帮助仲秋元把蒋介石下野的消息传给难友们。

监狱有8间牢房，蒲小路打扫卫生时，就在牢房前一面扫过来扫过去，一面轻轻地拉长声音说：“蒋—光—头—下－台—了—”大屠杀时，特务们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蒲小路死在监狱里。

仲小路成年后觉得小路这个名字过于纤细，想另改名字。仲老得知后严肃地对儿子讲：“蒲小路这辈子装在我的心里了，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改名。”

仲老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纪念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参与编撰了《生活书店史稿》，主编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上下册）、《文化部工作记事》等。

仲秋元在新华书店总店工作的四年里参加了大量的制度建设。一是内部进发货制度的建设，二是与外部业务往来的制度建设，三是建立了统一的工作报告制度，统一的统计制度，统一的会计制度，使总店能及时掌握全店的进销存数据和经营管理状况，藉以作为改进经营管理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