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克里玛与其他作家一道抨击了文化审查制度。

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苏军进入捷克，克里玛应邀去美国密苏里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

1969年，伊凡·克里玛谢绝了朋友们的劝告回到捷克，随即失去了工作。为了生计他做过救护员、送信员、勘测员等工作，同时作为自由撰稿人写作。有20年时间他的作品在捷克完全遭到禁止，只能以“地下文学（萨米亚特）”的形式在读者中流传。克里玛经常被警察总局叫去谈话，不过从来没有被逮捕。

1989 年，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使伊凡·克里玛的作品重新得以出版，此后他开始担任国际笔会中心捷克分会主席，后改任副主席。他坚决地拒绝进入议会，拒绝任何行政职务，只当作家。

2002年，克里玛获得捷克共和国杰出贡献奖章，此后又获得“卡夫卡文学奖”，成为该奖的首位捷克藉获奖者。

2009年，出版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

以上参考

伊凡·克里玛的小说创作继承了卡夫卡的主题：一个人的生活遭到侵犯，却无力反抗；他即使躲避到性爱中，仍归于失败。他的小说题材广泛，但基本着陆于性爱和社会两大主题：在没有了上帝的世界里，人的孤独和人与人沟通的无望； 另外便是个人与强大机构之间的冲突。在集权制度下写作，文学成为生活和理想的捍卫，成为真理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特殊的表达中让人感受人物苦涩的命运，感受苦涩生活里的慰藉与挣扎。克里玛以自己的作品抗议生活的消极、无序、一成不变，探索男女爱情、婚外恋和死亡的关系，用意外的遭遇展示命运的不可预期。他倡导作为个人及公民的道德责任感、宽厚和人文的价值观。他善于用紊乱的情爱去表现辛酸的现实，让人慢慢品味其背后的荒谬。性爱作为个人存在的方式，成为躲避强悍制度、荒凉现实的最好庇护。

克里玛的作品有两个基本点：情欲和死亡。情欲是宣泄口，是真实生活和生活意义的具体体现，也是调剂品。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有无数个情人，而且基本上一见面就做爱，做爱成为情人对话的特殊方式。死亡则是前提，是背景，是潜在的敌手，是压舱物，也是悲观或乐观的最好理由，甚至还涉及到克里玛最初的写作动机：用创作来抗衡死亡，许多思考也都围绕着这一前提展开。情欲与死亡两个点恰恰最能反映人的微妙心理和精神风貌，它们既互相依赖、互相衬托，又互相抵触、互相瓦解，形成一种张力。

克里玛体验了纳粹与苏联制度这两次人类自由的毁灭。对他来说，现实比梦魇还要更富于想象，要在小说中写出荒诞和无奈，如实地刻画现实就足够了。《我的初恋》与《一日情人》这几部短篇小说集都表现了克里玛的一贯主题：性爱与政治。在一个压制人性的社会，每个人都被迫面对体制对生活的侵害与欺骗，即使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种种谎言。《我的金饭碗》可以看作克里玛在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诸如去郊外画画、传递禁书、参加考古队、化装舞会、充当快递员、土地测量员等。就像小说的题目一样，这些故事有着反讽的意味，虽然都是一些无事的麻烦，没有恐怖残忍的场面，但却给人一种面对命运的无助感觉。极权并不总是一味板着残忍的面孔，它也喜欢用无聊来消遣人。当局很清楚，人类尊严是极权制度的天敌。如果整个社会还保有尊严，极权制度连一天都维持不下去，所以当局才要用恐吓来压制人民的声音。然而，对于克里玛来说，他已经习惯了淡然处之。他把这种恐吓视作荒诞，想要有尊严地生活，就必须战胜恐惧。

克里玛早期“地下文学（萨米亚特）”最重要的价值是有勇气冲破检查制度的高墙，表现出文学应有的尊严，即对人类自由精神的维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的几部长篇小说，如《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仍然是一部关于逃跑的小说，边界的主题再次出现。故事始于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通过穿插回忆，将极权体制下的生活与转型后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由于每天都要应付被监视的生活，缺乏思考的时间，“地下文学（萨米亚特）”时期克里玛的作品大都是短篇小说，采用的多是新闻报道式的记事手法，似乎只是想要如实记录下寻常遭遇，作为时代的见证。但由于太过于对自我日常生活的写实，因而也缺乏有深度的刻画。只是在捷克制度转型后，克里玛才有了充裕的时间和距离感，去思考制度与人性的关系。

克里玛的风格是写实的。他喜欢以“我”为题目，如“萨米亚特”时期的小说《我的初恋》、《我快乐的早晨》、《我的金饭碗》，以及捷克转型后写的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都是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他更愿意通过“原封不动地”描述一个个故事来呈现世界的悖谬和人性的错综。表面上“原封不动”，实则上却有着对人生最精细的敏锐和最深切的感悟。他的那些有关爱情、婚姻、良知、忠诚和背叛、灵与肉等等主题的故事也因此更能贴近读者的心灵。

克里玛不像昆德拉那样讲究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哲学意味，不像哈维尔那样注重文学的使命、职责和斗争性，也不像赫拉巴尔那样追求手法的创新和前卫；他显然更看重质朴和自然，要在质朴和自然中贴近世界、生活和人性的本质。克里玛的小说手法简朴，叙事从容，语调平静，讲述的往往是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整体上看，作品似乎都很平淡，但平淡得很有韵味，是一种大劫大难、大彻大悟后的朴实、自然和平静。克里玛总是千方百计地隐藏自己，他诚恳地给读者讲几个故事或一段生活，然后完全由读者自己去回味、去琢磨。他能从第一刻就消除同读者之间的距离，作品无疑更加接近生活和世界的原貌。他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有极强的幽默感，有极强的忍耐力，喜欢寻欢作乐又不失善良的本性。而这些正是典型的捷克民族特性。没有这样的特性，一个弱小民族在长期的磨难中，恐怕早就消亡了。克里玛相信捷克民族早就练就了一套应付生存的超级本领。

以上参考

一颗鲜为西方赏识的文学瑰宝……一位巅峰时期的捷克大师。——《波士顿环球报》

伊凡·克里玛……四十年来一直在记述在废墟和流沙中追寻幸福的故事……这些受过伤害的人闪耀出人性之光……脆弱而有瑕疵的人追逐他们不定性的渴望、扮演不光彩的英雄，直至最后一刻。——《纽约时报书评》

克里玛先生所塑造的角色如此真实可信——充满瑕疵、脆弱、迷茫、生活化。在他们取得真知灼见或终于能够沟通彼此那一刻，我们由衷感到意义非凡。就像契诃夫，作家克里玛先生有能力向我们展示平凡生活的不凡之处。——《华盛顿时报》

不输于任何人，克里玛重构了二十一世纪小说。巧妙结合了散文和小说的长处，他创造出具有莎剧人物般影响深远的角色……《没有圣人，没有天使》是一部并不张扬的杰作。——汤姆·戴夫林《普罗维登斯报》

从压抑旧制度下的生活，到自由新纪元下的问题和令人失望之处，克里玛笔下的人物演绎贯穿了整个区间……克里玛在探索过去的同时仍然聚焦当下。——《新闻周刊》