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任白戈当时在打枪坝会场担任总记录。在大屠杀中，他从会场突围，从通远门跳城墙后渡过嘉陵江，九死一生，逃过一劫。

随后，他按照杨闇公的安排部署，与钟梦侠、刘成辉组成重庆党团临时特别委员会，负责“三三一”惨案的善后工作。在“三三一”惨案后的腥风血雨中，他千方百计地四处寻找战友，联络党员，率领幸存下来的党团员，整理惨案善后事宜，清理和恢复了部分组织。

“三三一”惨案后，白色恐怖弥漫整个重庆，革命陷入了低潮。无情的现实，逼迫任白戈来到成都，与川西党的负责人刘愿庵会商全省的工作。1927年秋，党中央派傅烈到重庆，成立中共四川省临委，并担任省委书记，任白戈任省委秘书。不久，他接到省委的命令，要他以特派员的身份立即到邻水，组织指挥暴动事宜。任白戈到邻水后，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暴动条件不成熟，决定暂不行动。随后，他被调回重庆。

1927年11月5日，中共四川省临委组织部决定，成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一届中共江北县委，由任白戈任书记，何祝嵩管宣传，李炳奎管组织。任白戈接受筹建中共江北县委的任务后，迅速来到江北县城，找到中共江北城学校支部书记何祝嵩和江北城工人支部书记李炳奎，研究建立县委的相关事宜。在江北县原有江北城工人支部、江北城学校支部、静观场支部和农民支部这4个支部的基础上，于1928年初正式成立了中共江北县委。同年4月，根据中央有关规定，要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成分，省委决定，由李炳奎任书记，任白戈改任组织部长，何祝嵩仍任宣传部长。

1928年夏，团省委书记彭兴道叛党，而彭兴道对任白戈一直有成见，省委决定将任白戈调离江北县委。七八月间，任白戈离开江北县，偕同在省委工作的王义林回到南充暂时隐蔽。随后，经省委允许，任白戈和志同道合的王义林、葛乔、任光俊一道到上海开展革命工作。

任白戈等人到上海以后，找到当时在沪东区招商局公学教书的杨伯恺、银雨苍、肖华清、陈子中和傅金耀。他们曾是重庆著名的教员，也是任白戈的老师。一到上海，任白戈就通过他们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在沪东区委领导下工作。

1930年初，招商公学的党组织与沪东区委失去了联系，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恰巧这时，招商局的局长赵铁桥被暗杀，局长换人，学校很多教员被解聘。任白戈被限期在暑假之前离开学校，从此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

失去党的组织关系后，任白戈并没有消沉下去，他下决心抓紧时间多读一些书，用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

1930年下半年，蒋、冯、阎大战时期，北京有几位原来和任白戈熟识的朋友，约他到北京一起筹办书店、出版刊物。任白戈本想通过他们接上组织关系，却因他们相继被捕而未能如愿。1930年底，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的校长张郁光到北平聘请教员。经陈泽恩介绍，任白戈和肖寄语、傅金耀等人应聘到曲阜二师做教师。

到校后，任白戈教西洋史、世界地理和论理（逻辑）学。不久，在任白戈的周围，就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教师和同学。1931年春假期间，他通过自己的学生裴康珍与山东泰安县委接上组织关系。重新回到党组织怀抱的任白戈在第二师范学校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不久就发展了程照轩、张天民、夏辅仁等人入党，成立了党的支部。后因托派分子告密，任白戈不得不离开学校，再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3年夏，任白戈不幸被国民党误捕，经过沙汀、史良的营救出狱。任白戈出狱后，知道“左联”是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组织，就下决心先参加“左联”，再解决组织关系。因此，出狱不久，任白戈就由沙汀介绍加入“左联”。

1934年前后，任白戈用杜微、甘丹、宇文宙等笔名，经常为《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写稿，发表文章。1935年7月，任白戈向周扬、夏衍提出暂离上海，到外地避居。随后，在史良的帮助下，任白戈以“雨田公”之名东渡日本。

1935年秋冬，任白戈根据周扬的指示，在日本成立“文总”，任白戈任书记，负责领导“左联”“社联”和外围进步文化团体。从此，任白戈在日本依靠“左联”和“社联”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积极扩大党的影响。1936年初，“左联”决定解散。为了统率东京留日学生中文化界的进步活动，任白戈成立了文艺界和社科界两个核心小组。

1937年春，任白戈离开日本，回到上海。

1937年9月，任白戈偕爱人李柯到了延安，在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的罗瑞卿的帮助下，找到了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汇报了自己脱党期间的工作情况。1937年9月，任白戈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当教师，讲授哲学。后来，任白戈调到陆军中学做校长。1938年3月，任白戈任抗大总校政治教员。在抗大，任白戈的组织关系得到恢复，并先后担任过政治主任教员，政治教育科副科长、科长。1942年，任白戈被调至抗大附属陆军中学当校长。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坚持独裁，悍然撕毁停战协定，掀起内战。正在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刘伯承、邓小平，电告任白戈立即赶赴延安接受命令。随后他调到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做宣传部长。

1947年7月，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向大别山挺进，到外线作战去了。任白戈调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十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跟随徐向前转战晋冀鲁豫地区。1949年9月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他被选为部队的代表，和胡耀邦一道到北京出席会议。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从南京出发西进大西南。出发前，二野政委邓小平交给任白戈六万元（旧币），叮嘱他与周钦岳、孙志远、天宝几个人随三兵团入川。10月28日，任白戈、周钦岳等4人随刘邓二野领导机关进抵武汉，并随军向西南进发。

