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4 14:45
任钧（1909.12.26~2003.03.23）,原名卢奇新，后改为卢嘉文，笔名有卢森堡、叶荫等。1909年12月26日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祖籍广东梅县隆文镇文普村。1926年开始诗歌创作，1928年后历任太阳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诗歌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员，大夏大学、四川省立戏剧学校教授，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著有诗集《冷热集》《战歌》《任钧诗选》《为胜利而歌》，诗论集《新诗话》，译著长篇小说《乡下姑娘》《爱的奴隶》，专著《俄国文学思潮》《艺术方法论》《托尔斯泰最后日记》等。
任钧出生于印尼的一个小岛，籍贯是梅县隆文镇文普村。原名卢奇新，后改为卢嘉文；曾用过笔名卢森堡、森堡、叶荫等。早年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时，加入了进步团体新学生社，后来又参加了共青团，与左联诗人冯宪章（兴宁新圩人）是同班同学。两人都担任了学生会的干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同时对文艺产生了浓厚兴趣。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当时创造社出版的文艺作品和蒋光慈等人的诗歌、小说。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后不久，在梅县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与一批工人、学生参加了梅县的武装暴动，曾一度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政府。暴动失败后，学校被关闭，他与冯宪章等几十位师生被明令通缉，有些人被捕了，有的被枪毙。他和宪章躲到西阳小镇的一所小学里暂住。但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他们随时有被抓的危险。他们只好分散躲避，宪章回到家乡兴宁，后来又去了上海；任钧则跑到福建永定一带，后被一位老师介绍到平远一所中学教书，借此隐蔽下来。
在东山中学读书时，任钧就开始写一些短篇小说和短诗，有一部分发表在铅印的校刊上，有几篇作品发表在汕头的《岭东民国日报》上。他是一个出生仅五十三天母亲就去世的南洋孤儿，五六岁时由祖母从遥远的印尼西里伯斯岛带回故土。至今仍保存了一首在中学时代写的诗《我的母亲》：“生孩两月去慈怀，十岁桩残命运乖；怅望南洋长挥泪，双亲骸骨葬天涯。”
1928年9月，任钧考进了上海复旦大学，由冯宪章介绍参加了太阳社，开始与蒋光慈、钱杏邨（阿英）认识，并在太阳社的刊物《太阳月刊》《拓荒者》《海风周报》上发表作品。此时的署名是卢森堡或森堡，因为他很崇拜德国革命家卢森堡，自己正好姓卢，便以此为笔名。1929年夏天，他离开上海到日本留学，考进了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冯宪章比他早一年到日本，对情况比较熟悉，日语也讲得比较流利，于是便成了他的向导和翻译。与他先后来到日本的还有蒋光慈、楼适夷等。在蒋光慈的建议下，成立了太阳社东京支社，互相交流一些对日本文艺界现状的理解和看法，讨论国内文坛的各种情况。1930年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太阳社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左联”。在日本的作家建立了“左联”东京分盟，先后参加这一分盟的成员共十多人，其中包括胡风、聂绀弩等人。冯宪章因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党组织活动，1929年10月3日被日本警方逮捕，在囚牢中受尽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释放后即被遣送回国。他在上海参加了“左联”的成立大会，可是，不久他又在一次示威行动中不幸被捕，并被判了三年徒刑。1931年8月上旬，还在东京的任钧忽然意外地接到宪章从牢里设法托人辗转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在狱中病得很厉害，要他想办法在上海找一个熟人给他捎一些钱和衣物去。但是这封信来得太迟了！任钧来不及办这件事，上海已传来了宪章病殁在狱中的噩耗。诗人年仅23岁，死后只留下一本诗集《梦后》，还有三部诗稿被查禁后不知去向。著名诗人、作家蒋光慈也于同年同月在医院中悲惨地病逝。直至晚年，任钧仍对这两位英年早逝的诗友念念不忘，深情地为他们写了回忆文章。
1932年初，任钧从日本回到上海，被安排到“创作委员会”工作。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左联”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由周扬担任书记，胡风任宣传部长，任钧担任组织部长，从此成为“左联”核心领导成员之一。这一段历史，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当时，鲁迅、茅盾都住在上海，为回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他们一般可以不参加“左联”的工作和活动，只是在必要的时候由领导成员与他们约定时间和地点碰头，向他们汇报情况、商量问题。碰头的地点，大都选在离鲁迅住家不远的北四川路一带的饭馆里，用聚餐的形式，边吃边谈。几乎每次都由鲁迅先生抢着掏腰包。任钧后来写了不少纪念鲁迅的诗文，由冼星海谱曲的歌词《挽歌》，是为悼念鲁迅先生逝世而作：“太空里陨落了一颗巨星/黑暗中熄灭了一盏明灯/去了/永远地去了/你一代的文豪/像孩提没有了慈母/像夜行人失去了向导/千万人都在同声哀悼……”他曾向鲁迅请教过有关新诗的创作问题，终生牢记鲁迅先生对他的教诲：“千万不要把诗歌写得别人看不懂，也不要把诗歌写得散文化，要认真向民歌学习……”