重庆解放，百废待举。任白戈先后担任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兼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他加强时事政策的宣传，抓住理论与政治建设，创办了《重庆日报》，为重庆的宣传文化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4年12月，中央决定任白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1955年，在重庆市第一届二次人代会上，任白戈被选为市长；1956年在四川省人代会上，任白戈又被选为副省长，并任四川省委常委。20世纪60年代初，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任白戈任西南局委员；1964年又被任命为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1979年至1986年，任白戈曾担任四川省顾委委员、四川省政协主席和中央顾委委员。1986年8月23日，任白戈因病逝世。

任白戈在革命生涯里，与沙汀相知相处最深。自1929年二人在上海横滨路德恩里一间简陋的阁楼里认识后，长期相处。据沙汀回忆，任白戈“不只是了解我的为人，且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1929年，任白戈、沙汀等九人在上海创办辛垦书店。“辛垦”有辛勤垦植之意。

任白戈和沙汀在坚持办店方针以及实际业务上做了大量工作。任白戈先后翻译了《伊里奇的辩证法》《机械唯物论批判》两书，沙汀的第一部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也由辛垦出版，二人还组织编辑刊物《二十世纪》，在当时造成较大影响。

1933年夏，任白戈不幸被国民党抓捕，经过沙汀、史良的营救出狱。1935年，任白戈根据周扬的指示，在日本建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任白戈任书记，负责领导“左联”“社联”和外围进步文化团体。任白戈在日本依靠“左联”和“社联”组织群众，积极扩大党的影响。

从白戈同志任市委宣传部长到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17年间，戏剧艺术事业空前繁荣，出人出戏出科研成果，被全国戏曲界称之为“重庆川剧的黄金时代”，其中就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为了全面贯彻戏曲改革的方针政策，他从戏曲界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出发，批准成立了重庆市戏曲工作委员会，由文化部门的领导、戏曲专家、戏改干部、名老艺人组成，作为从事川剧、京剧等地方戏曲改革的专门机构，创造性的运行社会活动的方式，而不是单一的行政方式，以川剧为改革重点统一领导和部署全市的戏曲工作，既有权威性，又有群众性。他还经常亲自听取汇报，研究问题。这个委员会内只设办公室，5位工作人员，分工联系各个剧团，制定整理、改编、创作的剧目规划，主持讨论、研究、剧本及表演、导演问题，主编出版川剧剧本丛书和川剧艺术研究专辑，总结出“几套锣鼓一齐打”的一整套戏改经验，成绩卓著，硕果累累，多次受到国家文化部的表扬。

珍视和尊重川剧艺术传统，是白戈同志一贯的思想。1952年我调到宣传部文艺科不久，就随白戈同志到市文化局检查川剧工作。为了纠正和克服当时戏改工作中出现的粗暴与保守两种倾向，白戈同志亲任工作组组长，成员由宣传部和文办的干部多人组成，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分别召开各方面的座谈会。他亲自听取名老艺人、戏改干部和文化主管部门的意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作了总结讲话。他没有指责任何人，而是从如何认识川剧艺术优秀传统着眼，精辟分析精华与糟粕之所在，阐明贯彻推陈出新方针的正确性，使文化局和川剧院的领导、戏改干部和艺人都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保护了大家进行戏曲改革的积极性。

白戈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川剧艺术来自民间，扎根在群众之中，为人们喜闻乐见。一些戏蒙上了封建主义的灰尘，但也往往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追求。在戏改工作中，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对待文化遗产的精神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十分审慎而又正确地辨别精华与糟粕，予以取舍；有些东西一时把握不准，不要轻易丢掉，可以暂时保留。在全市戏改干部训练班上，他又作了专题报告，全面阐述了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即《五·五指示》）精神，指出“改戏、改人、改制”的关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既要反对急躁粗暴，又要防止因循保守。他提出会后要采取“先易后难，先存后改”的步骤，既慎重又稳妥地进行戏曲改革，使后来的戏改工作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白戈同志关爱川剧工作，常常采取抓住主要矛盾重点突破的方法解决主要问题。1960年冬至1961年初，重庆市为准备川剧进京汇报演出，组成重庆市川剧演出团，集中在三书场（山城曲艺场）整理和改编排练了《红梅记》、《荆钗记》《绣襦记》《荷珠记》等一批优秀传统剧目。其中将《绣襦记》列为重点加工的剧目就是他提出来的。市文化局和川剧院根据他的意见，专门成立了修改小组，剧本大改了四、五次之后，又边排边改，他几乎是排一场看一场。时值冬季，他看完后就让大家围着火盆而坐，从对戏的主题思想的把握，人物性格的刻画、主要演员的表演要求，喜剧风格的展示等方面，谈他自己的意见，又听取大家的议论；对有争议的涉及川剧的思想艺术方面的问题，总是引导大家各抒己见，求同存异，在排演中逐步加以解决；最后归纳成切实可行的修改方案，交导演、编剧去执行。这样既民主又集中的领导艺术，使《绣襦记》的改编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和谐统一，成为川剧舞台上长期保留的优秀喜剧剧目。1961年3月，重庆市川剧演出团带着这批节目赴京演出，受到了首都文艺界和广大观众的好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主持召开了川剧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肯定这几出戏都是川剧推陈出新的优秀成果。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和徐平羽，在会上分别发言，充分肯定了重庆市在挖掘整理传统剧目和培养新人方面的成功经验，并向其他剧种推广。后来文化部还对重庆市在挖掘整理川剧传统剧目工作上的突出成绩给予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