在此期间，任钧还与诗人穆木天、杨骚和梅县隆文的同乡蒲风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诗歌会”，编辑出版会刊《新诗歌》。他开始写政治讽刺诗，1936年汇编成《冷热集》出版。这本诗集被认为是自“五四”以来，新诗坛上的第一本讽刺诗集，是中国新讽刺诗的奠基石。
抗战期间，是任钧诗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由上海辗转来到武汉、成都、重庆等地，沿途为《救亡日报》撰写所见所闻的短篇通讯和宣传抗日救亡的诗歌。1938年春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出版机关刊物《笔阵》。在旅居重庆时，出版了三本抗战诗集，即《后方小唱》《为胜利而歌》和《战争颂》；两本独幕剧集，即《新女性》和《中华女儿》。而早在1937年，他在上海就出版了抗战诗集《战歌》，其中的两首诗《妇女进行曲》和《车夫曲》，分别由作曲家任光、沙梅谱曲，在全国各地抗日群众中传唱。激越高亢的旋律，热血沸腾的激情，鼓舞着全国大众团结抗日，他的《祖国，我要永远为你歌唱》，饱含爱国情怀，有一唱三叹的魅力，是一首佳作。全诗共22节，11段。每段的第一节都重复“祖国，我要为你歌唱”：
祖国，我要为你歌唱！/但我不是一只画眉，/更不是一只夜莺，/我的粗糙的歌喉，/传不出婉转的柔腔。
祖国，我要为你歌唱！/但我不要歌唱万里长城，/也不要歌唱浩荡的长江；/因为长城挡不住敌骑的南侵，/长江已经变成了别人的“军港”……
祖国，我要为你歌唱！/我要唱出你现在的忧患，/也要唱出你未来的希望；/我要唱出漆黑的暗夜，/和那暗夜中透露的曙光……
1985年8月15日，年逾七旬的老诗人、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任钧，见到报载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率领阁僚多人，于日本战败纪念日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愤慨无比，于当晚挥毫写下了一首讽刺诗《三个幽灵谈心》：
希、墨两魔的幽灵大感诧异：/东条近来居然春风满面、得意忘形！/“啊，莫非突然发生了什么新情况？”——/不免一同去神社问个分明。
东条一听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责怪老搭档们信息不灵；/他说：“如今连首相也来对我参拜哩，/别泄气，你我的衣钵何愁没人继承！”
这首投枪式的讽刺诗，一针见血地戳穿了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军国主义招魂的丑恶嘴脸，生动幽默，发人深思。当时，著名漫画家詹同先生还为该诗配了一幅漫画发表在报纸上，影响很大，至今仍让人感到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诗人虽去，其韵犹存！
爱与仇（中篇小说）1930，现代
冷热集（诗集）1936，上海诗人俱乐部
战歌（诗集）1937，乐华
后方小唱（诗集）1941，上杂
新女性（剧本）1942，华中
为胜利而歌（诗集）1943，国民图书出版社
战争颂（诗集）1945，华美书屋
中华女儿（剧本）1945，国民图书出版公司
新诗话（理论）1946，新中国出版社
任钧诗选 1946，永祥
发光的年代（诗集）1948，星群
新中国万岁（诗集）1950，上海正风出版社
十人桥（诗集）1951，文光
原名卢嘉文的任钧先生生于1909年，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早年在原籍东山中学读书时就开始对文艺，特别是诗歌发生浓厚的兴趣。1928年到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留学。
从上世纪30年代起，任钧便以自己的诗作为“武器”，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那时，他经常用笔名“卢森堡”。他曾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部长。任钧指出：“诗人应该从正面去把这血淋淋的现实作为他作品的血肉，去产生他的坚实犀利的诗歌，然后再用那样的诗歌去催促和鼓励全国给敌人蹂躏践踏剥削得遍体鳞伤的大众，为着正在危亡线上的民族和国家作英勇的搏斗”。他后来于1936年初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并在发起人宣言上签名。
除了撰写抒情诗之外，任钧还经常创作讽刺诗，嘲讽和鞭挞黑暗的旧社会、反动派及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于1936年出版了《冷热集》，这是中国新诗坛上出现的最早的一部讽刺诗专集。此外，他还陆续出版了《战歌》《后方小唱》《为胜利而歌》《战争颂》《发光的年代》《新中国万岁》《十人桥》《任钧诗选》等诗集；诗论集《新诗话》。他曾出版中篇小说、独幕剧集和译著等9种。
建国前后，任钧还创作过不少歌词，有的歌词由作曲家冼星海等谱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他曾在诗集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当前是个天翻身地打滚的时代，是个人民大解放的时代，也可以说，这是个诗的时代。在诗的时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诗人。”他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就是《新中国万岁》。他创作的《全国人民齐欢唱》，热情讴歌开国大典，获得全国群众歌曲创作奖。
1950年，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在一次大会上，任钧即席创作了《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作曲家司徒汉当场谱曲并在会场教唱，这首歌很快唱遍大江南北。《走向国防的最前哨》，是任钧创作的又一首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的诗歌。无数热血青年就是高唱着这首歌，踏上保家卫国的征程。这两首歌曲，在1953年国家文化部和中国文联联合举办的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中分别荣获二等奖和三等奖。
建国初期，任钧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1957年调至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在“十年动乱”中，任钧成为重点对象之一，被审查靠边的时间很长。他说，“运动一开始就叫我交代‘四条汉子’的情况，一直没完没了。可是，无论在牛棚或是在拘留所里，我都从不消极悲观，始终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镇静态度；因为我相信：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有些事情现在说不清楚，如果真有道理可讲的话，以后总会搞清楚的。”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解放后从未有过的真正的春天！”
他对《九三上海社讯》编委工作十分认真，尽管他那时年事已高，但只要编委会举行会议商议编务，他总是尽可能地出席，并且很直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任钧先生为人十分谦和，那时他的寓所在衡山路旁，每次笔者上门去联系工作，他都会坚持送客，一直把笔者送到衡山路的人行道上。
上海九三学社文艺支社的活动一直开展得红红火火，任钧是文艺支社的一员。该支社的主委、著名漫画家詹同先生与任钧先生一起多次合作诗画配在社刊上发表，记得其中一组诗画配为《三个幽灵谈心》，还有任钧先生写的附记，另一组诗画配为《洗刷不干净》，都是讽刺日本军国主义的。詹同先生曾把诗画配《三个幽灵谈心》先后寄给本市两家报社，均遭退稿。因此，詹同第三次便把诗画稿寄往四川。1985年9月3日，这一作品——诗、附记及漫画配图全部在四川《成都晚报》第四版发表，有趣的是，在同一版面上同时又重新刊发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当年《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感谢四川人民》。詹同先生于1995年曾为此撰写了一篇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回忆文章，他在文中指出：“这桩事虽然过去已十年，《三个幽灵谈心》诗画配这一有趣的面世经历，我却始终不忘，这也是我与诗人任钧的一次颇有纪念意义的合作，因此，我将其选进我的两本漫画集。”
拨乱反正后，70多岁的任钧焕发了艺术青春，担任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的教授。他在上海师大校报上发表《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一诗，回顾、反思了非常岁月，表明了轻松、豁达的心情。
1984年，任钧与漫画家詹同便合作了一组诗画配，描绘了苏南乡村在党的富民政策引导下的变化，“党的好政策早就叫种田人由穷变富”。1986年，他俩还合作了另一组诗画配《一切向钱看》，讽刺了“拜金主义”，“他们有的以权谋私，有的制造假药，什么道德、法规，什么国格、人格？什么骨肉恩情，什么崇高友谊？早就不合时宜！”
任钧先生的诗歌新作讴歌了祖国改革开放后美好的新生事物，也抨击与讽刺了一切丑恶的人和事，体现了他在创作中爱憎分明的感情。
文如其人，“诗人任钧是一个永远保有童心的人，天赋的幽默诙谐秉性，赋予他对待生活和世界始终是乐观的。”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正如他在《新诗话》中所说的那样：“真、善、美的诗篇，一定是由诗人用生命、和血、和泪去写出来的，决不是用‘笔’去‘做’出来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世界——诗人便是比一般人更能热爱生活、人类、世界的人。”2003年2月18日，任钧在去世前33天留下了“诗言志”的手迹：“生活——这便是艺术的源泉，一切创造力的根基。没有生活，便没有文学艺术。”他，一直以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块“铺路砖”自豪、自省。
2003年3月23日，任钧在上海病逝，享年94周岁。他早年大声疾呼“诗歌是时代的旗帜”，他一生正是高举诗歌大旗，来反映时代的变迁与发展。
32万余字的《诗笔丹心——任钧诗歌文学创作之路》包括“诗歌篇”、“论新诗”、“回忆篇”等内容，该书能得以顺利编辑出版，正如该书的编者、任钧先生的二女儿卢莹辉所说的那样：“首先归功于父亲在半个多世纪的战火动乱、世事变迁中尽力保存了自己的主要作品、文稿。整理这些书稿时不由得大吃一惊，没有想到父亲留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资料。”
任钧先生的家属决定任钧留存下来的具有很重要的文学史料价值的创作手稿以及他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部分出版物和那个时期的部分日记，以及“文革”后与一些作家友人之间的信函，均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